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要闻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大会隆重举行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张烁）“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劳动群众，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向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习近平还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
李克强主持大会，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刘云山宣读表彰决定。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唱国歌。刘云山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决定指出，201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品格高尚、业绩突出的先进模范人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2064人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予904人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转向架制造中心焊工李万君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宣读倡议书，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发出倡议，用劳动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在推进“四个全面”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争做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的劳动者。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的职工文化，拓展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成长成才空间，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习近平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贯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各方面，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全过程，体现到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
习近平强调，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进工会工作，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广大普通职工身上，带领亿万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注重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热情关心、严格要求、重视培养工会干部，为工会工作创造
更加有利的条件。（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着力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潜力和市场活力。要以先进模范人物为示范，尊重劳动，勇于担当，积极有为，竞相贡献，力争上游，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持续改善民生，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邀的历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大会。
（来源：《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29日01 版）■
理论学习
新语境·新格局·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走向
徐伟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新语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其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以及所处的历史方位，都在不断发生深刻变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大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回顾人类历史，大国的崛起无不发生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英、美、日等大国崛起的历史都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明证，其崛起过程都伴随着战争与动荡。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世界邮报》采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的崛起，绝不能重蹈历史覆辙，而是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地区冲突交织迸发，全球经济艰难复苏，国际秩序加速演变，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各种形式的扼制牵制。我国周边还存在诸多利益争端，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时有显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必须以更高超的智慧应对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语境。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成长的烦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不确定的事情就会越多。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许多矛盾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机遇和各类矛盾并存将是这一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停滞和倒退容易引发问题，前进也会带来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很多问题绕不开、躲不过。“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必须勇于面对并不断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语境。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也不可避免地面临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党能否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要确保领导核心的地位，自身必须坚强有力。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跳出历史周期率，对党的建设提出了重大考验。“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语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创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深刻回答时代重大课题，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路，进一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特别是围绕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事关改革开放全局和走向的重大问题，擘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时间表、路线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一步坚定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党领导人民紧紧围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了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战略目标。这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拓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任务。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又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作为上下贯通的“姊妹篇”，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重要保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的大逻辑，高度凝炼了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棋局，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执政的规律形成了新的认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部署形成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迈向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航程。改革发展的强烈脉动、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一系列新变化新气象新特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走向新阶段。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新航程。改革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航程。更加注重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价值取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涉险滩、破藩篱、啃硬骨头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法治引领改革、推动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三期叠加”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的运行轨道，从高速增长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不确定性风险逐渐显性化。
国家治理实现新突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迈出新步伐。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蓝图，法治中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旋律。
国家文化软实力新提升。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脚步铿锵有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方针，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潮流，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树立人民美好生活新标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在民生改善中实现政府新定位，在经济发展中确立民生新地位，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释放社会活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社会治理中构建体制新形态，民生和社会治理迈向新阶段。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新觉醒。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树立美丽中国新思维，构建生态保护的底线思维、文明系统构建的整体性思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思维、治国理政的绿色思维，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将发展理念制度化，制定生态保护红线顶层设计，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科学统筹、协调治理，实现永续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迈向新起点。弘扬中国理念，阐释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树立“化成天下”的外交新思路。以正确义利观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旗帜，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突破口，以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全方位深化对外交往，对外战略趋向“有所作为、积极进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坚持把抓作风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从严治党持续注入新动力。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营造廉洁从政新气象。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全方位从严管理党员干部，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坚持依法执政、依规治党，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访问时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程并非一帆风顺，必须以新常态思维认识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进一步增强战略定力、保持平常心态，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继续乘风破浪、顺利前行。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红旗文稿》）■
特别关注：习式外交，抓住了哪些关键点
黄靖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底就任时，中国外交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习近平主政后，采取了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重道义，讲原则，谋共赢。一方面积极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重视全球布局，在三个大的战略方向上积极进取：其一，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二，力推“一带一路”的发展与建设，稳定周边关系；其三，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促进在合作发展基础上的安全合作。其结果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外交由被动变主动，从根本上扭转了一度面临的困难局面。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习式外交，已然成形。
把握大局，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习式外交的确立，基于对世界局势发展的两个根本判断：其一，世界战略格局正在由
单极向多极／多元发展。其二，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两个基本发展方向，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持续发展。
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左右世界两个基本发展趋势的关键。习式外交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寻求扭转局面的突破口。作为新兴大国，中国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并不挑战由发达国家建立并领导的现行世界体系，而是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融入这个体系。其结果是，随着中国实力迅速壮大，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局面，中美关系也因此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影响力；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都难以得到管控和解决。避免零和游戏已经成为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并大力推进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战略。其目的就是要在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在将两国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磋商来协调管控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在对等基础上共同商讨全球重大关切议题，找出最终解决的途经和方法。
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采取了包括非传统外交——与奥巴马先后在加州庄园和中南海进行了长达20小时的非正式会谈——在内的种种方式，阐明了中国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愿，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在2014年APEC会议后，中美两国在环保、能源以及军事互信等重大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极大地改善了双边关系。
“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稳定和发展了中美关系，为中国外交化被动为主动打开了最关键的突破口。
面向世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习近平就任时，中国面临的外交困难局面，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习式外交顺应了世界向多极／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敏锐地走出亚太，拓展“外线”外交，面向全球布局。仅2014年间，习近平就造访了18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高频度的外交出访节奏，史无前例。
首先，习式外交把握住了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目标。习近平在就任两年内，旋风般地访问了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等主要新兴大国，在重大战略议题上与各国达成共识，夯实了金砖五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促使金砖国家会议成为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新兴国家俱乐部。特别是创立了落户上海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这不仅标志着金砖五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而且对打破发达国家垄断、促进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实质性改革、改变目前世界金融体系的权责利分配严重不合理状态、在重新分配世界经济权重的基础上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等，都具有长远的重大意义。
同时，习式外交积极出击欧洲和拉美，拓展“外线”外交。习近平就任以来，高度重视中欧关系。在政治上，始终赞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经济上，支持欧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安全上，积极保持同欧洲在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2014年3月下旬，习近平借参加海牙和安全峰会之机，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进行了旋风般的访问，不但针对欧洲最关注的核安全提出了以“理性、协调、并进”为主轴的核安全观，而且倡议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的中国和欧洲，要全面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等四个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了中欧交往的质量与内容。
接着，习近平于2014年7月再次访问了“美国后院”——拉美，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纵横联合，宣布与包括拉美全部33个国家的拉美共同体（美国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创建了中拉论坛，为提升中拉关系搭起了新的体制性平台。中国同拉美国家的整体合作机制呼之欲出。
迄今为止，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所指出的一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已经成型。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同盟”有本质的
区别。成立于冷战期间的“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对抗。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在本质上是封闭的、排他的，盟友关系是不平等的——美国绝对主导，其使命是针对“第三方”的。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合作与发展，绝非对抗。因此，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是开放包容的，不论国家大小贫富，都应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也绝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世界向多极／多元格局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性延伸和制度性保障，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全球性支撑。
“一带一路”，以合作发展稳定周边局势
中国的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缺乏控制周边局势的能力，对周边局势的发展只能采取被动的应对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对周边地区有了日益增强的管控和主导能力。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南海、东海的领土和领海进行实实在在的开发与经营。这在客观上使得周边一些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南海有主权诉求的国家产生焦虑与不安。而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2011年以南海为抓手，用当时国务卿希拉里倡导的“巧实力”，高调重返亚太，推出“再平衡”战略。这使得周边一些国家产生幻想，妄图借此挑战中国，以求一逞。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周边环境的剧变及其带来的挑战都是难以回避的。
面对这一险峻局面，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理念，要求周边外交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道义。在坚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抓住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做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布局，积极谋求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谋求稳定。根据这一战略布局，中国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发展基金，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构建以合作发展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
习式外交的这些政策和举措不仅有效地化解了2011年以来周边地区紧张局势，而且使中国周边外交化被动为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
