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
新华网北京6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6日下午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肖培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今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安排党建方面的内容，题目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以此来纪念党的94岁生日。
习近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成效是阶段性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持续抓下去。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各级党委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继续抓好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集中教育，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继续查处各种腐败问题。同时，要在减少腐败存量的同时，坚决遏制腐败增量，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习近平强调，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指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
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
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法规制度在务实管用。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习近平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要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要把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来源：新华网）■
省委中心组举行“严以修身”专题学习会
按照中央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部署要求，6月26至27日，省委中心组举行“严以修身”专题学习会。省委书记王东明主持学习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尹力参加学习。
与会同志听取了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张维岩同志《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专题报告，观看了党史教育专题片《信仰——我们的故事》，进行了讨论发言；学习会期间，省委还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党组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以及成都市、南充市、资阳市开展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情况汇报。
王东明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系列决
策部署，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持续用力正风肃纪，扎实开展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全省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良好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各地各部门把从严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现了两不误、两促进。
王东明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中央紧接着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持续深入抓作风建设的决心和定力。严以修身处于“三严三实”的首位，是党员干部立德正己的基本要求、律己用权的思想基础、拒腐防变的根本所在。严以修身重在“严”、贵在“修”，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每一位省级领导干部都要以严的标准和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修养，认真解决存在问题，在严以修身上为全省党员干部作出表率、作出示范。
第一，在锤炼党性上带头，始终做到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心中有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带头落实中央和省委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各项规定，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强化党员意识，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对党忠诚、为党工作、向党负责。
第二，在践行党的宗旨上带头，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中有民。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都要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要增进群众感情，真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办好民生实事、解决民生难题。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团结带领群众拼搏实干，创造幸福生活。
第三，在尊法守德上带头，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心中有戒。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严守法律底线，划清党纪红线，任何时候不违规不逾矩，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和模范。要加强道德修养，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人生态度、良好道德品质和健康生活情趣。
第四，在攻坚破难上带头，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做到心中有责。担当实干，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当前，四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艰巨繁重，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一股精气神，自觉担当担责、积极主动作为，坚决反
对精神不振、不思进取，坚决反对思想保守、因循守旧，坚决反对不敢担当、无所作为。
王东明强调，党员干部严以修身，绝不是关起门来修身养性，必须与当前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专注发展、转型发展定力，全力推动政策落地、部署落实，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理、党的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做到情况清、方向明、
决心大、作风实，切实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
成效上来，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稳增长。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降低企业成本、强化投资促进稳定经济增长、强化金融支撑缓解资金压力、强化市场拓展扩大企业销路、强化分类指导稳定住房供需，同时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进度，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良好势头。
二要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已经出台的38个专项改革方案和其他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国资国企、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科技体制、司法体制、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通过改革构建新的体制机制，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活力。
