领导讲话
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总结2014年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明确2015年重点任务。
一、认清形势，增强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过去一年，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转政风，改机制，强监管，严政纪，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政风转变迈出较大步伐。围绕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多次派出督查组并加强跟踪审计，基本覆盖各省（区、市）和国务院主要部门，推动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促进了勤政廉政。认真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国务院“约法三章”，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得到控制，对370多个违规建设项目限期整改。彻底核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全面清查超配的干部，对“吃空饷”问题正在集中治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比上年下降10.3%。这些都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源头防腐加快推进。我们以改革促防腐，继续下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先手棋”，又取消和下放39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两年来共取消和下放700多项，本届政府承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目标提前实现。再次修订并大幅缩减投资项目核准范围，取消和下放38项核准事项。放开5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下决心改革商事制度，实行先照后证，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新登记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促进了大众创业就业。同时，坚持有破有立，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动产登记、企业信息公示等基础性制度。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的发生。
三是资金监管持续加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比上年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推进预算公开，中央财政和部门预决算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推动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的公共资金“守护神”和反腐“尖兵”作用，加大对存量资金、农林水、土地和矿产资源、国有资本、保障房建设等审计力度，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4000多亿元，查出违纪违法案件线索3800多件。严肃财经纪律，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单位11万户。这些措施对保障公共资金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四是执纪力度不断加大。对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纪处分，有的开除公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加大对失职渎职行为问责力度，严格追究责任。严肃查办行政审批、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出让、工程项目、惠民资金和专项经费使用等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对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违规违纪问题坚决纠正，严肃查处。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震慑。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系统廉政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政纪意识淡薄，对改革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够坚决有力，落实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对工作消极敷衍、等待观望、畏首畏尾。纠正“四风”不彻底，逢年过节等重要节点违反规定的问题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个别地方和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串案窝案，影响极为恶劣。尤其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还没有根除，权力寻租空间仍然存在，制度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政府系统廉政建设任重道远。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公正，侵蚀人民权益，极大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风险。我们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反腐倡廉，以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毫不松懈地把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向深入。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多还要大，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政府系统要以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制度约束为重点，以正风肃纪为抓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勤政为民，放好权，管住钱，抓落实，惩贪腐，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放权限权，坚决打掉寻租空间
简政放权是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之举，也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方面我们的决心是坚定的，行动是坚决的。近两年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等事项，放宽市场准入，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同时，放权限权对防治腐败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权力集中的地方往往腐败多发，从去年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看，60%以上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权力过多又缺乏监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治腐需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简政放权具有激活力、推发展、促廉政、反腐败的“一举多得”之效。
一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简政放权虽取得重大进展，但这项改革远没有结束，还要一鼓作气向纵深推进。许多企业和群众反映，现在审批还是多，特别是投资项目前置审批环节多、手续繁、时间长、效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所以简政放权还要加码，今年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中央设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放权不仅要看数量，更要重质量，尤其是那些对社会投资创业影响大、含金量高的事项，能取消的都要取消，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非行政许可审批要全部取消，坚决堵住这个“偏门”。这里面寻租空间很大，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现象屡禁不止，既延滞了经济发展进程，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受到腐蚀，有的是主动拿权寻钱，有的是被别人拿钱砸权，两者拍到一起，许多腐败问题就产生了。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标准，缩短流程，限时办结，推广“一个窗口”受理、网上并联审批等方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减少权力寻租。当然，放权的同时还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要坚决消除审批的“灰色地带”。放权就要放到位，而且要放而有序、活而不乱，防止改革红利被截留蚕食、对冲消减。我到地方调研，听到基层反映，有的审批“明放暗不放”，有的名义上取消了，但换了个“马甲”，又以备案的名目出现了，办理过程和审批差不多。还有更突出的，就是政府放权降低了“门槛”，但有的地方中介“高墙”依然林立。有的中介打着政府的旗号，服务乱，收费高，搞垄断，被社会上称为“二政府”、“红顶中介”。有的行业协会，依托主管单位的权力，对企业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如不交钱登记，企业就不能在当地承揽项目。这些中介乱象，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也为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对这些问题，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这里强调，国务院已经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任何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保留，也不能以备案之名行变相审批之实，更不能把权力转交给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承担。明确下放给市县政府的权力，任何一级都不得截留。要对中介服务进行清理，破除垄断，规范收费，加强监管。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条。
三要扎紧管权限权的制度“围栏”。权易滥用、滥则腐败。如有的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耍尽“权”威，大肆敛财，“小官巨贪”。究其原因，就是公权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了个别人谋私利的工具。所以政府在减权放权的同时，还要以刚性的制度来管权限权，念好权力“紧箍咒”。要用法治的“金箍棒”给政府权力划定边界，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打造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金钥匙”。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能做什么，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能干什么。通过建立“三个清单”和打造公开便捷的服务平台，构建激发企业活力的机制，给市场让出更大空间。这实际上也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办事难、成本高，这都是不应该的。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积极推进制定权力清单及责任清单。还要探索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是要梳理政府职权和修改法律法规。从今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务院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凡是于法无据、有损群众合法权益的，都要抓紧废止或进行修改。地方政府也要做好相关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同时，改革过程中涉及现行法律法规需要修改的，要按程序及时修订，为改革发展和廉政建设提供保障。当然，放权限权的同时，也要强化责任，加强监管。放权不是责任小了，而是责任大了。在推进法治政府过程中，要把清单制度建好，也要把人用好管好。
三、严管公帑，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公共资金是纳税人的“辛苦钱”，都要用得其所，一分一厘都不能浪费，这也直接反映政府的管理水平。从近年来审计情况看，发现有大量资金沉淀，这是很不应该的。一方面各地税收大幅下降，都喊着缺钱，解决各类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给基层公务人员涨工资、发补贴，都要用钱。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金趴在账上没用，其中的原因要查清楚。财政资金跑冒滴漏、虚报冒领等问题还很突出，抽查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林水和扶贫资金发现，有100多亿元被套取挪用，有的还被用于搞形象工程。扶贫款、保命钱都敢随便乱动，真是胆大妄为。这也说明公共资金管理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必须以更大力度加强监管，看好用好每一笔资金，更好支持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第一，政府收支一律纳入预算并公开。财政是庶政之母，预算是整个财政管理的纲领。严管公共资金，首先要管好预算这个“龙头”。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做到预算一个“盘子”、收入一个“笼子”、支出一个“口子”。要改革和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今年再减少三分之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必须把公共资金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不仅中央本级，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预决算都要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基本支出要公开到经济分类的“款”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要分项目分地区公开。这样做，就是要把公共资金的用途，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向老百姓交出一本能看得懂的“明白账”。同时，政府工作的许多环节都涉及资金和权力运行，要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向社会公开，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都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让公共资金和权力在“探照灯”和“摄像头”下运行。
第二，所有公共资金一律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是看钱管权的“卫士”。要推动审计监
督全覆盖，对所有纳入预算的公共资金、重大投资、重点工程执行进度和效果进行全过程监督，审深审透。今年国家对铁路、水利、环保和棚户区改造等领域重大投资较多，铁路投资总规模预计将达8000亿元以上，这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关键作用。审计要盯紧每个项目，看好每笔投资，牢牢守住资金安全的“底线”和防腐败的“红线”，决不能让国家投下去的钱打水漂，更不能被腐败分子鲸吞蚕食。
第三，长期趴窝的沉淀资金一律调整回收。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刚性支出增长压力加大，政府更要精打细算，理好财，管好钱，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要上下联动、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金，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摸清存量资金情况，分门别类提出处理方案，尽快把沉淀的资金调整用到保民生、补短板、增后劲的“刀刃”上。同时抓紧建立长效机制，防止形成新的沉淀。决不能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而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又“呼呼大睡”。财政拨下去的钱都是有时限要求的，从今年开始，所有超期未用的资金都要按有关规定收回，而且对该花不花、造成闲置浪费的还要追究责任。
同时，对国有资产和企业要从严监管。国资姓国，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决不能让全民资产变成少数腐败分子的“私人钱袋”。在推进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要重点规范国有资产评估转让，加强国有产权交易流转监管，严格操作流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加强对企业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运作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杜绝暗箱操作，坚决堵住利益输送的“黑色管道”。严格执行国有企业负责人廉洁从业规定，刹住奢侈浪费不良风气。
四、勤政有为，推动重大决策落实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去解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推动科学发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政策措施，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有效但还不够理想。去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为什么工程上不去，要从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找原因。应当看到，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该负的责任不负，该干的事情不干，不符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不符合依法履职的要求，不符合反腐倡廉的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勤勉敬业、善谋善为，始终把干事创业谋发展、抓落实、惠民生作为最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
一是重大任务要明确分工。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目标、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重大投资项目和民生工程，经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批准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要分解任务，细化要求，明确分工，逐级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确保事有专管之人，人有明确之责，层层传导抓落实的压力。
二是重点工作要严格时限。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今日事今日毕，不能唱“明日歌”。重点工作要一天一天排，一月一月算，半年一小结，全年算总账。对重大投资项目要倒排工期，在符合程序、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往前赶，确保进度，发挥政策效力。今年我们推进节能减排，治理大气和水污染，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再解决60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等，都是约束性指标和硬任务，必须及早谋划，确保按期完成，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三是决策部署要督查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对工作要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确保事
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督查是抓落实的“利器”。今年要开展“督查落实专项行动”，加大督查力度，创新方式，真督实查，敢于碰硬，对发现的问题要拉清单，建台账，限期整改，对账销号，切实消除“中梗阻”，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四是对懒政怠政要严肃问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因执行不力、政策落不了地，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不能完成，严重影响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问责的问责。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在市场监管、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同时，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中央已经确定，要给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调资特别是增加基层公职人员收入，各级政府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既要开“正门”，激励广大公务员干事创业、实现人生价值，把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重实绩，讲实效，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大显身手，让大批敢于担当、有能有为的“千里马”竞相驰骋，该表彰的要表彰；又要堵“后门”，防止那些门难进、脸难看、吃拿卡要的现象发生。
五、标本兼治，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在行动，贵在坚持。腐败问题具有复杂性、反复性、顽固性，必须从源头抓起，强制度、建机制，既治标、又治本，高悬法治“利剑”，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要遵章守纪纠“四风”。从前段时间专项巡视情况看，一些地方和单位违反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落实国务院“约法三章”打折扣、搞变通，甚至顶风违纪。这说明“四风”问题十分顽固，草除根还在，极易冒头反弹，必须锲而不舍，紧盯不放，严抓不懈。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大力倡俭治奢，持续推进政风作风转变。“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带头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决不允许有例外、搞特权。
二要惩防并举肃贪腐。这是反腐败的“撒手锏”。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惩戒。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问题。严厉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三要依法治腐建机制。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带头尊法学法、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促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这里需要强调，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政府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坚持“一岗双责”。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班子成员也要负起责任，抓好职责范围内和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各级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廉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实。
反腐倡廉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拓进取，扎实工作，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新华网）■
时事要闻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2014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深化农村改革力度，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农村公共事业持续发展，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2015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强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1.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强化对粮食主产省和主产县的政策倾斜，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粮食主销区要切实承担起自身的粮食生产责任。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统筹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剥离耕作层土壤再利用。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征地补偿、耕地占补平衡实行与铁路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等政策。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推进现代灌区建设，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和盐碱地改造科技示范。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实施植物保护建设工程，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2.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
先序。启动实施油料、糖料、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立足各地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农业。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布局调整。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继续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继续开展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实施园艺产品提质增效工程。加大对生猪、奶牛、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支持力度，实施畜禽良种工程，加快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力。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政策。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加大标准池塘改造力度，继续支持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加强渔政渔港等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3.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实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费用补助政策。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动。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制度，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责。加大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力度，保护农林业生产安全。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惩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4.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推进科研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和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改革试点，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建立优化整合农业科技规划、计划和科技资源协调机制，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机制。加强对企业开展农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在生物育种、智能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建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搭建农业科技融资、信息、品牌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校及其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职业院校、科技特派员队伍在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积极推进种业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改革试点，完善成果完成人分享制度。继续实施种子工程，推进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建设。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支持农机、化肥、农药企业技术创新。
5.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快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级，着力加强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健全交易制度。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加大重要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千亿斤粮食新建仓容建设进度，尽快形成中央和地方职责分工明确的粮食收储机制，提高粮食收储保障能力。继续实施农户科学储粮工程。加强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加快构建跨区域冷链物流体系，继续开展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试点。推进合作社与超市、学校、企业、社区对接。清理整顿农产品运销乱收费问题。发展农产品期货交易，开发农产品期货交易新品种。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6.加强农业生态治理。实施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低毒低残留农药，开展秸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农田残膜回收区域性示范，按规定享受相关财税政策。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大力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开展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试点。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增殖保护力度。建立健全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国家水资源督察制度。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全面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加大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力度。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退耕还湿试点范围，推进重要水源地生态清洁小流域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大力推进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营造林工程建设，发展林产业和特色经济林。推进京津冀、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修复。摸清底数、搞好规划、增加投入，保护好全国的天然林。提高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补助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继续扩大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保护奖励试点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补贴政策。加快实施退牧还草、牧区防灾减灾、南方草地开发利用等工程。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问责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7.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节奏。完善粮食、棉花、食糖等重要农产品进出口和关税配额管理，严格执行棉花滑准税政策。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行为。完善边民互市贸易政策。支持农产品贸易做强，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集团。健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抓紧制定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创新农业对外合作模式，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运、贸易等环节合作，支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开发，推进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开展技术培训、科研成果示范、品牌推广等服务。完善支持农业对外合作的投资、财税、金融、保险、贸易、通关、检验检疫等政策，落实到境外从事农业生产所需农用设备和农业投入品出境的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各类商会组织的信息服务、法律咨询、纠纷仲裁等作用。