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树立新合作安全观
以经济发展推动亚太安全合作，是习式外交的一大创新。在2014年5月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亚太的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习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不仅一改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从不挑头的固有形象，而且提出了与西方国际社会长期秉持的“以实力平衡求安全”完全不同的新理念：以合作发展、互利多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通过合作求得整个区域的共同安全。习式外交的亚洲安全观，获得亚洲各国的正面响应，其相关内容载入《上海宣言》。
为此，中国以2014年主办APEC会议为契机，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大力推动包括
APEC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亚太自贸区进程，启动了超越并整合亚太包括美国主导的TPP在内的各类双边、多边自贸协议，并促使大会批准了相关路线图，这是APEC会议最具深远意义的重大成就。以老大自居的美国对此路线图竟不持异议。北京APEC会议后，中国趁热打铁，先后与韩国、澳大利亚两个亚太经济强国签署了自贸协议。相比之下，TPP由于参与国之间的纷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拖累，裹足不前；中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进程已经先声夺人，前景光明。
“一带一路”以及亚太自贸区的实质性进展，凸显出中国已经担负起与美国共同主导亚太事务的新角色。这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步前行，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秉持公道，做和平的坚定捍卫者
习近平主政两年多以来，国际事务恰逢多事之秋。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各国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这使得悬而未决的伊核危机、朝核危机、伊斯兰极端势力等重大和平隐患趋于恶化；另一方面，以安倍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推动日本“正常化国家”进程，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恢复其心目中的“强大日本”。一旦得逞，必将强烈冲击基于战后秩序的亚太和平。
中俄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上也有结构性互补。习近平就任以来，紧
紧抓住了两国谋求发展、希望在向多极世界的发展中保持战略均衡的共同战略目标，将中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同普京总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面对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局面，中国一方面始终如一地反对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秉持公道，明确反对并表示决不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当俄罗斯因油价暴跌、西方经济制裁而面临困境时，中国不趁人之危，而是积极表示愿意同俄罗斯加强合作，共度难关。同时，中国政府理性把握原则立场，强调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不原则”，确保中俄友好是促进发展、增进合作、保卫和平的正能量。
由于以安倍为首的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中日关系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必须看到，安倍对中国的挑战有着深层的结构因素。随着世界由美国一极独霸向多极化发展，日本朝野越来越认识到，在多极世界中，日本与美国战略利益趋同性的基础将更加薄弱。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不可能也不会再对日本进行全面的庇护。这就是日本越来越强烈的“国家正常化”冲动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试图借美国“战略再平衡”之机，通过挑战中国实现其“一石三鸟”的谋略。
显然，习近平没有对安倍抱有任何幻想，对其挑衅战略予以针锋相对、颇有分寸地回击。首先，对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华罪行、更改二战定论等倒行逆施，中国立场坚定，寸步不让。并通过宣布“防空识别区”、将穿越“第一岛链”的演习常态化等行动，展示中国维护战后秩序、捍卫和平的能力与决心。其次，中国将钓鱼岛水域的执法巡航常态化，但始终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保持中日关系大门的敞开，强调中日
关系应该是和平的，中日之间应该有光明的未来。
随着习式外交的成功，安倍政府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与中国就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之争达成四点共识，以此换取APEC会议上同习近平的短暂“会见”。尽管如此，安倍并没有放弃其右翼立场。在最近的大选获胜后，依然声称要推动国家正常化，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此，习近平在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姑息否定历史罪责的倒行逆施，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但同时强调，不忘历史的目的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改弦易辙将是安倍的唯一出路。
回顾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外交政策，其主导思想清晰可见。第一，在坚决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确立和平与发展为中国外交的主轴。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是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第二，以发展中美关系为习式外交的基准点，通过大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保持向多极世界转变过程中所必需的战略均衡。第三，积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同步。第四，紧紧抓住经济一体化大潮中共同发展、谋求进步这一世界主旋律，提出一系列以促进共同发展为主基调的外交政策，以发展求安全，以发展保稳定，以发展促和平。第五，重道义、讲原则、求公平、谋共赢。牢牢把握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但也绝不为一己之私伤害他人。第五，强调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同时，积极发展国家各方面的实力，为维护中国自身利益提供切实保障，增强捍卫和平的能力。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
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
李丁
思想建党一直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理论和实践表明，思想建党是党建的根本原则和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新的形式坚持贯彻了党的思想建党原则和策略，很好地适应和回应了各方面的主客观要求。
思想建党成为党建根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导全党创造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使党很好地适应了革命和建设探索的时代要求。邓小平同志实际地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后，抓住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四项基本原则，使党回到了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江泽民同志坚持把思想建设切实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以“三讲”运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全党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推动科学发展为抓手，以应对“四种考验”、克服“四大危险”、强化“四种意识”为主要内容，有效地加强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修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惩贪治腐整风、洗心革面正形的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实行一手抓治标、一手抓治本的“两手抓”战略策略，促进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性内化和共产党人慎独意志的养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信念凝结成“一块整钢”的“先锋队”和“先进代表”。它的严整性、纯洁性、先进性，成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思想建党一脉相承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思想建党成为党建根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人的思想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中国封建专制遗毒具有历史延续性；全球化复杂因素的影响具有历史渗透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过程性；党和党员干部的成长具有历史阶段性；党对历史使命、时代任务的认识以及对各方面规律的把握具有历史递进性，如此等等。这些因素无疑对思想建设提出了历史性的客观要求，使得我们党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历史呼唤，不断推动和实现全党思想上的进一步建设。思想建党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已为党一以贯之的思想建设历程所印证和诠释。
探索新形势下思想建党新形式具有现实紧迫性
当前，我们党在肩负重大历史任务和面临严峻形势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存在着以下一些主要问题：一些干部得过且过，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一些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严重脱离群众，对普通老百姓冷若冰霜，对群众疾苦漠然视之，更有甚者以权压人、仗势欺人、损人害人、黑心坑人；不少地方、不少场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酿成严重后果、造成严重影响；一些领域、一些层级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易发多发、频发复发；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重要领域、重要岗位、重要职位，高位大贪、小官巨贪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消损了党的声誉和形象，削弱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上述现象和问题，根源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党性存量不足、党性沉着不够、党性律令不力、党性理性不深，归根结底还是思想认识和党性内化的问题。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重视从思想上解决根本问题，进一步加强思想建党的灵魂再造工程。
坚持落实思想建党的党性培养战略
思想建设和灵魂改造是本，作风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是标。思想建设始终是解决人的灵魂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思想建党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在全党牢固地确立和坚定执着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追求，以及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务求实效的实践品质。这就要求思想建党必须始终重视在全党培育和树立党性，通过深刻理解、彻底消化、融会贯通，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在全体党员中扎根内化、开花结果，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成为接受党性的洗礼和武装、遵从党性的要求和召唤、维护党性的权威和荣誉、实现党性的期望和使命的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根本上是要坚持不断地克服和解决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中的立场、宗旨和原则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引导、推动和帮助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要培养并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
面对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我们党在加紧加强其他方面特别是严惩贪污腐败和整顿作风的同时，必须注意抓住党性植入不放手、思想灌输不停留、灵魂改造不马虎这一关键，继续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对、抓好。
（来源：《前线》）■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个基本思路
韩振峰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是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正确把握他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对进一步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关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这里我们将其概括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基本思路。
1.重要意义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立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在视察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时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为此他强调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群体思想多样和价值多元的条件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促进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2.重要地位论。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
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包括发展物质文明这一“硬实力”，同时也包括发展精神文明这一“软实力”。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软实力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素质、国民精神等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核”，离开这个“基本内核”，文化软实力就等于失去了灵魂。
3.基本内容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来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它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4.思想渊源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扶贫济困”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我们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培育目标论。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这里，他指明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目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也是行动向导。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就必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在当今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构建全体国民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来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6.培育原则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自觉遵循和把握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必须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这需要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形成一种使各行各业工作与核心价值观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同行的强大正效应；把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效果；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和约束作用，形成真正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7.培育重点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但是从培育重点和难点的角度来说，必须抓住两个重点群体：一是党员干部群体。干部是群众的领头羊，干部带了头群众才能有劲头。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去感召群众、引领风尚；二是广大青少年群体。习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为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8.培育载体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有针对性地设计载体、搭建平台，不断提高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一是运用先进典型宣传。常言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年，重大典型、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宣传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多年开展的“感动中国人物年度评选”活动，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二是运用电影、电视、戏曲等文艺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好文化、文艺的教育功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开展丰富多彩的价值观教育主题文化活动；三是通过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开展有庄严感的典礼，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入学仪式等，同时利用重大纪念日、祭奠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开展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活动，通过这些有效载体弘扬主流价值观念，传递社会正能量；四是发挥好公益广告宣传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有效载体，具有很好的传播力和感染力；五是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微视、微电影等方式，根据“微时代”媒体传播的新特点，努力在“微”字上下功夫，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和宣传力度。
9.培育方法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实际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一是宣传引导方法，即通过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访谈节目、专题节目等多种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之中，以此引领社会舆论取向；二是活动引领方法，即通过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积极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三是以文化人方法，即习近平说的“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作用，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10.培育环境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构建好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确保我们出台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中，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使整个社会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道德风尚，形成扶正祛邪、公平正义的良好风气，引导全体公民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来源：《前线》）■
强化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自觉与善治导向
欧阳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的新境界。国家治理是个总体性概念，需要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世情、国情、社情和党
情。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价值状态之间具有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依据于和顺应社会价值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现实状态，使之尽可能符合当下的社会价值状况，具有尽可能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是要通过正当和有效的国家治理来引领和规范社会价值状态，使之尽可能趋向于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理想健康状态，具有尽可能多的合理性理想性。从宏观上看，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现实是价值多样化和复杂性，而“善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一方面要因应中国社会价值多样化的现实来制定使各方面都能适应的社会总体治理体系，让各地域各方面各层次各群体都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价值的合理性，引领社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转型和发展。由此我们必须强化国家治理研究中的多样价值自觉和良法善治导向。