三要全面加强社会依法治理。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级人大要加强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一府两院”依法履行职责；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认真落实“五个规定”“五个意见”，确保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各级政法部门要坚持公正司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扎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司法公开，强化司法为民，切实解决好“三难三案”问题。要以“法律七进”为抓手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自觉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四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用力正风肃纪，深入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决防止作风问题反弹回潮。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抓好法纪教育、警示教育和先进典型教育，着力解决好“总开关”问题。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选好配强带头人，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下大气力解决为官不为问题，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干部队伍精神状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集干净与干事于一身、勤政与廉政于一体。
五要始终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意识，加强雨情水情灾情预测预警，完善应急抢险预案，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全面做好隐患排查、排险除危和转移避险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学习会上，部分中心组成员联系各自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围绕“严以修身”的主题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抓好经常性、常态化学习教育，不断增强“三个自信”，进一步打牢思想根基。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修养，锻造过硬的思想品格和政治素质，下大气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在严以修身上发挥带头作用。要认真落实“五个结合”要求，保持专注发展转型发展定力，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把专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省委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会。不是省委中心组成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来源：《四川日报》）■
理论学习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四周年
今天是党的94岁生日。仰望党旗，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更加深切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从上海石库门寻找光明的探路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肩负执政兴国的神圣使命，我们有一往无前的豪情，更有时不我待的警醒。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近百年来，这个共同体合力将一个曾经饱受屈辱的国家重新带上康庄大道，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深化改革、厉行法治、从严治党、共建小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勾画出我们走向复兴的方略和路径，接下来的，就是以攻城拔寨的昂扬斗志，一步一个脚印将蓝图铺展在神州大地。
经济换挡升级肯定要经历化蛹为蝶的阵痛，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动很多人的奶酪，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要穿越历史的三峡，走向复兴的彼岸，跨越之难、阻力之大，很多方面会超出人们的想象。面对地区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面对旧有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倒逼压力，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面对人民的梦想期待，如何让最广大的民众有更多获得感？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挑战，经受住转型期各种风险考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惊世一跃”，关键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关键在8700多万党员抖擞精神、奋发有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首先要有“落到实处”的紧迫感。今天，我们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只有不到6年时间，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无为懈怠，丧失的是宝贵的发展机遇；轻飘虚浮，到头来必将大业难成。放眼全局，每一项出台的改革措施都得铆足了劲往前推，才不至于成为拖后腿的环节；每一个地区、行业和部门都要积极作为，事事有着落，招招见实效，才能为未来赢得主动。拿出只争朝夕的不懈干劲、马上就办的雷厉风行，将每一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人民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必须保持“从严从实”的过硬作风。凡事严中求，实中取。既定的发展蓝图、改革任务、法治目标，莫不需要全党同志以“严”的精神去推进，以“实”的作风去落实。以“三严三实”为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校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政治坐标，就不怕自身不强、不愁民心不聚。补足精神钙质，上紧作风发条，织牢制度笼子，紧握法纪戒尺，做事不应付、做人不对付，我们才能挺得起脊梁、经得起考验，对得起共产党人这个庄严称号。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务必锤炼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品格。“其作始也简，其将毕
也必巨”，改革如何啃下硬骨头，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动力转换，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课题如何破解，作风建设如何治顽疾除病根，都需要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既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担当起这个责任，就得有忧国忧民、夙夜在公的忧患，就得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肝胆，就得有在岗勤勉、敬业奉献的状态。我们的事业不追求显赫一时，一代又一代人不避艰险的接力奋斗，这就是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薪火相传、蓬勃发展的活力之源。
“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在贵州考察时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习近平总书记有此嘱咐，其实也是感慨。回望九十四载风雨历程，牢记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不忘初心中行稳致远，在不忘本来中开辟未来，我们定能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7月01日 01 版）■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政府改革创新
邱霈恩
今天，我这个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四个全面”。第二个是“四个全面”与政府改革创新的关系。第三个是政府改革创新应该突出的若干重点。下面，我先谈一谈第一个方面。
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四个全面”。我总体的认识和体会，觉得应该从整体上来把握
“四个全面”。为什么呢？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和2015年2月，先后多次正式提出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和统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这“四个全面”是有机的整体，必须统筹协调推进。总书记的思想就是我理解、体会和把握“四个全面”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要真正落实贯彻“四个全面”所要依据的基本指导思想。再一个方面，我觉得，“四个全面”实质上就是一套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体战略，相当完整；而且是新常态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方略、总指导。它是完整一体的，它不可分。具体来说，它其实就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也无法单兵突进，每做一个方面的工作，每推进一个领域的治理现代化，都得依据“四个全面”总的指导来有效推进，才能抓扎实。