二、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
8.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明确政府对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条件的责任。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各级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持续增加财政农业农村支出，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民增收、农村重大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民生改善。转换投入方式，创新涉农资金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改革涉农转移支付制度，下放审批权限，有效整合财政农业农村投入。切实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确保资金使用见到实效。
9.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保持农业补贴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选择部分地方开展改革试点，提高补贴的导向性和效能。完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向主产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扩大节水灌溉设备购置补贴范围。实施农业生产重大技术措施推广补助政策。实施粮油生产大县、粮食作物制种大县、生猪调出大县、牛羊养殖大县财政奖励补助政策。扩大现代农业示范区奖补范围。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制度。
10.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总结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完善补贴方式，降低操作成本，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兑现到农户。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合理确定粮食、棉花、食糖、肉类等重要农产品储备规模。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吞吐调节机制，加强储备粮监管。落实新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计划，建立重要商品商贸企业代储制度，完善制糖企业代储制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调查，改进成本和价格监测办法。
11.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降成本、控风险。抓好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试点，重点支持为农户提供代耕代收、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等服务。稳定和加强基层农技推广等公益性取务机构，健全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改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发挥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服务。加大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将主要粮食作物制种保险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目录。中央对政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领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加快研究出台对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的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扩大森林保险范围。支持邮政系统更好服务“三农”。创新气象为农服务机制，推动融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2.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扶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县）一业，壮大县域经济，带动农民就业致富。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打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加大对乡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线上线下营销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发展的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激活农村要素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13.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增加本民收入，必须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和创业。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落实同工同酬政策，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的长效机制。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面，开展好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帮扶行动，完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中高考相关政策，探索农民工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具体办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现阶段，不得将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相挂钩。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降低创业成本和企业负担。优化中西部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发展环境，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14.大力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加快片区规划实施，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推进精准扶贫，制定并落实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帮扶措施。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加大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整村推进、移民搬迁、乡村旅游扶贫等工程。扶贫项目审批权原则上要下放到县，省市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建立公告公示制度，全面公开扶贫对象、资金安排、项目建设等情况。健全社会扶贫组织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扶贫开发平台。完善干部驻村帮扶制度。加强贫困监测，建立健全贫困县考核、约束、退出等机制。经济发达地区要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三、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强化
规划引领作用，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5.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如期完成“十二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任务，推动农村饮水提质增效，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因地制宜采取电网延伸和光伏、风电、小水电等供电方式，2015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强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切实加强农村客运和农村校车安全管理。完善农村沼气建管机制。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统筹搞好农房抗震改造。深入推进农村广播电视、通信等村村通工程，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宽带普及，推进信息进村入户。
16.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以未能继续升学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为重点，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逐步实现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国家教育经费要向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倾斜。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筹资机制，同步提高人均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进一步提高实际报销水平。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强农村基层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能力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与省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积极发展惠及农村的远程会诊系统。拓展重大文化惠民项目服务“三农”内容。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管理，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改进农村社会救助工作。落实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支持建设多种农村养老服务和文化体育设施。整合利用现有设施场地和资源，构建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17.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村庄规划，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搞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继续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加快推进农村河塘综合整治，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整治，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改厕力度，加快改善村庄卫生状况。加强农村周边工业“三废”排放和城市生活垃圾堆放监管治理。完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扩大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机制试点范围，重点支持村内公益事业建设与管护。完善传统村落名录和开展传统民居调查，落实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规划。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开展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有序推进村庄整治，切实防止违背农民意愿大规模撤并村庄、大拆大建。
18.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对于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农村公益性工程和项目，可采取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设、管护和运营。对于能够商业化运营的农村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制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建设目录，研究制定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探索建立乡镇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将适合社会兴办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19.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针对农村特点，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好家风好家训活动，继续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等活动，凝聚起向上、崇善、爱美的强大正能量。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创作富有乡土气息、讴歌农村时代变迁的优秀文艺作品，提供健康有益、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20.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深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组织基础。创新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乡村两级党组织班子建设，进一步选好管好用好带头人。严肃农村基层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肃处理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强化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通过服务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
四、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完善顶层设计，抓好试点试验，不断总结深化，加强督查落实，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21.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宽服务领域，促进规范发展，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行动。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和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鼓励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经营权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不得硬性下指标、强制推动。尽快制定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准入和监管办法，严禁擅自改变农业用途。
22.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出台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重点是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对非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机制。对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明晰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试点过程中要防止侵蚀农民利益，试点各项工作应严格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县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流转服务平台作用，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有利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税费政策。
23.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类实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制定缩小征地范围的办法。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赋予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机制。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权益，改革农民住宅用地取得方式，探索农民住房保障的新机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切实做到封闭运行、风险可控，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24.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主动适应农村实际、农业特点、农民需求，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比例不降低。完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优化涉农贷款结构。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有关税收政策。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创新“三农”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覆盖全部县域支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强化政策性功能定位的同时，加大对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提高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牢牢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定位。鼓励邮政储蓄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提高村镇银行在农村的覆盖面。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鼓励开展“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完善银担合作机制。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债券。开展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强化农村普惠金融。继续加大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等对农村妇女的支持力度。
25.深化水利和林业改革。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开展水权确权登记试点，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流转方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水价改革和水权交易的成功经验，建立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加强农业用水计量，合理调整农业水价，建立精准补贴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鼓励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扶持其成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护主体。积极发展农村水利工程专业化管理。建立健全最严格的林地、湿地保护制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和国有林区改革，明确生态公益功能定位，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建立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积极发展符合林业特点的多种融资业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碳汇林业建设。
26.加快供销合作社和农垦改革发展。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着力推进基层社改造，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拓展为农服务领域，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全国性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的骨干力量。抓紧制定供销合作社条例。加快研究出台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农场企业化、垦区集团化、股权多元化改革，创新行业指导管理体制、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明晰农垦国有资产权属关系，建立符合农垦特点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推进农垦办社会职能改革。发挥农垦独特优势，积极培育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把农垦建成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现代农业的示范带动力量。
27.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继续搞好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健全村民对村务实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确保监督务实管用。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构建农村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
五、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同时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28.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保障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统筹推进与农村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和修改工作。抓紧研究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加强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29.健全农业市场规范运行法律制度。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交易，营造农产品流通法治化环境。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适时启动相关立法工作。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产地环境保护，规范农业投入品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逐步完善覆盖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30.健全“三农”支持保护法律制度。研究制定规范各级政府“三农”事权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责任。健全农业资源环境法律法规，依法推进耕地、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明确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农责任，促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健康发展。加快扶贫开发立法。
31.依法保障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要主动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立法条件成熟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需要明确法律规定具体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的，要及时作出法律解释。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继续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基层执法队伍，合理配置执法力量，积极探索农林水利等领域内的综合执法。健全涉农行政执法经费财政保障机制。统筹城乡法律服务资源，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32.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各级领导、涉农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引导农民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理性表达合理诉求。依法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防止出现放松农业的倾向，勇于直面挑战，敢于攻坚克难，努力保持农业农村持续向好的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研究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风险挑战，科学谋划、统筹设计“十三五”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三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持不懈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加快农村改革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新华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小组
第十次会议：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协调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革举措，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要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和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着眼长远和夯实基础相结合、创新重建和问题治理相结合、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持续研究推动，不断总结改进。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趟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来。
会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制度、加强监管，制约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对促进司法公正、抑制司法腐败具有制度性意义。出台这个规定，就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能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不能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保证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程序，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会议强调，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目的是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健全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对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要认真总结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监督程序试点和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经验做法，在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知情权保障等方面深化改革。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引入外部监督力量，改变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健全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机制，是对司法权力制约机制的重大改革和完善。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中央有关方面将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方面的规定。上海市委提出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意见，这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的一个实际步骤。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问题，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关键是要落实到位，让规矩起作用。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各级党委（党组）要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把它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有关情况。
会议强调，党中央已经明确，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要抓紧建立由党委（党组）统一领导、统筹落实的推进机制。要根据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推进条件，部署改革推进的步骤和次序，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统筹协调。要抓紧编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中长期规划，以施工图方式明确190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要强化领导落实责任，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加大督察工作力度，各改革方案牵头部门对出台的改革举措要进行检查，重点了解和调研改革举措落实情况。
会议还就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上海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来源：《 人民日报 》（2015年02月28日 01 版）■
理论学习
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王东明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理论。建设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央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社会建设重要而紧迫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这充分说明了法治对国家治理的极端重要性。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群众诉求日益多样，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治安管理、环境污染、医患纠纷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出现矛盾纠纷后，有的群众往往不愿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越级上访、聚众上访甚至缠访闹访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难题。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对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依靠法治来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就一个地方来讲，法治建设力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水平。四川作为西部大省，省情复杂，治理难度较大，自古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四川法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助推了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但客观地讲，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多，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可以说，全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四川几乎都有。没有法治的保障，社会稳定就没有根基，改革发展也难以顺利推进。实现四川长治久安，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思想前提。