正视当代中国的价值复杂性和多样化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进步之一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允许并鼓励社会朝着多样化发展。我们根据当时的国情，实行的主要是差异化战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快有慢地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梯度性推进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群体先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借鉴了世界现代化的几乎所有模式，但并不是简单地原样照搬，而是吸收其某些有价值的元素，让它们在中国发挥作用，并从中获得了红利。通过全方位的学习开发和内部改革发展。中国以极大努力走出封闭僵化和单一模式，走向多元性与多样化的发展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面临巨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价值领域主要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要素原来是在不同的体系里面的，刚刚引进时还比较弱小，而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发展空间，因此它们在开始可以各自发展，互不相扰、和平相处，都发挥出一定积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各种因素都成长壮大起来了，使中国社会的价值复杂性状态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生产方式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价值多样化，思想观念多样化，等等。这种价值多样性与中国的巨量人口、辽阔国土和多元民族等相交织而得到强化和放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行业相互支撑、各领域相互协调、各环节相互衔接、各群体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需要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极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为此必须从全局上加以谋划、从制度上加强建设、从整体上加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回应了这种紧迫需求，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整体性制度建设谋篇布局，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内有助于全面调动各方面各地域各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有助于展示负责任的大国的健康形象，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高度关注价值多样化的复杂性及其挑战
国家治理既是面向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不仅要依托于社会价值多样化的基础和现实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还要通过正当与有效的国家治理来引领社会价值多样化的发展方向，为此必须对社会的各种价值元素做出定性、定量与定时等多维分析。
第一，就其定性判断而言，当前社会复杂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元素有哪些是正当和合理的，哪些是不正当和不合理的？各自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依据何在？哪些是顺应社会文明进步方向从而可以依靠并积极扶持的？哪些是代表消极落后并应当逐步削弱和消解的？
第二，就其定量判断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在中国社会占什么地位和多大比例是合适的？一个和谐发展的中国社会应当给不同的价值实体多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第三，就其定时判断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所处的时代性特征如何？是代表着过去的历史残留从而丧失其时代性与生命力？还是作为文明的萌芽而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向？在当下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与态势如何？
第四，就其社会相关性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如何？是可以并存与和谐相处的？还是相互制约彼此消解的？还是矛盾冲突此消彼长的？
第五，就其社群代表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以哪些人群以至阶层为代表？这不同社会群体以至不同阶层有哪些利益诉求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正当性及其程度如何？
第六，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价值，影响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应当看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剧变与转型期，社会价值多样相互激荡，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只有对社会多样价值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有足够清晰地把握，才能更好地把握国家认同和国家治理的底线，求得其共同基础，提升其境界，也才能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坚实可靠基础。
以良法善治引领社会价值多样化进程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方向，“良法善治”引领社会价值多样化发展的根本途径。这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以良法汇聚社会共识。良法依据于中国的国情，最大限度地体现和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不同方面、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的价值与利益提供必要的空间，规制其合理范围和有效程度，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因此既是法治的价值标准，也是社会的理想追求，有可能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信仰和遵从，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规制和引领社会的价值发展方向。
其次，以“善治”推行良法。善治是最佳的法治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它依据于良法，要求最大限度的正当性、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呼唤最高的责任、互动与效率，在最大的范围内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也是国家治理最为根本的依据和实现方式。
再次，要努力推进国家治理设计与研究中的“视界融合”。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行为，需要极为自觉的顶层设计，科学决策，实现多元主体的价值追求，为此要努力打破施治者、被治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价值诉求、身份隔离和角色眼界，促成他们之间的视界融合，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把治理变成自理，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让所有成员各知所需、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性，从而化治理于无形，这就是善治。善治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这是中国治理思想和实践的最高境界，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崇高目标。
（来源：《光明日报》）■
面向中国问题的战略布局
李海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探索、持续思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改革攻坚阶段破解难题、应对挑战、实现蓝图的系统思路框架。就此而言，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按照改革攻坚的内在逻辑予以把握。基于改革攻坚的内在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呈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鲜明的问题意识
问题倒逼改革。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明确其现实问题指向，这是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既定的战略目标。全面小康如能如期建成，则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比完成其他已经实现的阶段性目标难度要大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相继提出过系列阶段性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江泽民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党的十六大把这一目标概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邓小平“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江泽民新“三步走”的第一步已经实现，
全面小康已由建设进入到必须建成阶段。但应看到，以前各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均不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的难度相比。以前的改革发展，尽管有利益的阻力，但思想的阻力更明显，而今天的改革，不仅有思想的阻力，更是面临着强大的利益固化藩篱；以前粗放式的发展尚可持续，并且低的起点之上更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现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艰难；以前的发展目标，主要限于经济领域，而今天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突出，改革更具系统性，需要全面深化；以前很多的老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现在新的问题仍在不断产生，问题盘根错节、新旧交错。
从战略角度考察，我们现在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处在反腐倡廉的关键时期；处于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一句话，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担当意识、使命意识，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寻求系统的破解难题之道。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这种目标已定，问题与危机倒逼的情况下提出与形成的。
全面的思路和举措
建设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均已提出过的执政理念与战略部署，就此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表明了执政党治国理政思路的延续性与继承性。然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创新点、重点与着力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全面”二字。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不比不发展时少，反而更多。不发展时主要是一个温饱问题，发展起来以后，人们的需求更多，各层次各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大量爆发。同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分离、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的阶段，改革发展自然应具有全面性与统筹性。
“全面”不仅是就战略目标而言，全面小康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而且是就战略举措而言，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要全面。进而言之，“全面”不仅表明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系统性与广泛性，而且表明了战略举措的力度与深刻性。以前的改革之所以不全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改革的一些核心性难题没有触及或触及不深，硬骨头啃不动，从而导致改革有盲区、有遗漏，无法有效全面推进。就此而言，强调“全面”也意味着当前的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要涉险滩，要具有真正的力度与深刻性。
严密的内在逻辑
作为针对改革难题的系统性思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其清晰的内在演进逻辑。对于这一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有过多次论述。“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
综合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基于中国改革攻坚的实际，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可作如下梳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实现的宏伟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迎难而上，全面深化改革，除此以外，别无选择，更无退路；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任意而为，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也必须通过法治来有效保障，整个改革过程要切实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而以上三个全面要实现或落实，都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关键与政治保障。这是因为，做好中国一切事情的关键在党。如果不从严治党，就无法有效打破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既得利益群体所形成的强大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就无法全面深化，也无法建构统一公平的法治秩序。
按照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不断整合、梳理乃至最终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实际上是总书记思想系统化的过程。就是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基础上，其不间断、高频度的理论创新已经发展为一个内容愈益丰满完整的整体性理论框架。这种理论创新的高频率、深刻性乃至整体性逻辑框架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厚积薄发、深入思考的结果。
给力的行动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然已经形成，破解改革难题的系统思路框架既然已经明确，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战略布局有效落实，攻坚克难。针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战略布局的有效落实一方面要通过相关制度机制的健全完善，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广大领导干部的有效担当作为。而在当前相关制度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广大领导干部的有效担当作为对于战略布局的落实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特别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领导干部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按照这一要求统筹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以保证战略部署的有效落实。
（来源：光明网）■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
冷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不久，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安排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习近平同志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对其作了深刻阐述。此前，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安排的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同志就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规律作了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安排学哲学，都与“四个全面”有关，这是有深远考虑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加以学习，我们对“四个全面”才能理解得更深透、落实得更有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他还指出，安排这两次学习，目的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以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这为我们从哲学上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提供了有力指导。
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实际，要坚持这个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直接体现了这一要求，其他三个“全面”都是根据这一最大实际、为保证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同时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要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准确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也是需要面对的客观实际。“四个全面”是根据这两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全面”“协调”的总要求，强调“建成”“深化”“依法”“从严”，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明显带有今天问题的特点和工作要求。今天问题的特点，决定了今天理论的特点。
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四个全面”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同时，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具有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这就要求在学习理解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都是强调重视这种反作用。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化解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无时无处不在，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据此，必须承认矛盾，对矛盾不能视而不见。按照矛盾运动规律，矛盾会发展变化，不及时解决，就会积少成多、堆积成山，进而转变性质、不可调和、酿成激变。“四个全面”就是针对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清晰、对化解矛盾的主攻方向更明确。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不回避矛盾、敢于担当的精神。
必须坚持全局观，同时把握重点，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就要有全局观，对所有矛盾进行全面、充分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矛盾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所以在解决矛盾时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按轻重缓急分先后顺序，逐次解决。“四个全面”正是这样。首先着眼全局，经过全面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所有情况都了然于胸，再从中抓住最关键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加以解决。每个“全面”也是如此，注意处理好总体谋划和“牵牛鼻子”的关系。如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全面”既覆盖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又重点突出、切中要害，每一个问题都抓到了点子上。
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反对形而上学。唯物辩证的方法，就是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方法，它要求正确把握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而形而上学的方法则相反，是静止的、片面的、零散的、孤立单一的方法。“四个全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作出的十分慎重的战略思考和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它是系统工程，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由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构成，强调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强调每个“全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显著特点，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过程中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做到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四个全面”遵循生产力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强调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同时，对生产力标准也有一个全面准确理解的问题，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绝对化地理解生产力标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的逻辑，而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发展过程。我们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两手抓”，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做到两手抓、两手都硬，生产力的发展才会顺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四个全面”与“两手抓”的方针都强调这一点，都自觉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
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状况。由于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学习这一基本原理，就能够充分理解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道理。这就是说，要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坚持发展的观点，努力做到“不断适应”。“四个全面”遵循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要求清醒认识和着力解决不断产生的新的不适应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老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了，老百姓的关注点也不同了，到了着重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了。今天讲发展、讲改革、讲法治、讲党建，要求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必须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单打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不但要“不断适应”，还有一个“全面适应”的问题。由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共同构成的，因此，既要注意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问题，也要注意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推动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强调这一点，特别具有现实意义。解决今天的矛盾和问题，只从单个领域、单个层次上着手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强调全面性。习近平同志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比作“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就是要说明，只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共同进行、全面推进，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汲取智慧、汇聚力量。