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四个全面”就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新时期治理战略的一个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体战略目标。在这里，“四个全面”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内容上，是整体上的目标。尽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也有自己的总目标，但在整个治理战略里面，它们是这样一种关系，那就是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体战略目标的时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新时期治国理政总体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在这一点上，主要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的讲话精神来理解和把握的。
根据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就可以得出结论：“四个全面”就是一套完整的新时期治国理政总体战略。要把“四个全面”作为有机整体来系统把握和协调推进，目标、目的就是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这也是当初习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来的总要求。
具体而言，“四个全面”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作为一套完整的战略，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是完整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发展全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和深层次矛盾，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改革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来锻造“确保各项事业不断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总的战略思想。它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它的战略布局。这个布局是立足全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把全面依法治国定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全面从严治党定位为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最重要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作风保证。由此开辟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所以，这里的总体战略两层含义各有不同，前者侧重于思想理论，这是一个更高境界，更有全面性，更有创新性的一个治国理政思想执法实践。第二个层面，更富有实践性、操作性和动力性，就是付诸实践。两个层面是整合为一体的整体。思想和这个举措、思想和这个布局是完整一体的。思想在这里充当灵魂，措施在这里充当具体的操作工具。但是总体来说，这都是宏观层面的总战略、总思想。
这“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更具体地认识和把握它们的内在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它们内在的联系是紧密而有机的。首先，从管理学通常说的“目标—路径”理论，或者是“任务—手段”理论来分析，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目标、就是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途径，就是手段，这是一种内在的关联，有机关联。如果从总的战略即四个方面的不同分工、功能、作用相互关系来看，它们是这样一种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第一个一百年的一个总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但是，怎么来推进，特别是当碰到利益集团、利益层次这方面带来的阻力和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只有靠改革，靠改革这个杠杆带来动力。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根本上就是要发展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靠全面深化改革是很难打破约束妨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桎梏的。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在这里起着关键的动力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依法治国做保障，我们前进的步伐、前进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恐怕不会依法办事。我们的成果也许会在不依法的过程中遭到破坏、损毁。从严治党，是保证我们所有这些伟大事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胜任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领导核心。它是绝对的保障，是灵魂，整个伟大事业的灵魂。他们相互之间是完整的有机整体。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四个全面”虽然外在有别，但是内在统一，它们相互之间是相
互贯通、相互联动的，也是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总的来说，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整体的理解和把握让我在这个联系政府管理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特别重要的总体的指导思想；而且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指导思想，有一个总的具体的把握或者抓手。
根据这个抓手，我们可以很好地推进政府改革创新。到这里，我想，就是要汇报一下我关于“四个全面”与政府改革创新的关系了。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四个全面”对政府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政府处在改革创新的前沿，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前沿，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政府的改革创新甚至可以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达到的水平；所以，这是焦点。我联系这一点主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所以专注于政府改革创新。这里，我思索了以后觉得，“四个全面”对政府改革创新提出来的新要求、新任务合在一块儿，主要有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点，要以全面的思维和眼光来采取战略行动，实现战略目标。“四个全面”都是全面，“四个全面”整个为一体就是一个大全面。这个大全面符合我们新时期、新常态下一个整体观，治国理政的整体观。这也符合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的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这种思维观点、这种哲学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改革创新要向前推进，这一解决政府履行职能和政府自身建设许多问题就需要在“四个全面”指导下，以全面的思维和眼光采取战略行动实现战略目标。
第二点，就是要求要以整体观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发展，以求达到更高水平。五位一体是新时期政府管理的一个重大发展创新，在过去只有四位一体，甚至四位一体也经常提得模糊，那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在五位一体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在“四个全面”里面特别强调这五位一体协同、协调推进，实现和谐全面发展。