知法懂法，是增强法治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从一些违法案件来看，很多人属于“无知者无畏”、缺乏法治观念，受到惩罚才知道触犯了法律。因此，法治社会建设亟须解决的“短板”是不知法、不学法、不懂法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持久深入抓好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进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在全社会培育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风尚。
增强法治意识，重要的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力量，真正树立法治信仰。应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环节把赋予和尊重人民权利、保护和实现人民权益作为头等大事，保障人民法定权益顺利兑现，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在规范司法行为上，进一步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健全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任。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是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基础性工作。四川把普法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紧扣省情实际，积极探索普法教育的载体和抓手，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进寺庙、进企业、进单位“法律七进”活动，编制了《三年行动纲要》，对每一“进”都分年度确立具体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从具体事情抓起，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实。围绕普什么法、谁来普法、怎样普法等，有针对性地编写普法教材，在民族地区还编写了“双语”教材和读物；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制定专门实施意见，强化执法机关普法责任；组建法律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以案说法”“现身说法”，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律的浸润和感染。
依法解决社会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
国的现实问题。这一重要论述表明，我们干工作应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同样如此，要特别注意依法解决社会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
社会建设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大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解决不好，即使锱铢小事也可能产生“破窗效应”，演变为全局性问题。建设法治社会，应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紧紧扭住突出问题集中发力、逐一攻坚，通过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逐步把法治的权威树立起来。
四川始终注意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努力依法解决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去年以来，重点开展了4个方面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在积案清理处理整治中，逐案落实责任、限时办结，防止出现“清了又积、积了再清”的恶性循环；在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整治中，对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环境保护、非法集资等问题，集中力量攻坚，确保有效化解；在网络环境整治中，严格规范网络信息传播，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和处置，对造谣诽谤、网上诈骗等涉网违法犯罪坚决予以打击，确保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在信访秩序整治中，重点解决缠访闹访、越级非访、以访谋利等问题，建立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切实规范信访行为。通过依法解决突出问题，既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坚决纠正“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消除了社会安全稳定隐患。
把基层作为工作重点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说明，基层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
基层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社会矛盾的源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重心在基层。社会治理越往基层走，面对的问题就越突出越尖锐，治理难度也越大。只有依法治理好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才有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有坚实根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很重要的是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治创建活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四川坚持重心下移，把基层法治示范创建作为重要抓手，努力实现依法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去年以来，在县、乡、村等9个方面扎实开展基层法治示范创建活动，着重抓实抓好村（社区）创建，在每个乡（镇）设立一个法治辅导站、一个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支法治宣传队伍，每个村民小组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在这个过程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法律规定与良俗新风结合起来，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载体，引导群众自主依法起草、讨论、表决建立管理制度，政府进行合法性审查，形成了依法立约、以约治村、民主治理的良好局面，增强了群众法治观念，促进了基层依法治理。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制度建设，要求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是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法治社会，也必须重视制度和机制的重要作用，用制度和机制保障社会治理依法推进。
近年来，四川积极探索、建立完善长效机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着力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其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立项和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采取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做好对群众的解释沟通工作，有效预防了矛盾问题的发生。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村民议事会、城市网格化管理、群团组织社会服务平台、“量体裁衣”式残疾人社会化服务、成都曹家巷“自主拆迁改造”模式等经验和做法，形成了相应的制度机制，有效减少了社会问题的产生。着力畅通群众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在法治框架下改进信访工作机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信访案件实行分级分类处理，引导群众依法上访、反映诉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有效避免了问题累积，推动了法治社会建设。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来源：新华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把握的三个关键词
李捷
大家都知道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整个我们如何全面贯彻十八大的精神，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如何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有生态文明建设、军队国防建设、和平发展道路、外交、国际战略，还有如何建党、抓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干部队伍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判断。如何掌握这样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学习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怎么在这些千条万绪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判断里面能够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能够加深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还有他精髓的理解这是特别关键的。在这里，根据我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觉得需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中轴线。就是说，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有一个中轴线，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主题和主线。
第二个关键词——时空观。有纵坐标也有它的横坐标，纵横两条线交叉在一起，它才称得起是一个时空的坐标体系。
第三个关键词——中国梦。中国梦已经成为网络上热词，而且在国际国内产生非常好的影响。
我想，把中轴线、时空观和中国梦三个关键词抓住以后，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精髓，对于其中的新判断、新观念，对于其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进一步的加深理解，把握好精神实质。
下面我想就这三个关键词，一一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第一，需要把握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的中轴线。
这个中轴线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主题和主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围绕什么样的主题和主线展开的呢？习近平总书记自己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他讲：党的十八大的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实际上也是按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中轴线来展开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远，文化非常独特的文明古国，在我们文明古国里面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几乎每一座古都都有一个中轴线。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都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在这些著名的古都里面，几乎每一个都城里面都有一个中轴线。这个城市的布局就是沿着这样一个中轴线来展开的。首先是把这个中轴线确定好，其他建筑的谋篇布局就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宏大的都市。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里头也有一个中轴线，这个中轴线贯穿始终，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可以说，怎么样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这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精髓，这是非常关键的。而能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又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怎么样加深理解？怎么加深对这个中轴线的理解，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做到真学、真懂、真信，而且真干，这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强调“真干”呢？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它不仅有它的理论形态，也有它的实践形态，就是道路，同时还有它的制度形态，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和一系列法律体系的制度形态。这三个形态都包括在内。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懂得，而且要真干，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还要真干。
如何来深刻的理解呢？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给我们一些重要的视角。可以说有五大视角，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第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看。因为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好，理论体系也好，还是制度也好，都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的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来源。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一个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总结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走自己的道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深刻地、果敢地纠正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发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政策和科学的方针，坚持了正确的东西。在这个起点上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立的是头功。
接下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力推向了新的世纪，在这个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也有新的创举。
到了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之后一直到十八大之前，在这十年里头，继续开创前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上，包括总体布局等方面，都进一步大大向前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对它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的理解，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再到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创新发展，一直到制度建设，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所以，应该说要把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史搞清楚，把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基本经验，还有它形成的所有积极成果，都认识清楚。还包括在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主线，也需要理清楚。我们只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以后，才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发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重要的视角，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发展。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将迎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大庆的日子。在新中国65年的发展里面，需要处理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这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还有改革开放后30年，这两者的一脉贯通、继承发展的关系。
在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总书记有一个精辟又非常科学的论述，这两个30年既是紧
密联系的30年，同时又是具有重大区别的30年。说着两个30年是紧密联系的30年，是因为后30年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的伟大成就，都是以前30年奠定的物质基础、丰富经验、理论成果作为基本前提的。特别是新中国的创建，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富强的、文明的新中国，跃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也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的，因为它是不流血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最后成功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我们实现了不流血的一个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振荡减少到了最小，为当今中国一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基本的前提条件。所以这两大历史贡献已经深深的印记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之上，功不可没。
即使是在进入了新中国建设了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尽管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其中也包括犯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错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为什么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呢？关键是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成果：
第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告别了一穷二白的基础。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基础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没有工业基础，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国计民生最需要的一些东西还要靠进口，自己国内没法造，汽车也好，还有其它的一些现代化装备、设备都需要进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经过了将近30年的建设，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我们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成就。
第二个重要成就，是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且这个基础上形成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1982年的《宪法》，也就是现行的《宪法》，依然是以1954年的《宪法》为基本的蓝本。在这部《宪法》里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在这部《宪法》里面都得到了体现。所以这些制度都是我们赖以前进的一个基石。
第三个重要成就，就是成功地完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到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在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永不变色、保持党和国家的性质永不变色这个根本问题上，做了有益的探索。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随后又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包括群众路线在这个时期也有新的发展。这些都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没有前面这一段的伟大成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之所以找到改革开放，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认真地纠正了前30年我们所犯的重大错误，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犯的超越阶段、违反经济规律的错误，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性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都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形成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它很好地纠正了。特别是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在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没有否定自己前30年的历史，没有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而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这就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前提。应该说，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清醒的、政治上成熟的、政治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个重要的视角，是从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奋斗历程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样形成和发展，怎么样产生出来。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主题进行奋斗。第一个主题就是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就是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是因为西方列强也就是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所以有一个反帝的任务。人民解放，是因为封建专治制度压迫中国人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以后，真正带领人民把这件历史任务完成了，它的标志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代主题完成一次重要的转换，从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变成了要为争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斗争。如果说，第一个主题是要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完成，那么，第二个主题则主要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完成，通过改革开放来完成。我们现在经历的又是一个新的一百年。从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109年，如果简单的讲，也就是经过了100年，完成了第一个主题、第一个历史任务。接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也就是完成十八大所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任务，到那时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上，迈出更为关键的一步。实践证明，中国近代以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行，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第四个重要的视角，就是要从社会主义500年的历程中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来的？回顾历史，的确来之不易。在社会主义50年里面，经历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样一个飞跃，这个伟大的飞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由此才有后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创建了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就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转变成了实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产生，社会主义类型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产生，也包括新中国的产生，这就使得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历经反复、历经曲折，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艰难中不断地前行，既经过了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又经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特别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上普遍关注、普遍认同、普遍称赞，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整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机、新的气象。所以，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前途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个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第五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应该说社会大同的因素，追求公平正义的因素，追求共同富裕的一些思想萌芽，这些在我们中华文明里面不乏其例.我们先秦时期的伟大的先哲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论述，而且也有过一些很好的历史案例。所以应该说求大同、奔小康，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幸福，追求一种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强大起来以后称霸和压迫弱小民族，这样的一些理念是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应该说世界上也是罕见的重要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就像贾宝玉身上所带的通灵宝玉一样，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离开了这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希望。
所以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还有它的成功实践，这是有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深厚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底蕴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和中国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
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有关论述，大大开拓了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包括我们的学习必须是全方位的、多视角、跨学科来研究阐发和学习，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他的精髓。这是第一个和各位网友交流的问题。
第二，需要把握贯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之中的新的时空观。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刚才开场白我讲到，任何的事件、任何的历史人物，任何的在一
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时空观，才能够真正的把握认识规律，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我感觉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自觉运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空观，非常科学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就像所有的时空体系一样，有它的纵坐标也有它的横坐标，纵横两条线交叉在一起，它才称得起是一个时空的坐标体系。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纵坐标。这个纵坐标里头实际上包含两条历史发展线索，一条就是以1840年为起点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历史发展的过去时、现代时和将来时一脉贯通，这是一条纵坐标中非常重要的线索。与此同时，纵坐标里面还有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包括它的科技史，包括各国的发展史，也包括整个世界的战争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史，都包括在里头。在这条线索中，也是历史发展的过去时、现代时和将来时打通的。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这条线索，作为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事情的时候，至少需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1945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这条线索，把它梳理清楚。你可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里面，讲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候，讲到要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的时候，在阐述我们国家安全观的时候，在阐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人类历史发展包括对国际准则的重大贡献的时候，每每都会讲到这段历史。今年又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国性抗战爆发的纪念日。这些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我们现实的借鉴非常重要。