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实践第一，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又有反作用。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由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自信，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四个全面”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正确认识，是我们党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积极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必然对实践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因而在实践中越来越心中有数、充满自信。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前进，不断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打开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指出：“落实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尤其需要学习哲学。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并形成的，是从哲学高度进行的思考、从总体上进行的设计，把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展示得十分清晰、十分明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系列重要讲话充满哲学智慧，处处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自觉运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紧紧跟上，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把学哲学、用哲学作为重要任务，更加自觉、更加有力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时评
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仲平
（一）有些问题，越细想越觉得回味悠长。
有人好动，有人好静。有人生性温和，有人脾气火爆。有人喜爱热闹，有人享受独处。有人烟酒不沾，有人无肉不欢……这个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与人更是千差万别。是什么将这些个性不同的“原子”凝聚成有序的整体，拥而不挤？又是什么让你的思
绪贯穿岁月，与不曾谋面的古人心意相通？
价值观的力量，比生存的需要更崇高，比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博大，它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赋形。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取向、路径和行动。
也门纷飞的炮火中，中国外交官冒着危险奔波协调，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穿梭在亚丁湾海域，将613名中国公民、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我们牵挂着每一个人”，那一刻中国的宣示，诠释了一个国家的价值底色。
户籍制度改革试水、司法制度改革破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推进……两年多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为的是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和获得感。让每个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折射着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感动中国”人物刻画当代中国的价值年轮。“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的于敏，化名“炎黄”行善27年的张纪清，守望39年照顾困难邻居的郑州陇海大院爱心群体……人与人之间心心相印，让“共同体意识”渐渐回归。从对待自己到对待他人，体现了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
这些新闻之所以让人有所感、有所思，正是因为它们直指我们心中的价值命题：什么样的中国，才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伟大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家园？什么样的人生，才有内心的安宁和恒久的幸福？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勾绘出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价值公约数”。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以15项重点活动举措，架起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的桥梁。
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十三亿中国人将在十二个词、二十四字划定的价值航
标指引下，书写时代交给我们的考卷。
（二）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柏林墙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学者曾如此描述价值观的较量。近年来，西亚、北非、中亚，一些国家动荡的背后，也正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一个真正的大国，不是靠卖产品给世界就可以的，它更需要在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上，拥有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怎样锻造文化软实力，确立自己的“国家哲学”？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发展的列车匆匆驶过精神的站台，现实的变化把心灵的地图抛在身外”，诗化的语言，道出令人痛心的“价值失落”。舌尖上的安全屡屡失守，腐败蔓延侵蚀社会信任，甚至连老人摔倒扶不扶都成了问题。辉煌成就与成堆问题共存、社会进步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和谐与精神失衡同在，我们需要确立怎样的价值航向，让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这是一种纠结的处境。我们这个时代，既有郭明义的浓浓爱心，也有炫富女的空空灵魂；既有支教毕业生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也有“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价值错乱。生活的日渐富裕，并未自动引来幸福的敲门，却让一些人感到精神的空虚、思想的迷茫。面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解开“口袋满当当、脑袋空荡荡”的困惑，在改造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唱响精神之歌的主旋律？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三）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锻造，一直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大气磅礴的书写，源于精神；最令人振奋的变化，始自人心。作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双管齐下，深化改革与厉行法治两翼齐飞，不仅在现实中讲述了又一个“春天的故事”，更在精神上催动了又一次崭新的觉醒。
从舆论对强力反腐的一致点赞，到三个国家纪念日的全民参与，国家的价值导航更加明确；从对暴恐活动同仇敌忾的打击，到对呼格案全面深刻的思考，社会的共识引领更加有力；从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定位，到名牌高校降分特招农村娃，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给予梦想更大的空间，也让个人的信仰驱动更加强劲。新的社会气质正在涵养，新的时代精神正在呈现，中国的价值重整迎来了一个关键性拐点。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在北京大学提出青年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北京民族小学寄语孩子们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升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强调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国家需要价值导航。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勾画的正是人生奋斗的梦想之舵、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
（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旧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最强烈、最执着的愿望追求。
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我们追求的富强，不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享和平。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肌体，协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价值理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别、宗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广泛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是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薪火相传的文明火种，孕育了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折射国家发展的境界、社会进步的状态。
我们倡导的文明，是以道路选择、理论指引、制度建构，追求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有机统一；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姿态，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既不推崇“西方文明至上论”，也不搞“历史虚无主义”；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
不同，和谐蕴含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体现着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也昭示着中国人的社会
理想。
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谐的中国，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的中国，秉持世界持久和平的理想，心系人类共同繁荣的命运，担当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五）如果说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存在，更多以整体、宏观的形式体现其意志，那么社会便是以更为“民间”的方式结构着亿万民众、用众人“约定”的价值荫庇每一个人。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
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形式上的、虚伪的自由，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受到法律和规范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自由；不是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而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过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对平等的渴望和呼唤，
是人心深处最为激越的力量。
我们倡导的平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平等，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实实在在的平等，不是落在法律字面上的“形式上的平等”。是要让人人都能公平行使社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分享社会成果，政治上平等参与、经济上共同富裕、文化上共建共享，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
公正是捍卫权利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古往今来，人类追求的幸福生活，只能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正是在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废墟上诞生的，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道义感召力。
我们倡导的公正，不只是强调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的公正，而是兼顾结果正义，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公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是要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只有当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自由、平等、公正才会有安全的避风港。
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推行三权分立，更不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广场上的雕塑、橱窗里的花瓶，而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体现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益，让法治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坚强柱石。
（六）公民作为社会和国家的细胞，一言一行，汇聚成大千世界的经纬；爱憎取舍，勾勒出大地山川的色调。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每一个公民的起码道德，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对接，把人生意义的提升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让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难免被人诟病和轻蔑。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激发积极进取的奋斗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锻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让敬业成为实现梦想的动力之源，以那么一股子干劲、拼劲、闯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美好未来。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不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也应是诚信有序的社会；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更应是信用经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失去诚信，个人就会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会偏离运行之轨。
我们倡导的诚信，就是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激发真诚的人格力量，以个人的遵信守诺，构建言行一致、诚信有序的社会；激活宝贵的无形资产，以良好的信用关系，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阳光，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制，构建起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
我们倡导的友善，是爱心的外化，是与人为善、与物为善。善待亲人以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谐自然生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广聚爱心，乐善好施，让世界充满爱，是友善的理想境界。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成为我们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七）这个公约数，有着几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的滋养。“苟利国家生死以”“留取丹心照汗青”，浓厚的爱国情感，昭示忠诚坚贞的理想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坚韧的意志品质，写照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坦荡的情怀胸襟，彰显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看不到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就无法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
这个公约数，有着上百年不懈追求的答案。突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余年的上下求索必然伴随精神的重塑。黄花岗下，“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启蒙中国；抗日救亡，“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多少仁人志士，呼唤的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期待的是人民自由、社会团结。看不到这样的沉沦与奋进、屈辱与反抗，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这个公约数，有着90多年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结论。开天辟地，上海石库门点燃信仰的燎原火种；惊天动地，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军”书写意志的豪迈史诗；艰苦奋斗，延安新风尚刻画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解放思想，改革新征程书写当代中国的不朽传奇……看不到这样的追求和探索、苦难与辉煌，就无法理解萌芽于德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种子，为何会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恰似百川归海，一个时代的精神中，有着昨天的思考、今天的探求和明天的希冀。人
类文明史上，可能再没有哪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也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在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一个答案日渐清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定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航向。
（八）然而，价值观建设树立的是理想信念，界定的是良莠是非，关涉的是世道人心，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
历史地看，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确立，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间还不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描述，强调的都是“心向往之”的价值取向。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还需要我们沿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向度孜孜以求、不懈奋斗；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需要我们针对社会基本原则、根本规则，推动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引；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需要我们不断校正人生坐标、付诸实际行动。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需要贯穿始终。
与改革前30年的物质重建一样，在“顶层设计”划定之后，精神的重塑需要亿万群众的参与。这难以按“计划”推进，难以靠“指令”完成，也无法靠“市场”实现，必须依靠从上到下的倡导、从点到面的践行。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不在培育和践行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三个倡导”很可能变成浮泛的口号。如果要发展不要环境、讲政绩不讲民生，公众会怎么理解富强文明？如果办事情都得找关系、打官司也要走后门，老百姓又从何感受平等公正？夯实“三个倡导”的社会基础，必须关切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只有把核心价值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才能形成有利于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法治环境和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向心力和感召力。
个人层面的价值实践，是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前提。当我们扼腕于社会转型期的“人心不古”、喟叹市场经济对精神世界的巨大冲击之时，别忘了每个人都是文明的使者。公务员为群众办好的每一件实事，是敬业的诠释；商家为消费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诚信的代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热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流……每个人担负起一分道德责任，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因此而托起一分。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体现在每一次选择、每一个行动中，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才能塑造出理想的国家、和谐的社会、完善的个体。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此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九）有三个问号，一直萦绕于国人的内心深处。