第三点，要以系统思维和更大的力度与深度来着手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思想解放和思想水平的提高，主要就是做什么工作，特别是做更高层、更长远的工作，都需要以系统的思维来看待和推进。习总书记抓哪项工作都给我们树立了以系统思维来推进工作的榜样、标杆。系统处理问题，本来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的一个基本能力，不能片面、机械，而要系统有机地看待和把握。可是过去在做行政体制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观，缺乏系统考虑和系统推进，所以推进来推进去总有些老圈圈、旧套套。那么在“四个全面”指导下，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系统考虑、系统协调、系统推进，不能单兵突进。
第四点，“四个全面”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坚定的法治精神与原则来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我们这里很多专家，甚至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也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目标。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个理念，没有把法治思维树立起来，没有把法治精神和原则明确用起来，贯彻到政府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来。经常的行政行为都是有悖法规，甚至执法犯法，在这一方面是问题严重的。所以，全面依法治国，着重强调了要全面依法行政。全面依法行政里面又特别强调了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进依法决策，由此带动整个行政管理朝着依法的实质方向有力推进，最终建成法治政府。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我们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要以“全面”这个思维来做好这项工作。所以，这是新挑战，是政府改革创新面临的新挑战。
最后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要以廉政取向和现代治理理念与方法来加强政府治理。廉政取向就是我们要建设廉洁政府，现代治理理念和方法就是要推进公共参与，实行公共治理，让更多的民众，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以当家作主的身份有效参与到政府治理中来，把老百姓的事办好，把国家的事办好，把大家的事办好。这就是讲政治，这就是务实。
以上就是我理解的“四个全面”对政府改革创新提出来的五个突出的要求和任务。
另一方面，在“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过程中，政府改革创新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积极作用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主动配合，积极推动“四个全面”统筹协调推进。统筹协调推进是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时的一个总的目的、总的要求。
第二，要以更大的创造性和有效性实现新常态下的优质发展，要优质发展。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压力大；困难大，困难多；多方面的制约、约束，特别是过剩的产能、落后的产能要淘汰，怎么能做到？——没有更大的创造性那是做不到的，很难保证优质。所以，我们的发展要保证质量，是很大挑战。在这个时候，我们政府要勇于担当，必须做到优质发展；只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应“四个全面”，并且再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我认为要以更大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坚决克服改革阻力与障碍。现在我们无论是抓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建设，还是抓生态建设，都会碰到某些既得利益的阻力或者障碍。我们敢于这样做吗？我们敢于碰硬吗？特别是在当前，反腐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也到了关键期、敏感期，能不能有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自觉性？政府不是某一个人的政府，政府更不是抽象的机构，那是我们每个公务员、每个党员在其中组成的。我们每个公务员，每个领导干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积极作用就是它的自觉性和责任心的表现。但是，现在反腐就出现了一些懒政、惰政的表现，比如“不贪不占，那就啥也不干”。这样的情况，懒政、惰政引起了领导、社会的关注。这就是必须克服的阻力和障碍。
第四，把行政决策及整个行政行为全部纳入法治的轨道。就是我们必须懂法，我们必
须执法，我们必须贯彻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真正从行政行为的开始，行政决策到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协调等一系列的行政行为全都纳入法治的轨道。我们在这个具体的层面上、操作的层面上体现出法治精神、法治规范，我们才真正是落实了依法行政，才是真正建成了法治政府。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并且做到，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不能和“四个全面”积极主动地回应互动，不能积极主动地贯彻落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最后一点，我们政府要加快建设、完善良好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主要就是完善严肃政纪、惩防腐败的行政权监督机制。这个行政监督从政府建立以来，就一直在关注和推进行政监督。但是，这个监督往往有遗漏，往往有空白，往往有盲点。行政监督的网络体系有空白，有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我们这个行政实践过程中总是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干部、有些行政人员不知不觉地在没有监控的时候，或者认为没有监控的时候，放纵自己，不能慎独，结果就出了大事。如果单从工作的角度看，积极、认真，有智慧，又有经验，是胜任的、可取的；但在这个廉政上、廉洁上却不一定能充分保证做到、做好。所以，我们加快完善这方面的行政权监督机制，是对行政人员的负责，也是对政府的负责，更是对全面推进的负责。
以上两大方面是我对于“四个全面”与政府改革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下面，我就想更详细具体一点，谈一谈在“四个全面”指导下推进政府改革创新所应该注重的若干突出的重点。这个重点主要是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按照“四个全面”开展政府履职的改革创新。其实，这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五位一体这项战略要求。五项建设、五位一体是个很大的挑战，不靠改革创新，很难落实到位。它们之间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讲起来，很多具体的层面，那是没办法在这里面一一地谈及。而在很多重要方面，“四个全面”里面很多专门领域已经谈得很具体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是从改革创新这个操作层面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要用改革创新打开发展新空间，获得发展新机遇，开创大国经济新格局。眼下，
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常态，新常态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就是我们的GDP发展大体定位在7%左右。但是，如果发展低于7%，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就业会严重失控、增长会不能满足基本要求呢？有可能会，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预测。所以，新常态也许就是应该在7%以上。但是，不是像过去一样，我们继续保持9.8%，甚至更高的那种发展水平。这符合我们现在发展新要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我们有可能陷落在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来到中等收入这个陷阱时都很难实现超越或者突破。我们怎么来超越、突破它？不靠改革创新，而且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平、一流水平的这种改革创新，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重复别人已经重复的那种失败、包括日本经历过的那种失败。在这方面，我们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好的眉目，比如，我们搞“一带一路”的开拓创新，我们搞亚投行这种新的金融创举，这个有利于我们发展大国经济，开创大国经济新格局，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格局，这是一个大飞跃！我们在这里下功夫、用智慧，就一定能够闯过中等经济发达水平的那个陷阱。