这个时空的纵坐标，从过去时到现代时到将来时，纵坐标分成了中国和世界这两条发展线索。这两条发展线索及其相互关系，反映了事物的规律和事物本质。如果把这两条线索仔细对比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两条发展的线索，一条中国的发展线索，一条世界的发展线索，不是永不交叉的平行线，而是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我们跨世纪发展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后，更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条线索。所以中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以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而是一个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举足轻重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我们要看到，未来的挑战还是非常多的，我们既要自信还不能自满。我们认清了这样一条时空发展的纵线坐标，而且把中国的、世界的这两者关系的基本发展大势、总的趋势认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的重要论断和判断。
那么，是不是只有纵坐标就够了呢？不对的，还要有一条横坐标，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也贯穿了一个重要的横坐标。这个横坐标是什么呢？就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两大关系。
第一大关系就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也就是金砖国家的关系。现在总书记正在巴西还有一些拉美国家访问，刚刚参加过金砖五国的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进一步推进了金砖国家的合作，已经宣布要成立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一个典范。当年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整个的世界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之中，说到底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南北关系的问题，就是富国压迫穷国，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谋求合作共赢、平等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东西关系问题，因为当时冷战格局还存在，东西问题，那就是苏、美两国竞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和平的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发展对于整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利好的，特别是极大利好的一件事情。中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呢？过去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面前可以供借鉴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在中国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当然对这条道路，他们也要根据本国的情况来加以运用，不能够说照搬照抄，照搬照抄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都要吃亏的。但是中国的成功确实给他们极大的鼓舞，使得他们认识到什么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崛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谋求一个在国际游戏规则里面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能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可供依靠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力量。正是这样力量的发挥，所以才有金砖五国的高峰会议，才有现在取得的丰硕成果，才有现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尽管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总的感觉到，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为什么强？就是因为有中国的榜样，有中国的力量。
在横坐标里面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关系恐怕还会长期的存在下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给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很重要的指导意见。因为这个关系是回避不掉的，也是躲不过去绕不过去，也是当今处理一切国际关系，包括处理中国自身发展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怎么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教训的，认识上曾经有过偏差的，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给我们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大门，给了一把钥匙，给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面存在着三个并存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它是两大思想体系，两大指导思想，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也是两个人类社会上不同的社会制度，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种对立和斗争是客观事实，也是不容回避的。
那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关系呢？不是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还给我们指出了第二个重要的关系，这就是竞争的关系。所谓竞争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在同一个国际游戏规则、同一个国际准则里面，在同样的一个地球村里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共存之中，在共同发展之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它是带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它是要以遵守国际的共同准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来进行的，所以是一种和平的关系。但是在这个竞争之中也有它的惊险之处，这个惊险之处就是美国是不希望中国一方独大，所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必然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挑战。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仅仅是竞争的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三层关系，就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包括中美两国。现在的中美关系虽然很错综复杂，但是它的基本面还是需要长期合作。不但在两国的关系上要长期合作，包括两国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国际性问题的时候，包括全球治理这个问题上，也需要长期合作。正因为有长期合作这个基本面，所以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是需要的，必要的竞争也是需要的，但是在斗争之中要掌握主动权，要掌握有理、有力、有节、有度，特别是要掌握在斗争之中还要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因为当今的世界上总的来说要想解决问题，更多的是要靠平等协商、和平协商，平等谈判、和平谈判来解决，靠强权、靠武力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们绝对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包括武力的压力，我们绝不能够在涉及国家的主权、涉及到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些大事大非上吞下不可下咽的苦果，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有一个战略定力，既要有战略的智慧、战略的远见、战略的谋略，同时还要有战略的定力。这样才能够遇事不惊，化险为夷，始终掌握国际斗争和国内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主动权。
所以总结起来，这样纵横两个坐标，说到底还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中国力量的强大，中国力量的上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影响力和话语权在逐渐地加大。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交汇点上来判断形势、把握规律、掌握未来、掌握主动。这就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
由此说来，我们观察国际国内问题的时空观，也要有一个重大的自觉的调整。应该说这个时空观的形成，是我们中国国际地位和历史地位上升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理论成功和制度成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自觉。把握住这个时空观，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一系列重大的判断。
第三，就是需要把握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大的共识。中国梦的提出不断在我们党内凝聚了最大的共识，而且在全国人民各族人民之中凝聚了最大的共识，而且还传播到了海外，在海外的华人之中也凝聚了最大的共识。如今中国梦已经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整个中华民族海内海外的同胞大团结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它的意义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首先谈到了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些一系列的论述都体现了这一届党中央具有深厚的或者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与此同时，就产生了另一个精神，就是有一种担当的精神。这就是政治上敢于担当的精神，道义上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险上敢于担当的精神。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一种逢河架桥、逢山开路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恰恰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生生不息、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来源。这一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里面体现得非常深刻，体现得非常充分。
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里面反复强调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路上是有艰险的，是有考验的，是有重大挑战的。但是，我们不能为艰险所压倒，不能被考验、被挑战所吓倒，我们首先要看到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一方面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所以成就和问题也是并存的。看到问题也要看到问题背后，它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那么问题背后就有成就在里头，是有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有的时候在解决一个矛盾的时候，一个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里面是特别突出，不仅是一个老问题要解决了以后才会产生新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个老问题正在解决，很快就看到希望了，同时马上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改革开放以前很少遇到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突出，尤其进入到新世纪以后越来越突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的改革开放这30多年是一个时空压缩式的发展，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所以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以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是越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坚定不移的从改革里面找出路、找动力，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里面贯穿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也就是前面讲的担当
的精神、责任的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过好四个关口
我们说去年11月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未来我们若干年里面，我的个人体会就是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实现扎扎实实的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和总体的设想，我们要过好四个关口，这四个关口是客观形成的，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也不是以人的感觉、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一个关口就是市场经济关。一说到市场经济，大家往往就会想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够走它的路。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选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以要过好这个关，我们必须要紧紧依靠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制度优越性，同时还要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的，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把“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充分的发挥好；另一方面还要更好发挥“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这两者都不能偏废，偏废一者都会使改革迷失方向。这个关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继续过好这一关，但是我们也有坚定的信心，这个坚定的信心就来源于前面所讲的，我们已经找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而且这个道路、理论和制度，是管用的、是成熟的，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要看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固然经过了几百年的运行，也有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同时也要看到，它也不是完善的，不是完备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失灵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华尔街的神话被打破了。这个华尔街形象，是美国人为了巩固它在金融界、在整个的世界经济界的这种霸主地位，所精心勾画出来的。我们也客观地承认，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成功的，但是“祸兮福所倚”，恰恰是在它走到鼎盛时期，产生了很多所谓的衍生产品之后，产生了很多的虚拟经济以后，它自己受到了自己所谓的“成就光环”所害，事实上最后要命的就是这个东西，衍生产品、虚拟经济害了它的华尔街，打掉了所谓的华尔街梦幻，使得罩在这个美梦上面的光环一下子不见了。这就像有时候面临到太阳的黑子突然爆发的时候，宇宙风突然爆发的时候，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观察太阳里面的深层次的真相的一个极好的时期。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也恰恰是我们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之中，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它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它的理论的一个极好的时机。现在这一方面的网友们可以看很多的资料，包括最近出版的一本西方人写的书，叫《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这里面都有很多的例证和反思。
第二个关口就是民主政治关。这跟过市场经济这一关一样，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观绝对不能够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一套，更不能够搞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这一套，包括西方的议会民主这一套。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坚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制度，不断向前推进。最核心的还是三个：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人民当家作主，一个是依法治国。这三者共同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边，是什么关系？就是三者要作为一个统一体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哪各方面都不能偏废，要共同发展、均衡发展。但是共同发展、均衡发展，不等于是平均主义，不等于没有中心。中心是什么？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搞不成。“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一个深刻沉重的教训。当时搞大民主，实际上要说起来，搞大民主的话，我们要比西方要彻底得多，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民主。但是这种所谓大民主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偏离了党的领导，当时叫“踢开党委闹革命”。事实证明，这种大民主，只能导致中国的内乱。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必须过好民主政治这一关，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还要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要同时发展、均衡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使我们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使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上空高高飘扬，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行为准则，成为我们整个民族和我们广大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
第三个关就是国家治理关。就像总书记今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里面所讲的，就国家治理来说，各国有各国的一套办法，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们要坚定不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心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以后，学术界、理论界就有广泛的研讨。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个主心骨，有一个管方向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所以我们要搞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提升治理能力，是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要走下去，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万里长征，关键是要始于足下，始于第一步。第一步出现了偏差，失之毫厘，走出去就是差之万里。所以要坚定不移的沿着这样一个中轴线、沿着这样一个主心骨来走，走好这条路。我相信国家治理这一关我们走过去以后，中国给世界的贡献就不仅是道路上的贡献，不仅是发展模式的贡献，而且还会加上制度文明方面的贡献。本来中国作为一个悠久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在我们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就产生了非常丰富的、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制度文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当代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给世界上贡献出我们新一代的制度文明。
第四个关就是利益调整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也讲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里面也强调，这一次深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所谓利益固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和国家整体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某个局部被碎片化的结果。我们现在就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按照保证党和国家从整体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最后要构建成一个新型的利益格局。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取得成功的结果，都是牵动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利益格局从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的状态，从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转化为有利于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实善用利益杠杆驱动，这恰恰是改革一个最大的红利。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一点，就一定能够取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的胜利、最终的胜利。
如何构建新型的利益格局？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中国梦既是人民的梦，也是国家的梦，也是民族的梦，同时又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在为国家奋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梦想都会得到实现。所以我说将来的这种新型的利益格局不是以牺牲某一个层级的利益为代价的，而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人、每一个行业，各方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共同体来共同发展，在改革中共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同时也就实现了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人生追求。
我相信这四个关一定能够过得去。在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四个关口不但能够过得去，而且能够给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来源：《人民日报》）■
引领新常态需要用好“两只手”
张军扩
引领新常态有不同方面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使经济以这种新方式平稳运行。这种新方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更加高效、社会更加公平、资源环境更加可持续。形成这样的发展方式，需要用好“两只手”，让政府和市场正确地发挥各自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都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并不相同。在现代化早期，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范围更大一些、力度更强一些。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或者现代产业发展起步阶段，政府都通过制定发展战略、集中优质资源、扶持主导产业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属于追赶型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其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相比，我国在相同时间内取得的发展成就非常突出，原因就在于我们既不断扩大市场作用，也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和强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干预已经产生一定负效应，而且是因为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发展环境、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更大，资源优化配置的具体路径和效率改进的具体方式更难把握，政府作出正确抉择要比过去困难得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差别。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更多主体参与决策、推动发展，也就是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具体到新的发展方式形成上，政府和市场应找准各自的位置。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市场应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发挥规划引导、宏观调控、维护统一市场、规范竞争秩序等作用。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不仅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为市场各主体、社会各阶层创造公平发展环境。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应承担起标准制定和实施、环境监管执法等职责，并通过健全体制机制激励和约束市场主体，使其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央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各地对引领经济新常态表现出极大热情。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种热情变成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新一轮的不合理干预。如果是那样，就不见得能保持住我们想要的新常态。要正确引领新常态，必须有正确的作为。
引领新常态，既涉及生产方式转变，也涉及生活方式转变，需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政府要制定好规划和政策，居民要转变消费方式，企业要根据发展环境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转变经营策略和生产方式。应加大对新常态的宣传引导和研究阐释力度，进一步明确新常态提出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弄清新常态的内涵和外延，把中央精神变成全民共识，让企业和消费者了解新常态，使市场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常态发展。
人力资本提升和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引领新常态，需要完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应通过完善科研体制，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推进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资源空间配置结构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区域发展公平，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是引领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应加快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行政性壁垒，完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网络，促进要素更加自由和便利地流动。结合落实“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养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增长极，促进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生产力新布局。
引领新常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弊端。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松紧适度的监管体制，引导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来源《求是》）■
依法治国讲了三十年，十八大再提意义何在？
寒竹曹锦杨光斌
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中国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下面是与会的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依法治国讲了三十年，十八大再提意义何在呢？
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
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 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一些新左派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
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美国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有健全的常识，才有好政治
刚才寒竹老师都把问题提出来了，都很尖锐。
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体系有关系了；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证发展，要解决物价、就业等相对稳定问题，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这三大任务，即现有的政治在多大情况下满足了这些？要从政治内容看政体优劣来评价。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政体之谜，最早是利玛窦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利玛窦之谜。作为一个中国通，利玛窦判断当时中国政体是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他向欧洲报告时称之为“君主政体”。但皇帝是在深宫之中的，具体由士大夫执行，因此他判断中国也是一种贵族政体。在与友人的通信当中，他指出这些士大夫是通过科举选拨上来的，他又判断毫无疑问中国政体是一个民主政体。当时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类的（当时还没有孟德斯鸠）。最后，别人问他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政体，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丁韪良在《汉学精华》中将中国政体和美国政体相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孟德斯鸠重新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是心怀叵测的，他主要是对路易十四、十五等贵族的不满，指桑骂槐。他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是第二点，即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西方的理念出发。