一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什么“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二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三是黄炎培之问：如何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三个问号，虽指向经济、文化、政治的不同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冲突与对撞、融合与再造中，中国人如何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崛起——这个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制度模式的创新，更是中华文化的弘扬、价值体系的重塑；不仅会书写举世瞩目的“中国故事”，更将铸造打动人心的“中国精神”。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探索，创造了30多年经济腾飞的奇迹，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亿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一定能让古老的中华民族踏上豪迈壮阔的征途，迎来伟大复兴的前景。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20日 02 版）■
“落实“四个全面”须“四个转变”
滕刚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省调研考察时提出“四个全面”的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新的战略思考、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部署，不仅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方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命题，立即在全国上下、国内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中国梦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内涵和精髓要义呢？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奋发努力，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这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时代的主题。由此可见，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内含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度一致。中国梦对上述系列目标任务进行统摄提升、提炼概括，作出了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群众易于接受的形象表达和生动表述。
中国梦的提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中国人民进军的号角。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内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追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引领中国走向未来和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的关系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
目标。其基本内涵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成为我们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含义却发生了质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正在进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将来完成时，是到2020年要完成的任务、实现的目标。如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不能如期完成、目标不能如期实现，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会被延迟。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
实现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确定全面深化改革这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也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更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我国30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靠什么？还是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的改革，而是要协调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
力。
实现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是支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无论从重大现实意义看还是从深远历史意义看，它都是实现中国梦的支撑。
从重大现实意义看，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二者的主题可以说是一个“破”和“立”的关系。因为，三中全会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变更、革新，相对来说更多体现为“破”。四中全会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的话就是“法治”，而法治更多体现为“立”。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改革过程中有破也有立，法治建设进程中有立也有破。对“破”与“立”，我们要辩证地去认识和对待。“破”是为了破除束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是手段，其目的是“立”，即建立起运转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有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破”与“立”的有机统一，必将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从深远历史意义看，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于解决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经过法治国家建设这个坎。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是一件为长远发展谋、为子孙万代计的大事。它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
实现中国梦：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着力强调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有鉴于此，他对今后党的建设从“严”的角度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靠人去努力、去奋斗。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党的命运，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更加紧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如果对其经验和做法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严”。“严”已成为党的建设的新常态，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事实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全面了、从严了，我们党就坚强有力。党坚强有力，人民群众就会团结聚集在党的周围，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新形势下，只要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来源：《学习时报》）■
万隆精神与中国大国外交的时代特色
罗建波
在刚刚落幕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亚非国家共同发布《2015万隆公报》，承诺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在中国和平发展的今天，继承和发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对于我们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万隆会议看中国外交战略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同广大新
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同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携手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过，中国真正走向更为广泛的亚非世界，还是始于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力排众议，不仅成功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和政治团结的主张，也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加纳、利比亚、利比里亚、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代表进行了直接沟通对话。正是通过这次会议，亚非国家看到了中国支持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定决心，看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自尊自信的外交风格。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成效，是中国在此后几年内迅速地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内亚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舞台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周边邻国，而是扩展至广大的西亚北非地区了。
为践行反帝反殖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积极支持亚非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亚非国家一道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中国也由此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借助它们的力量有力减缓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和安全压力，并在1971年最终被亚非朋友“抬进”了联合国。在那特定的年代，南南合作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尊重和尊严，中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彰显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加强了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整体力量，让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它们与亚非世界的关系。这是南南合作之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历史贡献。
2013年初，习近平把俄罗斯和非洲作为他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访目的地，并在南非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彰显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周边国家、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中国与巴西、印度和南非一道，推动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并建立了应急储备安排，大大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构想，倡议筹建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增进亚洲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中国还承办了亚 太 经 合 组织（APEC）北京会议并力推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迈出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历史性一步，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信心和能力。如果连同“一带一路”，中国在西向和东向同时发力，正在构筑大国崛起的“一体两翼”。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发展中国家视为自身外交战略的基础，注重开展与它们的团结与合作并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历史友谊，这是六十余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色。在当前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与大国复兴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仍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从万隆精神看中国外交理念创新
今天回过头来看，万隆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一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二是团结合作，相互支持。作为当年万隆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作为万隆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他国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增进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如何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不断提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合作理念和外交原则，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若干创新与发展，与万隆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为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与互利共赢，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最终打造休戚与共的地区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还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呼吁各国“求同化异”，实现和平共处。求同，就是尊重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基础上汇聚大家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化异，则是在合作进程中不断化解不同国家的分歧，将“异”转化为“同”，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为继续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习近平在访非时用“真、实、亲、诚”四个字高度概括中国的对非政策，指出对待非洲朋友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讲一个“诚”字，引起非洲领导人和民众的强烈共鸣。他还提出“中国梦”携手“非洲梦”的美好愿景，承诺中国永远与非洲国家站在一起，永远做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习近平倡导践行“正确义利观”，要求我们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他多次强调，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是中国外交可以倚重和依托的重要战略力量。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将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注重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重视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发展中世界的整体发展与复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积极维护者，是发展中国家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坚定捍卫者。
在更为广泛的全球层面，当前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利共赢与和平稳定，在实现自身国家梦和民族梦的同时，共同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正如习近平4月22日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前时代的发展潮流，各国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继续深化亚非合作，不断拓展南南合作，持续推进南北合作。以南南合作精神促进南北对话和全球合作，建立全球新型发展伙伴关系，最终实现全人类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是新时期中国对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从南南合作看中国的大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经济上还十分贫弱，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中的大国，中国敢于在国际事务中为亚非国家发声，敢于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在中国的推动下，1955年万隆会议开启了南南合作的历史时代，直接推动了亚非各国在实现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中国的支持是这些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单个力量来看，发展中国家都难以与西方国家及其同盟体系相抗衡，但以亚非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的大联合，却在过去特殊的年代展示了让西方世界必须予以正视的巨大合力。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逐步由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相互支持转向了对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共同追求。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在刚刚结束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会议上，中国不仅呼吁广大亚非国家加强政治合作，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还坚定承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继续增加对亚非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支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带动作用，努力开启亚非南南合作的新时代。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继续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进而为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作出贡献。我们要基于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等领域，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可以扮演好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世界发展理念的重要贡献者、公认国际准则的捍卫者和国际体系变革完善的积极推动者。
21世纪中国的大国外交，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创新、更具全球视野的大战略布局，也需要有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度的大国责任。中国通过不断提升的国际责任担当，不仅显著扩大自身国际合作空间、提振自身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还必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国际秩序的合理变迁以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中国人民在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同时，也将通过自身发展和全球参与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进而推动“世界梦”的实现。
（来源：《学习时报》）■
“三严三实”是党员领导干部永远的必修课
慎海雄
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就特在修身为政成事要恪守“三严三实”。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成效，开了多少会不是评价标准，干了多少实事才是评价标准；表了多少态不是评价标准，是否风清气正、奋发有为才是评价标准。
中办近日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明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作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融入领导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不是一次活动。
“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总书记的这一谆谆教诲，是每名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也是各级领导干部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就特在修身为政成事要恪守“三严三实”。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对于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推进“四个全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的关键，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抓住了这个“关键少数”，确保其率先垂范，就抓住了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领导干部在践行“三严三实”上带了头、发挥了示范作用，广大党员就学有标杆、行有指引，就能够起到团结鼓劲的正向激励作用。反之，领导干部如果“不严不实”、软弱涣散，一个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必然“塌方”，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留下惨痛教训。
“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必须强化问题导向，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标尺，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着力解决干部队伍中“不严不实”的问题。要通过专题教育，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恪守“三严三实”的自觉性，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努力做到三个“见实效”：即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雷厉风行，以雷霆万钧之势狠抓党风建设。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反腐倡廉工作抓铁有痕，党员干部面貌焕然一新，作风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但是，这仅仅是开了一个好头，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各级干部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等方面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严更实更全面的要求，迫切需要对照“三严三实”查摆问题，聚焦忠诚干净担当，实现强身健体。毋庸讳言，一些领导干部为官用权、做人做事不严不实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浑浑噩噩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表里不一者有之，行无底线者有之，明知故犯者有之。《方案》列举的要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值得党员干部认真对照检查。如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题；着力解决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不直面问题、不负责任、不敢担当，顶风违纪还在搞“四风”、不收敛不收手等问题；着力解决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做人不老实，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给那些“不严不实”干部画了一幅“标准像”。