第二，要用改革创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主要旨在激发市场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市场活力现在我们看楼市有活力吗？我们看其他消费市场有活力吗？我们看国际市场有活力吗？有些经济学家、社会上有一些观点都认为：这个活力不太够，或者已经开始走向萧条了。但是，事实证明不是没有活力，而是现在的活力正处于一种转型的阶段，正在孕育一场新的更大的活力。眼下是关键期。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使市场活力在这个关键期真正实现突破，我们如果结合开创大国经济新格局这一战略举措，就有可能激发出市场的活力。我们从2013年、2014年国家消费情况来看，消费已经达到历史的高点，并且首次超过了投资拉动我们的经济发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场活力是非常巨大、非常成功的。如何保持这样的活力、如何做得更好，是我们政府在抓经济建设时要做得更好的。发展动力要靠改革，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碰触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利益格局，比如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不同于以往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在这一点上，就要碰触很多人的利益，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怎么办？哪里来的动力？就要靠我们改革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来获得和提供这方面的发展动力；根本上是要推动全社会积极努力、不断创造——而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讲话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全社会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创新事业中，一起来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实现新的常态下的新的发展，建成创新型国家；而不是我们总是处于产业的下游，不是我们的生产总是用别人的标准、别人的思想。我们得支付这些标准、思想的成本费用。为什么我们不能定标准、出思想来向生产下游收费、向世界收费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和思想的服务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政府应该站在前沿，引导全社会，引导整个国家，走向创新型国家在全世界发展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就是要用改革创新推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建成创新型国家。这个是比较具体的一个层面，为社会创造力的开发，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所做的一方面的努力。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都是经济学的概念，创新驱动就不仅是经济学的概念了，它是科技的概念、社会的概念，更是我们政府改革创新的概念。我们政府首先自己得改革创新，自己得让自己来到一个新的境界，产生新的动力，带给经济、社会、科技新的发展动力。这方面是很明显的一个重点。抓住这一点，我们就能把工作很好地加以推进。
第四，要用改革创新极大推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原先我们提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但是新型城镇化后来中央提得非常突出，所以在这里，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可以放到前面的，它有龙头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如果搞得好，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格局、全新的面貌。但是，新型工业化仍然具有实质性，世界上是以德国为代表，新型工业化已经来到4.0的时代，我们到了3.0，还是2.5，我们还得加油啊！我们在这四个方面，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都得整体考虑、协同推进。这里很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政策制定、政策创新、政策执行和政策监督方面，都应该做得到位。我们应该成为完整的政治推手，我们应该成为政治创新的领头羊，保证这四个新四化能够落实得更到位，取得更实质的成果。这样才能真正更好地落实我们的“四个全面”。
第五，要用改革创新有效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日益突出的矛盾。人与自然资源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济发展引起的，单纯片面追求GDP、追求数字引起的。所以，我们在新常态下，我们不需要那种虚的、泡沫大的或者不妥当的高速经济发展；要保证我们的发展是科学的，这就是新常态的本质含义。落实到我们政府改革创新这一点上，就是要用改革创新去有效地解决、事实上是科学解决和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化解掉其中的矛盾。这里有很多教训，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演化成重大的冲突、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在这里要用创新改革来化解它、防范它，减少这个负面带来的影响，保证我们的发展成果比较完整，而不要有所抵消。
第六，要用改革创新去突破绕不过去的利益格局、体制障碍，打好最后的攻坚战。我们的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体制，都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过去好改革的都改革完了，眼下抬眼就能望见成功的目标了。但是，就在最后一公里，我们如何尽快地打通它，这是个挑战，是一个硬骨头、一个很坚险的关口啊！不改革创新，我们很难突破它。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方法、新的力量和新的有效性；才能尽快突破这些障碍，尽快实现新的飞跃，来到一个新的境界。而当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回应说，我们积极参与和积极推进了“四个全面”，确保了在政府管理的范围内把“四个全面”真正地带到了现实，来到了新境界。
最后一点，就是要用改革创新确保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幸福，老百姓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目标。为人民服务，落足就在这里。体现到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在这里就是全面实现、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这里面碰到的问题太多了，前面讲到的一系列那么多的困难，其实都是我们通向这个总体目标的障碍；我们只有打通它们，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达到我们这个最高的目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要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障碍，就要进行那么多的改革创新。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一个汇总的、综合的改革创新。我们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也就是最终很好地全面履行了我们政府的职能。这些都是很实的，样样都很实。政府要干事创业，就要这样做。
以上是第一大方面，政府要改革创新，必须在“四个全面”的指导下、指引下，认真地开展政府履行职能的改革创新。
另一大方面，就是要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政府自身改革创新其实是一场革命，政府对自己的革命。这是政府的担当精神，政府的责任心，政府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表现。我们必须把它做到、做好。
首先，要用改革创新来克服来自行政观念、行政习惯、行政审批、行政部门利益的改革阻力。这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焦点必须聚焦我们行政体制内部的所在。我们行政观念太多了，诸如，我就是官，你就是民；我就是管你的，我不是为你服务的；这些传统的、封建的、人治的观念深深影响了我们的行政观念。所以，会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就是在4月中旬，李克强总理批评过的那种问题。那就是中央研究一年多的政策出台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部门的处长来批准。从程序上说，确实是程序有问题；但本质上是什么呢？还不就是行政观念偏差、行政不作为、行政拖沓不负责的做法在这里作怪嘛。也是行政审批在这里作怪。我们没有盯住这里面的实质，就是部门利益；它要有权，有权卡在它这里，哪怕国务院的、中央的这些政策，我要卡就卡，看你怎么的？这样看来，老百姓、普通群众、一般企业的诉求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吗？能够得到积极的服务吗？显然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里要改变，而且必须首先改变！在这里，首先实现有效的突破。否则，我们的行政改革就等于是原地踏步踏。精神不改变，行政文化不改变，就不会有行政改革的新质，同样也不会有行政改革的新举措、新收获。