最后，近代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展开的。回顾一下，在没有发现西方比我们强的时代，从1500到1750年，不要忘记他们大量的人是仰视我们的。启蒙学者当中有崇华派，也有贬华派。但确实来说这几百年传到欧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仰视中国。在这个仰视阶段，他们输入了中国文化。当时他们要到中国来寻找普世性，为他们的启蒙叙事奠定理论基础。这里边的核心人物有沃尔夫、伏尔泰等。当时也有贬华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鸠。那个时候中国的肤色由白转黄的争论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肤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肤色来抬高他们自身。随之，西方的种族概念起来了，白人、黄人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种族主义起来了。他们确实对中国重新评价了。所以，1800年到现在为止，当然是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学习过程当中，西方又成为了一个知识的生产源，我们是消费源。
而现在，就像习大大说的，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的要求开始起来了。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问题，这总是带着镣铐来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还手能力更是没有。所以我们期待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崛起和发展，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完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行呢？这里边肯定有近代史、现代史叙事、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叙事。整个政治叙事要重新加以回应。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我们是为下一代做铺垫工作，我从来没有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而是认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延续五四的那种叙事，而不知道我们已经长大将近成人了。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我们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识理性，仅把西方的概念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如果这个观念不颠倒过来，讨论无法进行。现在我们讨论党和国、党和法几个关系，结论已经明了。国肯定比党大，法肯定比权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但我们落下了一种崇洋媚外病。我们要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对我们民族历史的自尊叙事，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要对整个百年向西方学习过程当中正面、负面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估。这三个重新评估的逐渐推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过程。
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按照党的三要义，精神领袖、经典著作、信徒，儒家当然是个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对其否定的。反对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活在当下；喜欢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死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很多人都是美国话语体系的囚徒
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对了。但是在很多精英阶级看来，中国做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外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和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当前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这几个词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需要重新建构。
就政党问题而言，首先涉及政党理论。中国做对了，谁做对了？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但是流行的政党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第一个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政党。政党是国家权力的下位概念，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萨托利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政党。第二个是革命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已经转型。因此，无论用西方的政党概念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概念解释中国共产党都无能为力。这两种概念体系既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这是从狭义的政党理论来讲的。
第二要阐述的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国经验的产物。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英美等国家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
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
第二套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其实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是有契合点的，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强调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社会来主导，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换句话说，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我们自身。毫无疑问，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我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因为出现过法西斯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进行反思而得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清楚，但是要进行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于西方，中国形成一个体系可能要上千年，比如儒学的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逻辑是如何构成的？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可以的。
通过梳理以党建国的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以党建国，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了中国红军是一个具有政治使命的武装集团，这在当时是其它军阀和武装集团所没有的政治目标。现实上，中国是一种党国体制，在西方政治学当中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的表达者。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共产党，首先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当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资源。马克思讲到，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代表特定的阶级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为解放全人类。
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我们对普世价值一定要有反思。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因此，我们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我们来看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优势。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三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
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的如何？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有了所谓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同于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民情”不一样，看看埃及的穆兄会、印度的碎片化社会、菲律宾的封建制、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大地主制等，就知道所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了。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有宪政主义吗？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
因此，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我觉得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观念囚徒。
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
如果说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那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政党研究方面。两套话语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从列宁主义出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的话语体系。还有一套是以萨托利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把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和部分的政党，而作为整体的政党，又被称为党国体制。
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社会科学不能离开交流。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无法和西方的话语进行交流，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自主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同时，实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强调本土的，还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我之前写了一篇《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这组概念，会发现中西方政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同时，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存在解释的误区，或者说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到底够不够？西方话语制度中最具霸权的是竞争性政党的理论。从霍夫斯塔特开始，他在总结美国政党发生和发展的运作逻辑基础上提出“合法反对”的概念，包括对反对认同、有组织的反对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自由等。我们很多学者只要进入这一套理论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风。很少检讨他的理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萨托利所说的两个异质连续统的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墨西哥，它从国家行动党一党制过渡到现在三党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这套政党理论。他认为西方政党理论最初都是源于某一个地区和一些国家的，没有抓住其他国家政党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还是没有点出问题的本质。基于此，我考虑能否从西方概念内部出发寻找其漏洞。
西方过多地把政党和选举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谈问题而失去社会的维度。政党原本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社会多元主义不同于宪政多元主义。他又认为政党有三个功能：沟通、引导和表达。其中萨托利在谈表达功能的时候，还是基于权力中心论。
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出发，我试图将政党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政党、替代型政党和消费型政党。生产型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政党；替代型政党往往是一种极端型政党，包括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消费型政党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组织政党并不是像过去为了权力，而是一种制度消费，像前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有2000多个政党，现在台湾还有100多个政党。这样的政党和现代意义的政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很好，规模也有几万人。但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了规训，如麦卡锡主义等。最后美国的共党也就逐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就成了作为制度消费型的政党。我提出这些概念
主要是回应各位老师的发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逻辑与变革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西方，政党最初的产生是一种恶。当西方政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但议会政党只在中国生存三个月后，党争亡国便成了舆论共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把现代国家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民主国家建设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很显然，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多党制度，是非集权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我们用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来进行民族国家建设，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带来的是政权的动荡，比如民国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很快就倒台了。内阁倒台后，当时的政治精英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即政党到底是恶还是善？之后，党争亡国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
我的解释是：民初我们选择多党制是制度选择的一种错位。多党制不适合民族国家建设，只能作为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后续中国政党的发展。所以，孙中山的理论也在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动，调试自己的认知。他最初是一个多党制的积极倡导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认为中国只能搞一党建国。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国共合作，为什么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然而，当时一党建国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它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嵌入式的社会动员把民众组织起来，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共产党还在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民主国家建设，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后，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当前，我们党还在进行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我们是国家的进步推动学术的进步。当前学者们进行的左与右的争论实际上落后于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最简单的革命逻辑在作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进行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最后，我们如何建立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框架？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西方政党国家的道路，即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这个命题在中国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中共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变革，这个变革需要我们转换思维。
刘晨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性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迁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我明显感觉到解释西方和中国传统，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都还比较容易。但解释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能很难。因为这是古今中西的一个汇集。
近几年中国的话语自觉、文明自觉，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现在的声音开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话语仍比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关于选举民主、宪政，我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沦为另一个极端。我们一说到民主就强调中国式民主，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宪政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所属，而我们却没有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基于此，我提出一些相关点来思考。这种理论创造需要三个方面的重新解释，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
这些都是一些宏观和基础性的概念。
第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从我们党自身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也有传统文明的源泉。这包括把中国社会主义放在几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时期中来理解。
其实，回到最初立国的时候来看，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前面各种方案、试验、力量都失败了。总的来讲，中国近现代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遭遇西方，必须进行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文明再造这样一个大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它能够经过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来调动社会整体性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对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步西方资本主义之后尘。三是我们传统的天下观。选择社会主义和这个也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既有民族复兴的东西，也有普遍人类担当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几个概念是我们创造性的成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极端，而是一种比较注重协调、中道、和谐的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种发展中仍然内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关的新的解释和理论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
总的来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能还是要放在传统的中道文明里来看。我们大概需要像历史上吸收佛学、佛经一样，通过中国传统文明来“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我们过去讲道统、政统、法统，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道统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统、法统如何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协成立65周年两个大会的讲话中，都说到这个。讲话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论的政治哲学，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讨论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扎实的解释，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法治的关系等等，都要给出学理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讲到，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但当世界主要的单位还是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权之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主权者和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要一个共同体存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谓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讲到的宪制或宪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
其实，美国最初成立也是为了集权，也面临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从英国独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据、各行其是的十三个邦组成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联邦。只要是政治共同体还存在，就需要某种集权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美国建国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也面临一些重大争论，比如一部分人主张采用英国的君主制，但最后实行了共和制。美国最终选择了总统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国宪政发展史，总统权的问题一直是重点。比如，林肯、罗斯福都在一定条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当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政治危机时，需要最高权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而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放在主权-宪政结构中进行理解。现代国家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来掌握，但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都要面临谁来代表人民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问题。代议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谁来代表整体的利益？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由它来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不过，共产党这种新的“君主”，其政治领袖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产生出来、党内比较认可、非常卓越的职业政治家。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党内出现各种派系和纷争，乃至“党中有党”，发生分裂，甚至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了西方理论所说的宪政危机。所谓宪政危机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现问题，内部发生紊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较多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党的领导和法治秩序之间，内部是存在张力的。总之，在现代人民主权状况下，谁代表人民来行使主权才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的一个判断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来看，包括我们选择中共这样一个团体来担当国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过程，都要有大历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使命型的政党。近几年，我们更多强调了民族复兴的任务，其实中共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使命感。而共产党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性政党，这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这种先进性和这种使命感是相应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使命型的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变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发生大的变化，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先进性？我觉得还是要抓住党的建设本身这个老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出贤能的干部为人民所用？官员的选拔、教育、考核、监察，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共建立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因为共产党本身有人民性。党不是一个精英寡头。为人民服务，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人民不同于过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个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卢梭的理论中，离开“人民”也无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讲建设公民社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公民不是由经济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来，而是源于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概念。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从现实来看，中共面临着很强的利益问题，甚至派系问题。这都需要制度建设方面有
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解决。从理想上来讲，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执政团体的团结、中共内部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并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首先要实现党内的团结。从这个意义来讲，党内制度建设，包括如何发挥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政体，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无非两种——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有钱的少数人统治，还是没钱的多数人统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怎么取得妥协，即少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建设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赢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年我们虽然强调保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讲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们提到中国民主是“两条腿”走路，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要走。我们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中共通过党内监督和反腐败进行自我完善，还要有更多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让既有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正能量。
（来源：《求是》）■
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与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
江玉凯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央强力反腐、通过整顿官场转变作风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共的两次全会相继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是姊妹篇、上下篇。如何看待十八大后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什么内在联系，习近平治国使命实现的关键节点在哪里？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使命
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他的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行独立。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56
位部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
从俯首为民来看，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从公平正义看，不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
久安的基石。
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独特发展道路。
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是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就能自然而然得到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对社会风气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十年后的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重构中国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追究。