“三严三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修身律己用权要“严”，做人谋事创业要“实”。
领导干部唯有做到“三严”，才能结出“三实”之果；同样，“三实”落到实处，“三严”才能内化于心。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腐败大案窝案看，那些身陷泥潭的领导干部往往首先在严以修身上出了问题，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失了灵。“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底线失守犹如“点墨”，权力就会脱缰染黑整件白袍，一发而不可收拾。
从一些党员干部心无敬畏、如入无人之境的言行看，严以律己显然在这些人身上失效，“不严不实”的问题随之而膨胀。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某些地方和部门的“一霸手”，老子天下第一，视党纪国法为无物。这些人“任性”而为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依规治党，党性强，“任性”就没有空间。守纪律讲规矩的核心就是对党的绝对忠诚，而绝非三心二意、心猿意马、见风使舵、口是心非，更不是妄自尊大、无法无天。
从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问题看，严以用权必须体现在谋事创业做人上真抓实干、为民用权上，而非大权独揽、以权谋私，或者得过且过、混日子。当前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党员干部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是积极作为、主动作为，而是敷衍了事、应付了之，工作了无生机。“为官不为”的实质就是不担当。邓小平同志曾批评一些干部“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像这样不干事的“太平官”，只能贻误改革发展大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习近平总书记的提醒，应当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原则问题和重大决策上决不容许乱拍板、搞“变通”。而大政方针与地方和部门的具体实践如何相结合，同样是一篇大文章，特别需要发挥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如果一切工作都是生搬硬套，像算盘珠一样拨一拨才动一动，满足于当“泥塑菩萨”、做“传声筒”，又怎能迎难而上，化挑战为机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呢?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三严三实”是党员领导干部永远的必修课。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成效，开了多少会不是评价标准，干了多少实事才是评价标准；表了多少态不是评价标准，是否风清气正、奋发有为才是评价标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尤其要做到“严”与“实”，正如像越王勾践那样日夜卧薪尝胆，才换来“三千越甲可吞吴”，对“三严三实”这面镜子和标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经常照、天天量，扪心自问修身、用权、律己严不严，谋事、创业、做人实不实。如此，才能从我做起，惟志、惟德、惟实，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守为政之本，成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马前卒、先锋队。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1版》）■
新秩序下为官者需要八种意识
王志民
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推出，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官场新秩序重建运动。随后，反“四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人事再布局、重拳反腐，极大地震慑了官场，特别是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场新秩序构建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制度机制建设向重塑为官之道的转变。
构建官场新秩序，为官意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
构建官场新秩序，制度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官员的自身素质更为重要。即使有好的制度，不能很好地贯彻和落实，也只是空中楼阁。如果上级官员任人唯亲，下级官员吹、拍、哄、贡的为官之道不能根本扭转，即使官场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也难以保持下去。根据当前形势和已有的制度建设成果，要保持官场新秩序，必须从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向为官之道重塑为重点转变。保持官场新秩序，重塑为官之道，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以下八种意识。
第一，信念意识。定力源于信仰，信仰铸就忠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的首要标准。没有信念，就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失去了动力和奋斗目标。好干部不仅要具备家国情怀，更需要具备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理想信念。官场新秩序下的为官之道，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离开“三个自信”，就没有价值判断，就会迷失方向。
第二，学习意识。为官之道，素质是基础，而素质又源自于学习。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党的十六大已把建设学习型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领导干部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还要学习哲学、历史、法律和科学技术，特别是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方能提供执政能力。
第三，服务意识。领导就是服务。官员也是一种职业。刘少奇接见劳动模范时传祥时
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既然是官，就不同于一般百姓，其特定的职务又决定他的使命是服务人民。从更高层面上讲，应该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信仰。
第四，法治意识。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为官之道的底线是必须遵守党纪国法。官员与群众的最大区别是手中握有公权。之所以称之为公权，那就是说不属于官员个人的权力，而是人民赋予的。官员自己应当对权力怀有敬畏之感。否则，就会走向专权，就会走上腐败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无疑是官场新秩序下为官之道的行为准则。
第五，担当意识。顺境逆境看襟度，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责任。面对高压反腐，有些干部开展正常工作时缩手缩脚，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待工作，以为不做事就不出错。岂不知，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利益和矛盾日益凸显，需要的正是敢做敢为的担当精神。官员必须积极转变和创新工作方式，以勇于的担当精神推进改革。在其位、谋其政，是为官之道的最低要求。
第六，使命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讲，党员干部的使命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般意义上讲，为官之道的使命意识可以概括为：为官一场，造福一方。芝麻官、千钧担。即使中下层干部，也必须胸怀大志，并做好自身职务赋予的具体工作。
第七，时代意识。如今，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传播新形式，推动着政务公开，使执政内容和形式更加透明。公众监督已是客观存在，官员正好可以通过公众监督来提高执政水平，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官之
道的内涵正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社会事务更多地从“管理”转向“治理”。“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而“治理”则是通过上下互动来实现的，合作、协商是“治理”的基本形式。
第八，奉献意识。官员也是人，也有自身利益诉求，但这绝不意味着官员可以没有奉献精神。官员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应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怀有甘于清贫的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数先进人物也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告诫官员：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官场新秩序催生新的为官之道，新的为官之道又为官场新秩序提供人文支撑
官场新秩序是由官场的各种规则构建和维系的。而作为官场秩序的规则，也与其他规则一样存在着显规则、潜规则、元规则等三种形式。显规则是已经制定并运行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潜规则，一般是相对于显规则而言，是指没有明文规定的、并与显规则相抵触的规则。元规则是由强势者主导而制定的规则，体现的是赢者通吃。官场新秩序，“新”就新在是以显规则为根本规则的秩序，集中了社会对官员行为规范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官场新秩序不给潜规则预留生存空间，是摒弃元规则的新秩序。
然而，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又要由人来遵守。官场新秩序必然催生新的为官之道，新的为官之道又将为官场新秩序提供人文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古代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官之道。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完成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关键在人，为此，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构建官场新秩序，必须做到规则与意识的有机统一，因为规则是由官员的为官之道来支撑的，而为官之道又要由规则提供保证。如今，重拳反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官场新秩序基本确立，给为官之道提供良好制度保障。要保持官场新秩序，就必须加强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教育，使各级官员永远保持信念意识、学习意识、服务意识、法治意识、担当意识、使命意识、时代意识、奉献意识，并时刻以此为警醒，官场新秩序方能保持下去。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来源《人民日报》）■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下开拓前行
解正轩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一刻也离不开登高望远的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将进一步推动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大发展，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光明的复兴前景。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继往开来的战略指引
善于根据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运用创新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四个全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的创造精神，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担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党的工作战略布局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把握执政规律，在顺应形势任务变化中创新执政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卓越智慧，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方略。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2014年12月习主席鲜明提出“四个全面”，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方略日臻完善、成熟。“四个全面”，对治党治国治军实践作出新概括，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作出新回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作出新揭示，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总方略总抓手总遵循。
“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面临时代课题的历史。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跃升。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实施战略遏制和围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法治中国建设任重道远，我们党还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这些问题和挑战如不能很好解决，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习主席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坚定中国自信、总结中国经验，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运筹。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伟大的民族往往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终点上；越是接近理想目标，道路越是艰难，越容易半途而废。“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保证和必由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只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夯实根基。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为党和国家注入强大活力、增添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把握科学内涵领悟精髓要义
“四个全面”，既是重大战略布局，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全面系统把握。
“四个全面”具有丰富时代内涵。无论是战略布局总体，还是每一个全面，内涵都十分丰富深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领域更加全面，涵盖五位一体总布局；覆盖人群更加全面，惠及十几亿人口；发展要求更加全面，瞄准经济、社会和人的素质全面提升；坐标定位更加清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这是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范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原则要求是向纵深推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工作布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重点任务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队伍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构成有机统一整体。这一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四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在“四个全面”中处于统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和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坚强保证，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总起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四者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四个全面”蕴含科学思想方法。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坚持总体谋划。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谋篇布局，体现着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落实这一战略布局，既不能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主次前后，也不能相互脱节，各行其是，必须科学统筹、整体推进。坚持问题导向。“四个全面”，针对中国难题，回答时代课题，回应群众关切，以问题的解决推动事业的发展，体现了直面问题的鲜明态度和破解问题的坚定决心。坚持重点突破。“四个全面”，抓住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牛鼻子”，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创新驱动。“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大创新设计，蕴含着巨大的创新勇气、前瞻的创新理念、科学的创新思维。
凝聚意志力量戮力推进落实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四个全面”，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强化担当，奋发有为、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四个全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要把学习贯彻“四个全面”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四个全面”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发展脉络、重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四个全面”上来。进一步深钻细研，把学习“四个全面”与学习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全面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进一步推动贯彻落实，搞好学习教育，加强舆论宣传，深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学习贯彻氛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贯彻，更新思想观念，提升工作标准，推动“四个全面”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破解制约建设发展的矛盾问题。“四个全面”是直面问题形成的科学理论，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武器。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承担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矛盾日益凸显。无论是全面小康、深化改革，还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既是关键也是瓶颈。要直面矛盾，正确认识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善于把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积极破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要攻坚克难，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解决短腿、短板、洼地等问题；着力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制约建设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着力培塑法治信仰、法治精神，解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纠治“四风”、反对腐败，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切实使党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以求真务实作风确保落底见效。现在目标已经明确，任务已经部署，关键在于落实。推进“四个全面”，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推进“四个全面”，关键是与实际工作对接融合。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端正工作指导，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理清工作思路，拿出实在管用的举措。推进“四个全面”，靠的是优良工作作风。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到底，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把“四个全面”的任务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
（来源：人民网）■
观点纵横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轴心与边界
荆学民
从中国政治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也没有确立专门化的政治传播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交流对话中，大量国外政治传播理论以学术性译介、评论与诠释等方式引入中国。但是“西学东渐”式的理论尝试，只是把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框架与中国当下政治宣传实践进行了“两层皮”式的理论“嫁接”，试图总结出一套既反映西方政治传播实践成果、又能映衬中国政治宣传实践经验的一般性原理——政治传播学。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学”，既没有很好地剖析西方的政治传播内核，更没能为中国政治宣传实践提供有效支持，事实上陷入了理论“创可贴”式的尴尬困境。
任何新兴学科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孕育而生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为重大项目向全国招标，标志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全面展开。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这一关键词在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中的出现，及其相关优秀研究成果的逐步形成，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政治宣传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距离体系的构建还相距甚远，亟待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轴心、边界等一些核心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
政治传播在一般形态上貌似“传播”，却以政治为实质性基础。在研究政治传播时，
我们提倡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这特指研究者的视野，而事实上研究者的视野与研究对象的基础却并不是一回事。应肯定的是：政治传播的基础是政治，进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就是中国政治。