第二，用改革创新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方式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职能都是成系列的，是整个行政管理的基础、前提。政府职能的把握、认识、界定、配置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合理的，要搞清楚确实是一个大课题、大挑战。我们能不能用改革创新，特别是用“四个全面”指导下的系统思维、全面思维、整体观来更好把握它们？如果不能，我们进行全方位改革，用横的思维来看待和把握，用纵的思维来看待和把握，这时会不会乱？职能转变不到位，对我们的行政方式梳理到位能不能有益呢？显然是无益的。我们行政方式也是很难有效转变的。我们同样可以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可以持续一百年、一万年；但是像这样一来，我们的行政水平还能提高吗？我们在依法行政，我们在规范行政，但是在这个行政方式做不到位的情况下，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还有科学行政，那都是只能是事实上流于形式。所以，行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行政有效性。行政方式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系列各种行政机制的本质内容，抓住这行政方式的转变，就有利于我们建设一系列良好的行政机制，更有利于我们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是总体的行政改革。我们如果没有行政职能转变到位，行政方式转变到位，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没有扎实基础的。所以，要以系统观、整体观、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它就是我们行政改革这方面的一种创新，这方面要有质量、要有突破，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力度来把工作做深、做细，瞄准政府自身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好。
第三，用改革创新进一步简政放权，搞好四单一网，打造简约型政府，我们的政府应该是简约的、明白的、透明的，程序简明，程序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我们四单一网，就是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绩效清单。这几个创新、创举有利于我们做好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眼下已经推行到一个关键时期，2013年以来，国务院大量推进简政放权，下放了很多行政权力，但是在涉及有更大、更实质性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也遇到了阻力，甚至在国务院有关领导到有关部委调研的时候，碰到了公开的阻力。有些时候，这个阻力是变着法子不让这个简政放权有效到位，把实质性的权力都捞在自己手中。所以，有些行政学方面的专家甚至坦言，政府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最大阻力、难题之一就来自于政府机构自身，主要就是有些政府职能部门抓住实质性的权力不放，变着法子留住实质性的大权。这里面，改革创新有很多挑战，需要深入细致地理解它、抓住它，设计好有关办法、措施来改变它。
第四，要用改革创新打造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与和谐稳定机制。这是一个社会管理层面上面的一系列创新要求。我们政府与整个社会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和社会到底应该怎么互动？怎么样发挥社会的作用？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有多少职能可以交还给社会？如此等等，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政府不能在关键的地方、该担当的地方放手，政府不作为，但你把它放了，放给社会了，那社会怎么承担得了呢？可是，有些是社会能够承担的，我们政府就应该放给社会。所以，简政放权，不仅仅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依法放权，而且应该是对社会依法放权、转移职能，推动社会主体得到很大的建设和发展。这里的核心就是协调、协作机制，彼此之间互补、互动、相互促进。要特别突出利益协调，主要是要照顾到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避免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根本上形成一个总的和谐稳定机制，避免我们在和谐稳定上付出太大的代价。
第五，用改革创新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这个是前面已经反复提到的，在具体的内容层面上，就是依法治国决定里面的依法行政这方面的要求。这里面的工作有很多，都是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解决。我们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眼下大概有10个省颁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行政规章。有些部门、有些地级市，甚至有些县、一些城市，都在探索、推进依法决策机制的建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它把依法决策机制凸显到了空前未有的历史高度来加以探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纳入了公众参与的机制，把它作为法定的程序，写进了依法决策机制。现在如果这个决策机制做到了，我们就可以从依法行政的第一步就是行政决策、第一个行政行为开始，就做到依法办事。如果开头都做不到依法办事，那么后续的行政行为就不太可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了。所以，推进依法决策，对于整个依法行政来说，具有龙头作用、根本作用和保证作用。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只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说得太空了，而且依法行政聚焦到了依法办事，依法办事里面更多的是严格执法；在这一点上，严格执法变成了我们依法行政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所以，这是非常有局限的。现在我们提倡大力推进“四个全面”，就是让我们看得更深、做得更实，抓到根本上，从依法决策开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这方面我们政府如果做得好，那真是有重大的
突破的。
第六，用改革创新建立灵敏、高效的廉政机制、问责机制、公信力增进机制。我们讲，廉洁政府建设，其实远不仅仅是惩治腐败，惩治腐败只是处理消极负面的必要举措。所以，我们首先要搞廉政机制，但是，光这个还不够，根本一点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责任心、自主性，贯彻更大的担当精神，获得更大的公众认同感，获得更强的、更高的公信力、合法性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积极的，我们要把廉洁政府建设放到更高的历史地位来看待和把握。但是，这是个挑战。如何改革创新，在这里就是一个大课题。
最后一点，也是总的一点。就是要用改革创新，极大改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这其实是政府的能力建设。政府的能力建设最终就是要归结到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上。我们只有把这一点落实到位、创新到位、突破障碍、实现跨越到位，才能够真正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这方面能力建设到位、改革创新到位，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做不到位的。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担当坚强领导核心
慎海雄
核心要点：
■ 中国共产党人历经90多年艰苦卓绝奋斗创造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是机缘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探索不息、奋斗不止的结果。
■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至献出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生命。
■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党，必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党，必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 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避免了西方政治舞台上“凡是对手支持的我就反对”等偏狭，极大地减少了内耗，并且照顾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
■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中国正以一个大气谦和、信心满怀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中国共产党人历经90多年艰苦卓