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这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坚持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想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
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
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思维。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三十五年后，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三十五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转方式还是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更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
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却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其中显性约有二十万亿，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两者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对于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
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
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从机会不均等来看，企业之间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与人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可以当官，要发财可以发财，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到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继而可能会诱发暴力事件。从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于信任风险，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对于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本想尽快推进全面改革，但后来很多人发现改革启动都很困难。所以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习近平实现治国使命的重要条件
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要顺利实现其宏伟的治国使命，其关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从既得利益阻力来看，笔者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二次改革”的最大风险可能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态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看，主要可以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而那些借助权力影响力，主要靠子女、配偶等在市场上进行灰色资本的运作和并购，一夜之间就可能获取巨额暴利的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则是更大的腐败。周永康案在一定意义上把上述的“三灰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
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在于激化三种冲突，即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后面都会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所以李克强上任后，做的第一大判断，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使用了“利益集团”四个字，说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所以我们说二次改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既得利益。如果说中国的一次改革我们主要是和贫困作战，那么中国的二次改革将主要和既得利益作战，这是第一种阻力。
第二种阻力极可能来自于政府。政府阻力有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即观念阻力、行政审批改革阻力和部门利益阻力。
从观念来讲，我们很多官员习惯于以权治国，而不习惯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治公权的，是治政府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以叫“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但是我们很多官员缺少这样的法治思维、缺少法治精神、缺少法治意识。
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阻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后，说五年内要把国务院的1700
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但是李克强干了不到两年，国务院的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620多项，远远超过原定任务。对于改革成就，我认为还不能评价过高，毕竟国务院的行政审批改革仍未改变部门主导的格局，改革后会真正伤筋动骨的事项并不容易被精简下放。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部门利益的阻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并不少见。过去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市场化了，最不该市场化的权力在一些地方也被市场化了。部门利益权力成为了牟利的工具、牟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抑制部门权力异化的难度不可低估。
除了化解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治国使命的实现，还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那么究竟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呢？我认为“文革”就是颠覆性错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是颠覆性的错误，六十年代初期“反右”是颠覆性错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颠覆性错误。所以我说未来中国的转型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也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我认为其核心有以下四点：
第一，要认真研究共产党如何利用好自身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资源。越是一党执政、越有领导地位，越是要审慎；控制的社会政治资源越多，越要防止由于掌握过多资源，导致战略性、全局性错误的发生。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沉渣再起，把中国再次拉到“左”的道路上。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没有任何依据。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左右交锋。如何把控这个局面，防止中国再遭受“左祸”干扰，出现颠覆性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与政治相对集权并行的形态下，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也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重要环节。
第四，在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同时，还要大胆地创新，特别是围绕政治体制的变革进行大胆创新，当前显得尤为紧迫。比如，在现行体制下如何通过改革顶层方案的设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构建一种共产党执政领导的、有效、有为的体制框架就很重要。在笔者看来，中共执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形式，其关键是要找到中央和地方的关键环节进行变革，不一定都要上下同构，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中央看，是要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核心问题。要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在维持现有中央权力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长久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使之平稳交替，不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在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党政融合的体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虑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比较可行的操作思路是：市县委书记不要兼人大主任，因为一旦兼人大主任以后，就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但是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其产生的办法是：通过“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来。
首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可以推荐四到五个书记的合格人选，这几个人到市县党代会上去发表演说，谈谈当书记以后准备怎么干，然后让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县人大上去竞争市县长，这几个通过党代会认可的人，都可以当市县长。在人大会上，最后谁当选市县长，谁就是市县委书记。这样“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既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也体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其次，让一把手有组阁权，由一把手提名各部门领导，经人大批准，一把手要负连带
责任。与此同时，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广东顺德如此做了十几年，经济总量比青海、宁夏两个省还多，它的党政机关共设置了16个部门，党委6个，政府10个，多数都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如宣传部和文化局整合，组织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等。这样不仅仅能够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提高效率，还能使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和领导地位。
第三，纪委和人大是两条线，纪委垂直领导后，不受本级党委书记制约，可以监督书记；人大主要监督市县长。两条线，实际上都在监督一把手。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重要官员选拔的机制，也能够比较容易解决主要领导只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的问题，从而比较好地解决拼资源、拼环境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来源：《国家治理》）■
适应新常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编者按：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主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接受了学习时报记者采访。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农业如何适应新常态？
韩长赋：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是中央全面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农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战略要求。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新常态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紧迫又长远，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首先必须更加重视农业、稳定农业。农业农村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是调节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是扩大消费新的增长点。只有持续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巩固发展稳粮增收好形势，稳定农产品供给和价格，才能为适应新常态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回旋空间、增强应对底气。适应新常态，必须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农业发展环境、条件和要求都将发生相应变化，面临的新老问题和矛盾将更加突出，只有内强素质、外迎挑战，加快转型、创新发展，才能突破制约，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农业基础。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已经到了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历史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能再“滞后”下去了。实现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巩固农业基础的根本途径，从现在起，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时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完成好稳定产量、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又要兼顾好提高产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既要适应国内发展环境，又要放眼国际竞争态势；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目标，以改革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强化政策法治、设施装备、人才服务等支撑保障，建立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保护体系。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
矛盾逐步显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应对农业发展的现实挑战？
韩长赋：是的。为了应对农业发展现实挑战，必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但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聚集。突出表现在：农业资
源偏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日益突出，多年来资源条件已经绷得很紧，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更高，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挑战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已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农业生产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条件不尽匹配，北粮南运与南水北调并存；粮经饲结构不合理，一些农产品库存增加与部分农产品进口增加并存；种养业结合不紧、循环不畅，地力下降与养殖业粪污未能有效利用并存。农业比较效益低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农产品价格却弱势运行，导致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已不同程度低于我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导致进口持续增加，成本“地板”与价格“天花板”给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带来双重挤压。上述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暂现象，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都倒逼着农业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这些年，农业虽然保持了增粮增收的好势头，但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当前与长期等方面矛盾上升。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仍然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虽然农业技术设施装备条件逐步改善，但“毛细血管”不发达、“最后一公里”不到位、农业投入品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但小规模经营仍占大多数，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但很多地方农民依然是按习惯种养，凭感觉种养，跟风种养，走不出“多了多、少了少”的烦恼循环。虽然我国是种养业生产大国，但农业区域比较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链条不完整、不衔接仍然是我们的软肋，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脱节，农业内部潜力挖掘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只有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才能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益，才能使农业成为有前途、有吸引力的产业。
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面临着难得机遇。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保障。连年丰收后，主要农产品库存充裕，有的达到历史高点，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使农产品出口、消费和加工需求增长有所减弱，农业生产保数量的压力会有所缓解，这为推动农业发展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生态、安全并重转变打开了时间窗口。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全面实施，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留出了余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农业生产可以由过去的保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变，这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空间。农产品消费水平提高，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增添了拉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进入食品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阶段，人们不仅要求吃饱吃好，而且要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未来优质安全生态农产品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条件。当前，全球谷物总体产大于需，大宗农产品库存消费比均处于历史高点。这为我们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调剂国内余缺提供了现实可能和操作空间。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结构，推动农业发展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
记者：那么，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是什么？
韩长赋：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转方式，重点是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真正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调结构，重点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源禀赋特点，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生产优先序和区域布局，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种养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
记者：新形势下“转方式、调结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生产还要不要抓那么紧？其次，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韩长赋：关于粮食问题，中央的态度十分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生产，绝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粮食决不能出现大的滑坡。推进结构调整，绝不是简单调减粮食，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几次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转、怎样调，都绝不能把粮食产能调低了、耕地调少了，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更加注重提高粮食产能，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当前关键是要稳产量、提产能。稳定粮食产量是前提。“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是更均衡更全面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产量不再重要，粮食不可能总是增产，但绝不意味着粮食生产可以放松。中国有十几亿人，而且人口还在增加，消费水平还在提高，粮食问题丝毫马虎不得。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当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谷物、口粮保住，在此基础上，统筹兼顾棉油糖、“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提升粮食产能是根本。有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才有底气。要坚持“一稳、两保”：就是粮食播种面积特别是谷物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加大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保护调动好农民务农种粮和主产区重农抓粮两个积极性。从长远来讲，要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015年，农业部门要配合国土部门，开展好这项工作，首先从大中城市周边等重点地区开始推进。同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动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大科技创新推广力度，提升种业发展水平，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二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现代农业首先是质量安全的农业。要让消费者不仅吃饱吃好，还吃得安全放心，农业部门要有这个担当。要坚持“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这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治本之道，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要继续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化生产、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和水产健康养殖，加强源头治理，规范生产过程，着力打造一大批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农产品知名品牌。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监管，抓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启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加大日常执法与集中整治的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三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应该是高效农业。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选育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现在户均不到半公顷地的规模，显然难有高效益。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特别是向种田能手流转，引导发展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经营形式，提高规模效益。要提高农产品加工流通效率，推进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支持发展直销、配送、电子商务等农产品流通业态，引领种养业品牌培育与产业升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转方式，调结构，提效益，增收入，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要把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经营性服务紧密结合，实现融合，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四要更加注重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要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下决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是做到不欠新账，逐步使透支的农业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一方面，切实加大耕地、水、草原、水域滩涂等保护力度，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治土治水力度，适当降低农地开发利用强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严格管制滥用乱用农业投入品，净化、修复农产品产地环境。
五要更加注重适应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现代农业必须是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必须是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要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先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产业或产品，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特色品牌，着力打造大宗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镇。进一步优化种养业结构，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紧缺、适销对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重点是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这是优化农业结构的主要着力点。要统筹布局北方牧区、传统农区、农牧交错带、南方草山草地四大片区，打通种养业协调发展的通道，形成粮饲兼顾、农牧结合的新型农业结构。进一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一村一品，提升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着力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
六要更加注重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我国农业已经处于全面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大市场中。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也要有世界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谋划农业发展战略。要推进农业对外开放，优化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进口调控政策，适当进口国内紧缺的资源性农产品，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实现国内外资源有效配置、国内外市场统筹利用，既保障供给，又保护产业、保护农民。要着力构建农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培育一批“走出去”大型农业企业，开发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记者：应该说，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业部将遵循哪些原则？
韩长赋：你说得没错。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注意把握节奏和方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尊重经济规律。深入研究需求特点、市场走势，善于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业生产，善于通过市场流通链条带动农业生产，善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防止因盲目跟风、搞“一窝蜂”，遭到市场惩罚、农民埋怨。
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加强分类研究，科学制定规划，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少一些理想化、简单化、片面性，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
他们的首创精神。政府部门重点是做好规划引导和服务、及时总结推广创新实践、创造良
好市场环境，切忌越俎代庖、行政命令，坚决防止一刀切、下指标、定任务。
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过去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创新。现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正在经历多年未有之变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更需要依靠改革创新。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破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来源：光明网）■
人民时评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曲青山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省调研考察时提出“四个全面”的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新的战略思考、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部署，不仅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方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命题，立即在全国上下、国内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中国梦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内涵和精髓要义呢？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奋发努力，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这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时代的主题。由此可见，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内含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度一致。中国梦对上述系列目标任务进行统摄提升、提炼概括，作出了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群众易于接受的形象表达和生动表述。