众所周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已经繁荣了一段时间，但尚未深入关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问题，只是面临我国的政治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政治文明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才得以提出。可见，正是当前中国政治治理的时代需求与政治文明进步的现实规定，内在地推动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为此，我们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首先要深刻地了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基础，以任何形态构建起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么，该做怎样的概括与表述？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将所需要传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或政治文明总结为：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总揽全局与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政权运行体制；社会力量求同存异与团结联合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自治与多元一体相结合的多民族共处共促体制；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节有机结合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直接表达个人诉求与维护社会根本利益相结合的利益传达机制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高远的政治境界，汲取人类政治文明所获得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经过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熔炼，升华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中国梦”这一最新理论成果之中，不但在中国人民心中内化，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中国梦”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政治修辞，在本质上它要求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的标志性政治理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战略实践过程的时代表达，奠定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自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也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传播那个样子。那些脱离了对“中国特色”深刻理解和准确诠释的前提与基础的研究，必然会沦落在一些基本传播技巧上，将政治传播窄化为一般化传播，或将继续拾西方传播学之牙慧，或者简单套用新媒体之传播理论，这对于中国当下亟须的政治传播理论建构无异于隔靴搔痒。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
所谓轴心，是指勾连事物构成要素并贯穿于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主线。对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来说，这个轴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实践。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同时也是国家和政府的宣传。就此而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政治宣传的品质，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输给普通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
在这里，要解决两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
一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问题。政治传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古而有之”的政治活动，自从有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实践，就有了人类的政治传播活动。它是人类政治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种运行机制。可以说，政治因为传播才成为政治，人类的政治过程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而狭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传播媒介独立于人际传播并充分发展之后，以政治竞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依赖媒介的专业化政治操作”过程。显然，广义的政治传播包括了政治宣传，或可理解为政治宣传是广义的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或者主要形态与历史形态。在相对狭义的理论区间中，政治传播是相对于政治宣传而存在的。政治宣传往往被看作是主观的意志推行和思想灌输过程，而政治传播则往往被看作是客观的政治信息传播过程。前者意在强调“主观推行”，后者意在强调“客观传播”，此维度上的政治传播内涵无法涵盖政治宣传。由此可见，广义与狭义的政治传播观内在地规定了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而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论域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必然有区别于时下学术研究中流行的西方竞选性政治的特殊性，而中国的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必然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基于西方狭义政治传播观的视角解释中国政治过程是几乎不可能的。为此，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和研究，应从广义的视角展开。
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关联。从“宣传”概念的演化历史看，“宣传”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虚幻的宗教传播”、“虚假的意识形态教化”、“刻意的鼓动操纵”等复杂的演进过程，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残留了不少被“妖魔化”的历史外延，对其持贬义的历史“名声”依然存在。但我们逐一剥去缠裹在“宣传”概念身上的历史外延后，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方式和形态而已。那么如何理解由宣传演化而来的政治宣传呢？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关键在于：把宣传的理念、理论与有关宣传的实践相对区别开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政治宣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长期的传统。政治宣传始终担负、履行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的精神意志引领功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政治宣传活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随着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转变，政治宣传自身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已经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战略，在这一时代使命中，中央强调政治宣传要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新局面，这实际上指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方向和着力点。为此，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巩固政治宣传的地位，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注重政治宣传的效果。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
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是提升政治宣传品质，在理论对实践逻辑的耦合意义上，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也就自然清晰了。这个边界应明确表达为：决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谈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决不能离开政治宣传的历史和现实谈论政治传播，决不能在政治宣传以外寻找新的要素，绝不能摆脱政治宣传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重塑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框架。超出这种边界，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理论歧途。
现在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的转型，认为“传播”与“宣传”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宣传关心主体，传播关心受众；宣传偏重单向，传播偏重双向；宣传侧重直接，传播侧重间接；宣传强调覆盖，传播强调渗透；宣传具有刚性，传播兼有柔性；宣传重视信息筛选，传播重视信息公开，等等，因而，“宣传”应向“传播”转型。其实，这几点并不能成为“宣传”与“传播”的本质区别，实现“从宣传到传播转型”，倒不如说，这仍然是在政治宣传范畴内提升政治传播品质的努力，这实质上还在我们所强调的边界之内。包括政治宣传的政治传播，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主体、受众与媒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资本要素越来越深层次地渗入政治传播过程，也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主体、受众与媒介的现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相联系，形成了多样化的现代政治传播形态，比如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等。作为政治传播基本要素中的主体，政治权力始终居于统摄地位，因而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关系是任何政治传播形态中决定政治传播性质的主导性关系。当媒介的功能完全政治权力化，丧失了社会表达、社会阀门、社会引领功能，必将导致政治传播的服务对象单一化，成为无视社会发展规律和有效作用于受众的“主观意志推行过程”；相反，当媒介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或完全受资本制约，进而成为危及政治权力主体和有效政治过程的合法性时，政治传播亦将成为以媒介操弄为目的的媒介暴力过程或资本异化传播过程，导致社会混乱，瓦解社会团结。为此，我们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就是要保持政治传播中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合理关系，实现积极、健康、有序的政治传播，其核心在于为党更好地实现执政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过上共同富强的美好生活，作出扎实有效的学术贡献。
（来源：光明网）■
哲学需直面“中国问题”
韩庆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发源于困惑、疑惑与问题。一部哲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面对时代问题、分析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上讲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都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入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直面“中国问题”。
哲学研究应增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面向时代问题的。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就是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是以哲学方式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度的现实关切，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关切。我们应基于这一思路来坚持和发展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取得喜人成就，但也存在值得关注和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研究没有真正直面并破解“中国问题”，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一个时期以来，哲学研究中既有“口号”哲学，也有“文本”哲学；既有“抽象”哲学，也有“概念”哲学。这些哲学和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存在一些共同缺陷，就是不怎么接“中国地气”，较少关注“中国问题”；多见“学术”，少见“思想”；多见“理论文章”，少见“现实社会”；多见“学院派”，少见“实践派”；等等。例如，一些研究人学的学者，较少研究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感性的人，注重的多是些抽象的人学概念或范畴；一些研究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用很多精力研究实践唯物主义的范畴、理论，却较少关注和研究真正的社会实践。这样的哲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世界也会远离这样的哲学研究。结果，我们的一些哲学研究变成了自言自语、自卖自夸，这样的教训值得总结。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让哲学研究焕发生命力的一种出路。只有这样，哲学研究才具有实质意义，才能产生真正的实际影响并显示其价值，才具有真实的生命力，也才能被社会所认同。
如何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应把“中国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思想，还可以是哲学思潮等，但研究问题更重要。这种问题既包括“全球问题”，也包括“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应是中国当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使命和责任担当。
哲学研究中的文本研究，注重概念（范畴）、理论、版本、文献、思想史等的考证、勘正和梳理；哲学思潮研究，注重研究哲学思潮产生的背景、分析解决的问题、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思想或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借鉴或启示意义等；哲学史研究，注重研究哲学产生、发展的历程、发展线索、发展规律等。纯粹的理论探讨必不可少，文本解读和哲学史梳理也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至关重要。这种问题意识，体现为对缠绕国人、必须经常面对、常常令人疑惑、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反思、追问和求解。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应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题和核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最高目的和评价标准。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要善于运用哲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哲学层面的重大问题，又要在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哲学。我们要从哲学上来把握问题，从问题上来理解哲学。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出发点是问题，以问题为中心；研究方法取决于问题的本性，针对问题而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或范畴，是围绕所分析解决的问题而提炼、形成的；通过研究提出的理论、思想，主要是在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论证的逻辑，主要服务于分析和解决问题；为论证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和文献资源，都服务于有效分析和解决问题；研究的成效和推进理论创新的程度，取决于对问题的解决程度。
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哲学理论工作者，真正在哲学发展上具有忧患意识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都应深刻意识到，用哲学方式破解问题，才是哲学的真正本质，是哲学存在的本来意义，是哲学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增强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秉持理论自觉，积极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哲学部主任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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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道德虚无
武卉昕刘喜婷
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历史真相被掩盖、篡改、抹杀，以主观恶意杜撰臆想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粉墨登场。任由历史虚无主义频现，它殃及的范围就不可能只留在历史的圈子里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均无法幸免。道德意识形态也在其中。
一、历史虚无主义摒弃道德尺度的客观特性
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承认支流而否定主流，透过个别现象来否认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其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
上世纪80年代苏联历史研究的虚无主义就明显地昭示了这一特点。当时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进而否定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股逆流演变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一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革命历史的运动；二是这场运动由一些文学家和政论家打头阵，历史学家“后来居上”；三是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在运动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四是运动中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并以此来填补所谓的“历史空白点”，“虚无的”是历史真实，“不虚无的”是对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模式的膜拜。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挖掘历史真相之名，做背离历史之事，对史实的判断没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没有坚持符合苏联国情的道德价值标准。“指鹿为马”的悲剧持续上演，又没有客观的解释，加上是非莫辨的宣扬，致使历史研究的虚无主义思潮愈演愈烈。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新闻宣传，挖掘真实当然很重要，对历史错误认识的纠正也是应当的，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都应坚持正确的立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道德基准、伦理前提。因为现实情况、社会发展程度、人的认识水平千差万别，历史也不可能冻结在一个既定的水平面上，用先前的眼光看待当下的情况不行，用现在的眼光武断地衡量过去的历史也有失公允。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但要客观，更要理性。用道德尺度来衡量，不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行为本身会导致恶的结果，而且在方法论上，是对唯物史观的根本摒弃。
二、历史虚无主义否认道德本质的物质内容
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造就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括道德意识形态。1955年，苏共中央委员马林科夫根据当时苏联的生产力水平断定苏联只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领导人臆断历史的发展前景，给马林科夫强扣上“机会主义”和“右倾表现”的帽子，强迫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政治谎言的“敦促下”，抛弃事实原则的苏联领导人随即在苏共21大上不负责任地宣布了“共产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的结论，接着抛出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号召。在大力发展国防和工业的政策指南下，不顾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妄断历史发展走向，结果使产业结构本来就不合理的苏联经济更加脆弱：轻工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降低，食品脱销，物价上涨……人们整天在收音机里听到丰厚的商品，尤其是食品，而在现实中仅是美丽的泡影。国家领导层的决策不仅包含着价值选择的因素，更是国家发展的价值目标，而“失察”在政治伦理上则表现为否认现实（这里表现为现实生产力）基础上做出的判断，这种错误的判断如何能引领国家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层面带头失察于情，其结果必然失信于民。
苏联解体之后民众的痛苦很能说明问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并长期徘徊于谷底。当时，相当多的人攻击苏联制度的非人道主义化，而导致苏共改革失败的肇始之源也是要实现所谓“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是“人道的”实现得怎么样不知道，“社会主义”却先丢掉了！随着社会主义一起逝去的还有普通民众的物质保障。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有高达67%的人承认苏联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人一度高达64%，而且越是在物质生活艰难的时刻，这个问卷值就越高。保证和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制度一定是善的制度，因为它满足了生产力的检验标准，也适应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这完全印证了社会道德选择的物质基础，承认了道德本质的物质内容。毕竟，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道德一定受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显然，这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三、历史虚无主义忽视道德价值的真理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掉了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真实，以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歪曲甚至全盘否定历史，并用被篡改的历史幻象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恶”的价值导向，做“恶”的价值选择。被篡改的历史幻象可能还会使人陷入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泥沼，因而导致否认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否认社会实践的作用，致使人们对社会发展失去信心，对人类发展失去理想。