绝奋斗创造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是机缘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探索不息、奋斗不止的结果。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份重任，并且交出了成功的答卷。这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在斗争实践中，披荆斩棘、愈战愈勇，坚如磐石、百炼成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为党取得的一个个伟大成就而自豪，更要探究党的力量之源、成功之道，从中坚定信念、汲取力量再出发。
一、世界政党政治坐标中的中国共产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88年断言：“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大国。”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功地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强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们党依靠人民做到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执政成绩单，印证了党的执政能力，以实绩奠定了世界瞩目的大党地位。
自有政党政治以来，执政党上台时往往奋发有为，受到人民拥护，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墨守成规，逐渐令人失望，最终不得不下台。这是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个执政“怪圈”。在世界政坛上，某个政党代表某些利益群体是普遍现象，经过选举上台后以政策倾向回报选举赞助者也司空见惯。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政党的执政目标难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覆盖全体人民的愿望，自然得不到人民的长期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至献出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也犯过严重错误，但初衷不改，宗旨不变，以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理想，以不懈的奋斗和日益提升的执政能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已达60多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丝毫懈怠，清醒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凌云壮志带领人民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会见记者时昭告天下的“施政宣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朴实、坚定地宣示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另一方面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密切了党群关系，健强了党的肌体，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我们党革故鼎新，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内在基因极为强大。“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坚定“三个自信”，狠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作风和崇高理想把党和人民凝聚在一起，续写着新的历史华章。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党，必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党，必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
许多国际人士认为，当今世界最应被深入研究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的第一位问题，也是政党执政的第一位问题。古今中外，由于道路、制度选择错误而导致政权失败、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3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但大浪淘沙，大多被雨打风吹去。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也曾幻想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救国救民，结果却是大小军阀割据、贿选暗杀成风。曾让学界纳闷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当时中国国民党最具备成为这场革命领导核心的条件，但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个弯，中国民主革命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国民党为什么错失历史机遇？原因在于道路、制度选择。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民党最终沦为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必然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交织的矛盾体，当时多达70%的中国农民没有土地，国民党却漠视亿万农民的呼声。执政几十年，不仅没有推动时代进步，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山河破碎、战乱频仍、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的境地，最终丧失民心。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并找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些人断言共产党搞建设会得零分。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终失败，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但是，我们党团结依靠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开辟了新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完善，使我国全面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
60多年后的今天，党以辉煌的执政成就向世界昭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西方那些政客原来对我们党的探索不屑一顾，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西方道路。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虽然一些西方人士口头上不愿承认中国
道路，但有识之士对此高度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和价值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的前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执政理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治国理政施政方略。“谋定而后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地推进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无论是国际舞台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的提出和快速实施，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狠抓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推动司法改革，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还是毫不动摇“打虎”、“拍蝇”反腐败，等等。世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中国正以一个大气谦和、信心满怀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说，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一党专政”实现长期执政的，也不是靠一党之力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促进力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世界政党政治中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关系。这种带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商量办事等浓郁特色的制度设计，是我们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融合的“天才创意”，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密所在，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目前，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有8900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优秀人才和社会英才向执政党汇聚，形成实现共同目标的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一切积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实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决不能上那些口蜜腹剑者的当！战略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协力奋进。