中国梦的提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中国人民进军的号角。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内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追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引领中国走向未来和激
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的关系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其基本内涵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成为我们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含义却发生了质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正在进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将来完成时，是到2020年要完成的任务、实现的目标。如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不能如期完成、目标不能如期实现，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会被延迟。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
实现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确定全面深化改革这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也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更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我国30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靠什么？还是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的改革，而是要协调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实现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是支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无论从重大现实意义看还是从深远历史意义看，它都是实现中国梦的支撑。
从重大现实意义看，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二者的主题可以说是一个“破”和“立”的关系。因为，三中全会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变更、革新，相对来说更多体现为“破”。四中全会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的话就是“法治”，而法治更多体现为“立”。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改革过程中有破也有立，法治建设进程中有立也有破。对“破”与“立”，我们要辩证地去认识和对待。“破”是为了破除束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是手段，其目的是“立”，即建立起运转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有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破”与“立”的有机统一，必将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从深远历史意义看，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于解决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经过法治国家建设这个坎。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是一件为长远发展谋、为子孙万代计的大事。它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
实现中国梦：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着力强调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有鉴于此，他对今后党的建设从“严”的角度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靠人去努力、去奋斗。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党的命运，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更加紧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如果对其经验和做法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严”。“严”已成为党的建设的新常态，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事实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全面了、从严了，我们党就坚强有力。党坚强有力，人民群众就会团结聚集在党的周围，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新形势下，只要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来源：《人民日报》）■
深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农业法治建设
韩长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回答了在当今中国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问题，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重大部署。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科学内涵，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农业农村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农业法治建设，努力提高农业依法行政水平。
农业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农业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业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执法体系业已建立，农业依法行政深入推进，全社会依法兴农、依法护农的氛围日益浓厚。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村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实现“四化同步”，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法治的保障护航作用。
——加强法治建设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需要。这些年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好，首先得益于中央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很多“三农”政策都没有法制化，常常是今年努力争取下来了，明年还不知有没有着落、是否会出现新的变数，缺乏公开、稳定的预期。迫切需要尽快将成熟的“三农”政策和农业农村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法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强制力，确保农业支持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农业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也是如此，缺少法律保障，就缺少硬性约束、刚性手段。
——加强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保障。当前农村改革任务艰巨复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很多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妥善调整，这些都迫切需要把法治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和重要载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及时以法治方式来疏浚改革洪流、化解矛盾淤积，减少、缓解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和转型阵痛，通过法治保障改革平稳推进、不走弯路、不犯方向性错误。此外，农村许多改革需要突破现行法律，这首先需要推进法律修、改、释，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加强法治建设是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秩序的现实要求。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在农产品和农资市场产销两旺的同时，违法生产经营、非法添加、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等问题比较突出，市场垄断、恶意炒作等乱象层出不穷，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平稳带来严重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执法能力跟不上、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迫切需要深化农业执法体制改革，提高农业执法水平，加强执法监管。
——加强法治建设是维护农民权益的有效途径。当前一些地方因土地征占用、土地流转、资源开发、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利益冲突加剧，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同时，随着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依法行政、公正行政、民主行政、透明行政的要求和期待也日益提高。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定分止争作用，推动加快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加强法治建设是加快农业农村领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产品市场体系日臻完善，传统的催种催收、计划命令等管理方式已经用不上了。市场主体希望政府管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稳定透明可预期，充分发挥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都要求农业部门创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理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能力。
加强农业法治建设必须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形成完备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健全的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和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机制为重点，全面提升农业法治化水平。
一是始终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农业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模范守法，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定法治信仰、坚守法治理念、坚持法治精神，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增强宪法法律至上意识，保持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之心，绷紧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这根弦。增强权力法定意识，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遵循法律授权、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增强权责一致意识，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做到“心中有法、遇事找法、权不离法”。
二是推动完善农业法律法规。《决定》强调，要制定和完善农业方面法律法规。农业部门要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权益、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行为、保护农业资源环境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系统梳理农业立法需求，抓紧制定实施2015-2020年立法修法规划。当前，重点是推动加快《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渔业法》《耕地质量保护条例》《畜禽屠宰条例》等法律法规制修订进程，积极参与《粮食法》制定。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坚持科学民主立法，确保农业法律法规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
三是全面加强农业法律实施。与法律制定相比，农业法律实施还是短板。要下大力气抓好农业法律实施，研究解决制约法律效能发挥的各种障碍，加强薄弱环节。《决定》明确提出，将农林水利作为推进综合执法的重点领域，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农业部门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建立健全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体制，绝不能再走分散执法、多头执法的老路。理顺综合执法机构和行业机构的关系，行业机构主要负责行业规划、产业指导、行政审批、检验检测等事前事中管理职能，综合执法机构主要负责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事后监管职能。推进农业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向市县下移，整合并加大执法投入，强化执法实务培训，完善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执法程序，统一执法证件，争取统一执法着装，加强执法协作，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当前，重点是查处假冒伪劣农资和不合格不安全农产品，打击破坏农业资源环境等违法行为。
四是健全依法行政工作机制。推进农业依法行政，重在健全具体工作机制。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积极推行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以涉农补贴、重大项目、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为重点，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继续取消下放农业行政审批项目，推行“一站式”审批，强化审批事项下放后的衔接落实。做好行政复议、涉农信访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五是加强农业法治宣传教育。普法守法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要常抓不懈。要健全农业部门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将宪法法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依法办事能力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并适当加大比重。加大对农民普法教育力度，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群众采用合法手段解决纠纷和维护自身权益。
（来源：光明网）■
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
姜辉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经济政治状况的集中反映和精神旗帜，它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阶段，并通过其强大的引导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维系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弘扬同步推进，相辅相成。实践的开拓创新及瞩目成就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与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构建与影响力增强促进了改革发展稳定新格局的开拓形成。总的讲，这是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更加繁重的时期，也是大有作为的时期。唯有更加积极主动，更多现实关照，更为自觉自信，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撑。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稳步提升
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其性质、内容和形式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其发展状况和影响力的变化归根到底要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阶段，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各方面作出新部署，推出新举措，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全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提高。在这样变化发展的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力随之稳步提升，呈现出新面貌和新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全局部署、长远谋划、务求实效、深得民心的治党治国治军举措。诸如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展以反对“四风”为重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掀起“老虎”“苍蝇”一起打、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党的十八大之后仅两年多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成绩显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广大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度提高，信心增强，拥护支持声音高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也随之明显提高。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创造的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使得国内多年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争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渐趋式微，而“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尽管有所抬头，但由于中国推行和平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些论调也难以赢得多数人认同。党和人民不断增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也提升了其对多元多样思想观点的引导力、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对各种噪音杂音的掌控力，以及开展有理有利有节舆论斗争的效力。主旋律更加强劲高昂，正能量更加汇集凝聚，主导力更加强大从容。
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加密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注重历史资源与现实经验的有机融合，更加注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兼容并蓄其他思想思潮观念的关系，更加注重坚持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明显拓展，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形成一系列最新的理论成果；中华传统文化得到高度重视和弘扬，其优秀理念和精华内容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先进文化的内生之源和丰富滋养；世界各国各地区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和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创新资源和有机因子。主流意识形态的延拓力、整合力、覆盖面、影响力都显著地拓展
与增强。
二、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但挑战仍将持续
可以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处于明显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相对而言，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时代大潮淘洗和实践检验中逐渐失去影响力。这反映了非主流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社会号召力和动员力的下降趋势，也反映出其倡导的理论主张及政治方向被实践证明是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但同时，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趋于显性化、公开化，比如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与方向、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的重大决策中，都发出异于主流的较强的声音；二是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汇集合流，设置某个或数个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激发情绪的话题，制造“意识形态群体性事件”；三是非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借助学术讨论、政策辩论平台，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其主要传播者、鼓动者、建言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的成规模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一些极端“新左派”思潮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提升，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虽然下降，但继续以新的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冲击并形成一定挑战。其中一种主要方式与策略，就是以“深度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政策为手段，传播渗透其观点主张。比如，新自由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国际国内都信誉扫地，但当前，一些信奉和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将我们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读为“彻底市场化”，从而否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出作用，将“发展混合经济”解读成将公有制企业“私有化”，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困惑；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竞争中逐渐式微，但仍有一定影响和市场，特别是其中一些人将重点放在抨击共产党“垄断”和“极权”，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跟不上“经济市场化”进程，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等方面，从而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主张实行西方宪政者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解读为实行西方的“宪政”，批评党的领导过于“强势”，宪法权威无法保障和落实；“普世价值”论者仍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论说“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只有普世道路”；历史虚无主义则把“历史虚无”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并通过重新解说各种历史事件影响误导群众对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评价；而各种极端“新左派”则利用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极端者还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等等。
以上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挑战呈现出的新方式、新特点，更具蛊惑性和危害
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低估。要进一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根据新情况新态势防范和应对其蔓延和渗透。
三、主流意识形态要进一步增强自信
当前，是进一步巩固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创新、提升、拓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和广阔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和提升，又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要增强自信，要大有作为，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是积极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决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一方面，要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领意识形态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领域各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高度总结和集中体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立足新实践，总结新经验，升华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增强理论自信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二是增强主动性和引导力，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驾驭和整合。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竞争和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竞争和斗争中获得发展的。一方面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和阐释，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真正理解、认同和掌握。另一方面要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态、新特点和新趋势，及时分析研判，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至言不出，俗言胜也；至理不明，谬论妄也。要通过深入研究和科学阐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和内涵、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针等等，用科学正确的理论阐释，用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宣传教育，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普照之光”，在竞争比较中增强主导力、凝聚力和整合力。
三是坚持理论自信，积极推进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话语权建设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增强自信的关键和迫切任务，其目的有两个：一是抵制和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其渗透和影响；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成果和宝贵经验凝练升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和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信，主流意识形态就会缺少“脊梁”和“筋骨”，无法长久居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积累了诸多属于自己“专利权”的、创造性的理论、范畴和话语体系，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它们是抗衡西方“私有化”改革、“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思潮和话语的最有力武器，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增强自信的最根本依
据。
四是兼收并蓄、汲取精华，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主流意识形态要适应当今社会人们思想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的变化，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同各种思想观点“多样性”的关系，从诸多思想观点中汲取合理成分，从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中吸收营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兼收并蓄、丰富完善。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念，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中深厚蕴含、代代相传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秀品质，并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不断增强开放性和包容性，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会不断增强吸引力、感召力、竞争力，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引领和整合作用，从而更具自信，更加自觉，更有作为，真正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红旗文稿》）■）
观点纵横
“街头政治”之火是如何燃起的？
周少来
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土耳其到乌克兰，从泰国到菲律宾，“街头政治”之火四处点燃，此起彼伏，引发一波又一波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甚至民族冲突、国家分裂，其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何在？
“街头政治”大多发生在“民主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迟滞是其社会总根源，民主制度未巩固成熟是其制度性特征，社会分化和选民分裂是其民众基础，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甚或恶意促成其外部动因。
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偶然引发，是“街头政治”之火的“起燃点”
后发现代化国家往往在急剧现代化中实现快速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问题和摩擦，需要制度改革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及时同化和消解。然而，“民主欠发达国家”往往处于现代化发展的低级阶段，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分化明显，族群和宗教势力强大，选民敌意对立严重。同时，各种家族政治势力或部族政治势力根深蒂固，僵化滞后的制度体制与纷乱变革的社会进程不相适应，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化解。而长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叠加积累，使整个社会犹如“一间不断被扔进干柴和破烂的庞大杂货屋”，“星星之火”即可点燃整个炽热的“杂货屋社会”。
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体制，为“街头政治”之火提供了“过火道”
“街头政治”作为民主法治国家民众政治诉求的集体表达方式，是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抗争形式，如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理性、和平的组织和行使，本应是一种正常的合法政治行动过程。