十月革命实现了人类迈向更文明社会制度的理想，它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实践中的未来。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领袖，他的丰功伟绩理应得到认可。但就在21世纪的俄罗斯，还有否认列宁伟大功绩的暗流在涌动：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非具有世界意义，而是一场巨大的阴谋。2007年11月1日的《俄罗斯报》居然提出了“列宁是领袖还是恶魔”的疑问。事实上，在1917年前的俄国，当几近崩溃的无政府状态已然引发国内战争，俄国陷入再好也不过散沙流石的前途未卜的境地，在国际孤立无援、国内混乱不堪的情形下，正是列宁科学评价时局并大胆做出论断，即社会主义革命失去了在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可能，理论联系实际，果断进行革命，才拯救了滑向深渊的俄国社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四、历史虚无主义混淆道德判断的善恶标准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类型衡量善恶的标准确有不同，因此，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
同的道德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才是具有道德善的判断标准，反之则是具有道德恶的判断标准。
如二战在留给苏联人民巨大的历史伤痛的同时，也留给今天的俄罗斯人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坚韧顽强、英勇不屈品格等内化到了民族骨血里，更重要的是，它为苏联换来了其后四十多年相对和平宁静的建设环境。但是，在今日俄罗斯却仍有将卫国战争与内部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的论调，说什么二战是苏联和斯大林挑起来的，而德国则是被迫应战的。并以斯大林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为口实，攻击苏联政权是恐怖的，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极权主义。这完全是无视苏联人民在二战中的历史功绩。甚至有人仅从二战并没有将整个欧洲共产主义化这一结果，就胡言“我们输掉了二战”。这完全是将一些历史细枝末节的、支离破碎的非本质材料进行胡乱整合而得出的个人主观结论的典型。在这里，善恶标准被抛弃，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被误导，甚至形成了一股有悖于道德标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逆流。
正价值的道德观念应该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散播的是道德善的福音。历史虚无主义从荒诞的非道德立场出发，失去了对善恶标准的衡量，导致道德观念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差之千里，甚至背道而驰。
五、历史虚无主义阻断道德意识的积极向度
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可为社会实践主体的道德意识形成、道德选择定位提供积极正确的引导。真理的东西总让人动容，可引起人情绪上的积极体验，为积极道德意识和心理的培养做贡献。
俄罗斯过去数十年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虚无主义转向，其结果是歪曲历史、不负责任地篡改历史的学术作风日益严重。各种背景的非主流意识形式以否定和诋毁苏联历史为能事，极度削弱了俄公民主体精神的树立。爱国主义、诚实守信、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在被诋毁的历史中逐渐消失，人民不再对未来抱道德期望，而悲观情绪、思想堕落的现实，在民众意识中起到了不良的导向作用。
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有了对历史教科书重新修订编撰的积极举措。2013年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所做的有关“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支持还是反对”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在回答原因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对待历史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和观点，真实而令人信服的历史应当展现在人们面前。新编的历史教学参考书力求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既不夸大，也绝不贬低。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国家人民主体意识的尊重，更是正确认识历史并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关键。
六、历史虚无主义加剧道德失范的现实可能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魅惑下，道德尺度的客观特性被摒弃、道德本质的物质内容被否认、道德价值的真理基础被忽略、道德判断的善恶标准被混淆、道德意识的积极向度被阻隔，尤其是道德原则的规范作用被恶化，那么在实践层面必然加剧道德失范的现实可能。
苏联解体之初和之后，社会道德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在对幸福和生活目的的理
解中，“个人物质满足”已经占据首位，而“对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追求”退居末位；爱国主义情感淡化，占60%的人想到国外生活；在诸如被谋杀、自杀、吸毒等严重社会问题的调查中呈现出来的数量，在1990年均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以诚信为例，整个社会失信了，不诚实了，会成为一种情绪感染，蔓延到其他领域，造成社会失信的弥漫状态。
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表现在部分人群、部分群体和部分时间段内的诚信缺失，恐怕也跟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抵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调试的悲观预期和错误判断有关系。有些人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调和，否认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选择，否认中国对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负责任的言论一出，便会以发酵的态势蔓延至其他领域，当失信作为一种隐常态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疑会加剧道德失范的程度。
虚无主义作为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掩盖了历史真相，也愚弄了群众，在愚弄的过程中，群众也会以随意的态度来解构历史，慢待生活。真相可以被抹杀，那么支持真相或真理的价值——义务、诚信、良心、满足感、责任心，通通会变得无足轻重。长此以往，这种态度极易演变成人们认识历史、看待现实的根本错误的方法论，以为什么都是可以否认的，任何人任何事均无价值可言，那么失去了神圣感的人，还能指望他在群体和个体的行动中有什么贡献呢？没有了正价值的实践行动，社会道德图景就会朝着社会失范的深渊滑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无掉历史的同时，也会虚无掉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和道德风貌，其影响力度不容小视。
说到底，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历史虚无主义是假的；用道德标准衡量，它是恶的。对于这种引导社会历史发展的负向力量，理应制止。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求是网）■
回望60年前万隆会议：周恩来率团参加
提“求同存异”促成共识
今年是著名的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据中国驻印尼大使介绍，习近平主席近期将访问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亚非各国领导人也将于4月24日在万隆重走60年前亚非领袖的“历史性步行”，纪念、继承与发展万隆精神。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对新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为了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成为万隆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排除万难：中国代表团如期到会
在世界历史上，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曾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但在当时，与会各国的情况复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会议前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参会前夕，中国代表团遇到了
种种困难。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离香港后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中外记者等11名乘客不幸遇难。事后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乘这一航班。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没能得逞。4月13日当晚，代表团成员陈毅副总理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然而亚非会议不能延期，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不容动摇，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
“求同存异”：周恩来即席发言振聋发聩
在大会上，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但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有的则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发紧张。周恩来决定放弃阅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将原稿油印散发，另做了一个补充发言。4月19日下午，周恩来登台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在发言中，周恩来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主张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亚非国家求同和团结，并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充满智慧地进行阐释和解惑，用平等的态度来平息争论，赢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赞同，一举扭转外界对新中国的偏见，会议气氛也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十项原则”：留下“团结友谊合作”宝贵财富
4月24日，经过与会各方7天的努力，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内容涵盖经济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而这正是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引申和发展得来的。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万隆会议确立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给我们留下了“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会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亚非国家纷纷取得长足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都源于对万隆精神的成功实践。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至今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堪称亚非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成为当今世界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
（来源：人民网）■
中国的“德治”传统
周国林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的不少诗篇通过赞颂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来表达民众衷心推戴的情感，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的认识出发，《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据称，唐尧之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虞舜之时，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皋陶也说过：“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依此，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夏桀、殷纣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召诰》）。在周公、召公看来，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怀保小民感动了上天，上天才降大命保佑周王朝。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具体说来就要勤政爱民，“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无逸》），采取各种惠民措施，以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这是德治思想的第一层含义。
德治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不要刑罚，而是强调要积极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周公代表成王告诫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如何做到慎罚呢?“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是对囚犯的处置要经过多日的慎重考虑才作出判决，只有“不孝不友”的大恶之人才“刑兹无赦”（《康诰》）。“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
春秋末年，孔子全面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他的治国理念，是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他反对“不教而杀”，将这种行为称之为“虐”，列在四种恶政之首（《论语·尧曰》）。他还提出提高统治者的自身素质是德治的基本条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他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使民无讼，即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而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
德治思想作为“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其内涵。这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发生在战国到西汉前期，这是中国历史由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阶段。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要“以德服人”。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去做到孝悌忠信，提出了“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等一系列仁政主张。荀子的观点与孟子相近，也主张君主以德治民：“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又提出“三威”之说：“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荀子·强国》）。
秦朝兴亡的历史事实，成为汉初政治家、思想家讨论的重点。最著名的事例是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问答。陆贾告诫刘邦，守天下与夺天下不同，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他在《新语·本行》中，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其后，贾谊著《过秦论》，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声势威猛，却因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源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汉初人的普遍认识。从而引起汉初经济、政治领域的政策大调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治思想自然成为了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董仲舒认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犹如防止犯罪的堤防。“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他还将阴阳五行学说用于治国理论中，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规律，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汉书》）。为此，他提出了消除苛政、抑制土地兼并、国家和官吏不与民争利等若干经济政治措施，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董仲舒的一系列论述，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
第二个时期发生在唐朝前期。隋文帝在位期间，结束了中国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然而，不到三十年，隋朝便二世而亡。这一残酷的现实，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从《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探讨治国方略时的谨慎态度。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二年，又对侍臣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卷五《仁义》）所谓“抚之以仁义”，就是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示之以威信”则是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大臣中，魏征上疏最多，曾于贞观十一年上疏说：“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卷五《公平》）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大辟、流放等刑罚条文大为减省，以避免法官深文周纳。至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卷八《刑法》）。在唐太宗、魏征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高宗初年颁布的《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武则天当政期间，酷吏来俊臣、索元礼之徒横行，狄仁杰等人奋起反击。左台御史周矩上疏直谏：“故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旧唐书·酷吏传》）通过先人遗训的说服力，为武则天所听从，达到了缓刑用仁的效果。
第三个时期是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其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张载《西铭》有云：“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气象博大的人生观把仁视为天地大德，对其他理学家影响颇大，进而将仁提升到天地万物的道德本源地位。二程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河南程氏遗书》卷四）朱熹则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如为孝是心中得这个孝，为仁是心中得这个仁”；“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修德于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具体地讲：“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子语类》卷六）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则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措施。在德治思想的开掘上，理学诸子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以《大学》为根据，从中概括出“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三纲为明德、亲民（朱熹释作“新民”）、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君主的修身，他们极为看重，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二是提倡教化，整肃人心。理学家通过书院讲习等方式传授儒家伦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了广大士人的社会参与意识。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活动不无关联。
从以上粗略的叙述可见，德治思想从远古确立后，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着“礼法并治、德主刑辅”这个中心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其结果是社会教化程度不断提升，法律制度建设朝合理化方向发展。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间断，并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大有关系。
三
当今法治社会，传统的德治思想还有借鉴作用吗?有人仅从字面上理解，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对“以德治国”予以否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与法治概念相对应的应该是人治而不是德治。古代社会提倡德治虽然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但并非不讲法治，而是强调不可一切断之以法，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古代德治思想不应被视为文化负资产。充分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优良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有耻且格”，可以减少和预防违法行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依法治国作为当前的基本国策，是在治国实践中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实际上是就执法过程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殊公民存在。而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要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方向，这实质上就是“德”。立法过程中“以其得之于心”，“心中得这个仁”，就是在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深厚根基。古代社会是皇权至上的家天下，由于制度上的根本缺陷，“以德治国”说到底是在维护当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对于民众来说，充其量只是局部权益得到保障而已。当今时代，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德治国”的思想才真正得到施展的舞台。职是之故，我们更应该珍视古代德治思想这一文化遗产，从中获得启迪，取精用弘。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古训，应成为当代所有立法者、执法者的重要信条。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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