但在后发的“民主欠发达国家”，急切而匆忙地全盘引进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体制，是在迟滞的现代化社会根基之上“嫁接”的“舶来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不适应”：恶性竞争的政治乱局无法提供现代化发展亟须的稳定和秩序，“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政治”无法提供化解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协调机制，家族政治、族群政治和“恩庇政治”的盛行无法培育出良性的公民文化，民主法治文化的滞后无法培养政治家和民众的“规则认同”，等等。
法治不成熟的竞争性民主体系却提供了各个党派组织和鼓动“街头政治”的制度性通道和“路径”。一旦有偶然性的“点火”事件爆发，各个党派便使出浑身解数“借火助燃”，极力引导“着火”过程朝有利于自己党派的方向“燃烧”，恶意竞争民主便自然成了“火借风势”的“过火通道”，从议会内到议会外，从首都到各大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各路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涌向街头，“街头政治”之火愈演愈烈，于是，“街头抗争”走向“街头暴力”。这在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政治”演进过程中得到活生生的演练和展示。
反对派的组织化动员和操弄，是“街头政治”之火的“助燃剂”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运行，需要社会大众对民主规则的衷心认同和支持，更需要政治家和党派领袖对民主规则的衷心坚守和践行，而这需要长期的民主本土化过程，需要民主的落地生根，需要“遵守民主规则”成为习惯和惯例。
而“民主欠发达国家”在“一夜之间”全盘接受开放竞争的西方民主体系，但政治活
动参与者的“头脑”和行为习惯还停留在传统和过去之中，从而为根本没有认同民主规则的政治党派提供了操弄民意的制度通道。在“街头政治”之火燃起之时，反对派往往看到的是如何借此“大火”烧垮执政党的“政权大厦”，为夺权而反对的“趁火夺权”成为最高宗旨，罔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
在泰国“黄衫军”和“红衫军”街头抗争的拉锯对抗的背后，人们看到的只是泰国民主党和为泰党为了夺权执政的“你死我活”。无论哪一方上台执政，都可以看到反对党绝不放过任何一次“点火助燃”机会，“小题大做”加上“恶意损伤”，“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趁火夺权”成为了泰国“街头政治”之火的国内三部曲。成熟民主运作所必需的理性、包容、妥协、协商被“街头之火”焚烧殆尽，直逼得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解决的“死胡同”，方才靠“军人政变”来强行“灭火”，此中反对派“火上浇油”的“助燃剂”功效难辞其咎。
国外势力的渗透和干预，成为“街头政治”之火的“鼓风机”
在全球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政治也借各国国门开放之机日益关联。“自由民主”似乎成为各国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正当理由。美欧发达国家“输出民主”始终不遗余力，并常常与经济援助捆绑挂钩，成为这些国家“街头政治”之火的“鼓风机”。
一旦哪个国家“点火起事”，国际势力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输出民主”的绝佳机会。政要出访、情报支持、经济援助、培训骨干、军事渗透等等，各色手段全部上阵，借风助燃。“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趁火变天”成为了国际势力进行“颜色革命”的“国际三部曲”。乌克兰因为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的联系协议而引燃的“星星之火”，不但受到国内反对派的“煽风点火”，更是被国际势力视为“煽风点火”的绝佳时机。身处美欧与俄罗斯东西“夹缝”之中的乌克兰，不但被“街头政治”之火“燃烧撕裂”，更被推入国家分裂和国内混战的“烈火之中”。人们透过不断蔓延的“漫天火势”，依稀可以看到国际强权“趁火打劫” 的“鬼魅魔影”。
“街头政治”之火，最终只能被军事性暴力强制性“灭火”
“街头政治”如果作为合法、和平的集体性政治抗争，是民众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的表达方式，能起到一个“下情上达”的政治输入作用。但“欠发达民众国家”的“街头政治”，往往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总爆发，瞬间喷发的大规模民众参与“大爆炸”，加上恶性竞争民主的“放大提升”作用，再加上国内反对派的“煽风点火”和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星星之火”就可能成就“燎原之势”。
一个小小的“偶发事件”，在成熟民主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法治化的制度机制加以解决，但在“低民主国家”却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抗争拉锯”。竞争性政治变成了敌对性政治，街头抗争变成了街头暴力，压力机制变成了暴力机制。在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政治”演变中，一场又一场的“街头政治”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和暴力蜂起。既然体制内的法治化制度机制无法解决，那就只能靠非法治、更非民主的军事力量强行“灭火终止”。种下的是“民主的龙种”，收获却是“专制的跳蚤”，历史吊诡地又回到“原点”，一切又得“从头再来”。有些低质民主国家甚至陷入“民主——混乱——政变”的怪圈而难以
自拔，民主发展迟迟无法进入良性轨道。
后发民主国家如何走出“街头政治”畸变异化的“怪圈”？靠的只能是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发展道路，自主构建国家制度和民主体系。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大力推进现代化变革和创新，奠定民主法治的雄厚经济社会基础，培育理性包容的公民政治文化，坚守民主法治的制度规范，这是一条曲折漫长的前行之路，但也许是不得不走的前行之路。
（来源：《红旗文稿》）■）
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余双好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益尖锐复杂，各种思想文化观念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意识形态斗争和价值观念渗透方式更加隐蔽多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丰富经验，形成了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态度、根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为新形势下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方法遵循和意见指导。
1.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善于同西方各种错误价值观念以及党内不良思想倾向作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成熟、不断成长，形成了一系列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态度、根本原则和具体方法，表现出高度自信、坦然开放、大胆无畏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理论建设高度自信。这种自信品质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建设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自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发展历史坦然开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承认自身不足、坦然改正自己错误的政党。刘少奇同志曾指出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错误思想：“我们共产党人，在党内党外的各种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的思想，经常地总结和吸取革命实践的经验，检讨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完全适合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利益。在这样的学习、反省和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毛泽东同志曾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行概括和总结，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党内矛盾、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科学方法。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一向自觉对历史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主动对出现的错误进行改正。比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总结历史经验，澄清历史是非，形成理论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发展历史采取坦然开放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大胆无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苏联的挑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地举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法轮功”的嚣张气焰，果断遏止邪教势力的蔓延；面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面对西方强势话语和错误思潮影响，国内一些人认识发生偏差、盲目跟风的现象，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胆无畏。
2.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原则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处理思想问题的基本原则，即民主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进一步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原则，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习近平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划清界线、批评错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领思潮、凝聚共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等一系列原则的提出，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在9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经验，形成了宝贵的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方法。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归结为说理教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利益差异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日益明显，说理教育的局限性逐步显露。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方式、老办法，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就是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围绕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党性与人民性、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党动手和部门负责等问题，深刻阐述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为新形势下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法遵循。
从说理教育、民主方法到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再到正面宣传、网上斗争、舆论引导等
方法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发展和完善，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
3.切实提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能力的重要抓手
中国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态度、根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切实提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能力提供了方法遵循和意见指导。
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在当今社会人们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在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渗透日益加剧的条件下，社会上、高校中出现各种不同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由错误思想观念引发的局部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错误观点虽然看似声势浩大、来势凶猛，但大都强词夺理、外强中干。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以高度自信、坦然开放、勇敢无畏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意识形态挑战，勇于同错误思想观念作斗争，主动举旗、敢于亮剑，积极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要有坚定的处理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为我们今天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和辨别社会思潮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过程中，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划清界线、批评错误，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引领思潮、凝结共识等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等关系。针对近年来一些国家把我国的发展壮大看作是对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挑战，进而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分化的现实挑战，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遵循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要有科学的处理方法。从我国目前意识形态问题处理的总体状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概括而言，我们比较习惯于采取显性、直接、理论、正面、阵地战的方式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较少通过隐性方式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较多采取刚性方式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较少采取弹性方式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较多采取强制性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较少通过耐心细致、潜移默化等方式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因此，要学会采用辩证的方法，以显性与隐性、直接与间接、理论与活动、正面与迂回、阵地战与游击战等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既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宝贵经验；又要善于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过程中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切实提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能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工程《德育原理》教材编写组主要成员，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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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贺新元
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30多年实践中，不仅大幅提高了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而且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状况，改善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重温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路，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解放思想不能没有边界，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造成严重的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思想遭遇严重禁锢，民主集中制受到极大破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陷入严重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社会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先期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解放思想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政策没法出台。邓小平分析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但是，解放思想不能没有边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此，邓小平提出：
第一，解放思想，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严重歪曲与损害，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要批判“两个凡是”思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再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说，这种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普遍原理。
第二，解放思想，必须正确地判断国情，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需要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和研究好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要科学地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他在1980年4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就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任何超越或低估发展阶段的思想，都有害于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提出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深思熟虑地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理论上的全面论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本质作了精辟概括。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大力解放思想，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地界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在全面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长期经历一个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
二、 时代主题已经变换，要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我们正确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有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时代性。凡能抓住变换的时代主题带来的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就基本都享受到了和平的红利并得到显著发展。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初见端倪，我们过去一直以为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应该修改。由此，他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了准确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他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新科技革命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技术、资本、贸易不断地在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进而引起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特点及趋向致使国际经济出现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的格局。这种格局又有力地制约了战争因素的膨胀，减少了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是一切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但是，邓小平对世界局势与时代主题特征并没有持盲目乐观的态度，他清醒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三、 改革不改制，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要走新路
改革的紧迫性如何，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怎么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邓小平对此都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甚至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旧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使它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发挥出来，而绝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方面，邓小平不断告诫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他说：“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另一方面，在中国发展大方向上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会因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走上“邪路”。显然，这里的“邪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二是针对党内存在的“左”的保守思想。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革开放前30年思想的影响，党内和社会上都存在一股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在搞复辟。这股严重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思潮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着重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同上，第332页）显然，这里的“回头路”就是“老路”。
这种“左”的保守思潮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四项基本原则，不知道在坚持中更要发展。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善于不断结合新的情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必须注意的重大政治和理论任务，只有把这一双重任务解决好了，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现在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邓小平心中探寻的新路。
四、 开放不是全盘西化或自由化，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把中国的改革与世界发展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在着手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提出要实行对外开放。他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一定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但我们的同志怕开放会引来坏的东西，担心会在对外开放中变成资本主义。为此，邓小平强调：
第一，对外开放同时要抵制和刹住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客观估计了对外开放带来的诸种负面影响，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把它降到最低限度。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强调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的泛滥。邓小平多次提到这些问题，并非常清醒地指出：“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加以拒斥，从而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能对国外的东西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甚至以各种形式主张全盘西化。事实上，伴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引入，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腐朽生活方式大举涌入国门。在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些消极因素的俘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长大的一代青年，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对比和理性的分辨能力，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文化。邓小平沉痛地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第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包括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长期做下去。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不能依赖别人。邓小平一方面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强调，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也就是说，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
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五、改革与开放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命题
改革与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双引擎，缺一不可。改革是从内部由政府主导不断释放动能，而开放是不断融入全球化从外部吸取动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改革与开放两股动能里外相互影响，形成一股推进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科学发展的加速势能。这股势能共同造就今日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对于改革与开放的这一重大命题，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科学阐释。从正面看，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他还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在现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再自我孤立起来，自我闭关起来；中国再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
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全面铺开。从改革实践进程看，对内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过渡到城市的企业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开始，同时兼顾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内容看，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和环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领域。开放也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在对外开放中，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且是对世界所有类型国家开放。从对外开放实践看，中国对外开放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特区（1980年）开始，到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经济特区的成立（1984年）；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到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0年）；从开放13个边境口岸城镇（1992年），到进一步对外开放5个长江沿岸城市、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再到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的开放，我国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沿边开放城镇、内地省会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系和格局。
改革是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主要由政府主导对内进行不同层次的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是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生产经营经验、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经验等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优势资源（如资金），促进内部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到位的开放。两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命题。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西方国家用了200多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重大命题。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使中国不走老路而走新路，不走邪路而走正路，就必须一如既往地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坚持全面深化和完善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得以富强、中华民族得以振兴、中国人民得以幸福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路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无疑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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