坚持“三个自信”，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还是那位尼克松，赤裸裸地鼓吹动用军事、经济、技术的力量和手段来瓦解我们的制度，并挖空心思地谋划了四个步骤的“攻略”：崇拜“西方标准”；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对中国的一切给以虚无；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摧毁其自信，瓦解其共识，消解凝聚力，消磨其斗志。这些险恶的招数，针对的正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斗争”、“攻心战”之类，作为西方颠覆我们制度的战略战术，一直在付诸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反而羞于提及，在大是大非上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对此，我们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扎紧思想篱笆，绝对不能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中迷失自我、误入陷阱，犯下“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错误。
有些人声称，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更好地反映民意。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避免了西方政治舞台上“凡是对手支持的我就反对”等偏狭，极大地减少了内耗，并且照顾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的多党竞争或两党竞争必须有私人资本的支持，金钱政治不可避免，多党竞选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表面热热闹闹，实质都不会改变资本左右政坛的性质。这就是西方民主的“显规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美国的富豪们想要影响一下白宫、国会山，那是家常便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可靠、最管用的制度，必将引领中国人民承载梦想、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副社长，来源：《求是》）■
党的作风建设历史经验对新时期的启示
高国民
【摘要】
我们党一贯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并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宝贵成果，这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深刻启示。文章在结合新时期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回顾、借鉴我党作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开展新时期作风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党政机关 作风建设 历史经验 启示
我们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并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自觉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他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①因此，不断加强与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可以让每个党员干部都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做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真正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维系于心，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及意义
作风建设是指单位组织和工作人员对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进行加强与改进，以形成先进的政治思想态度、良好的工作服务态度以及高尚的个体道德品格的过程。作风建设有益于树立与自身职业性质和服务宗旨相符合的优良形象，以达到跟进形势、与时俱进、适应发展、创新未来的目的。我们党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党，因此，党的工作作风完全代表着党的政治形象，对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带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非常关键。
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到广大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关系到社会整体风气的形成，关系到人心向背以及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与发展命运。作风建设对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职能等都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在新的发展时期，加强作风建设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几句口号或者计划总结，作风建设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上，特别是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必须将作风建设和自己的党性原则结合起来，和自己特殊的工作职责及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结合起来，和自己的道德塑造及价值追求结合起来，必须将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将作风建设和工作创新相结合，在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与能力水平。
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及国家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作风建设经验，这对处于改革发展新时期的中国来说，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是值得深入挖掘并需认真研究学习的思想宝藏。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一直致力于以优良作风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发展，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伟大历史成就，这些很需要在新的建设过程中回顾、研究、总结与学习。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作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武器，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但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群众工作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②在党的工作方法上，他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③虽然毛泽东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全党的公认，但已标志着党风建设思想认识的存在与探索，标志着党的优良作风形成的思路与雏形。
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④思想作风建设必须跟上，必须通过教育来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此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表现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有关解决的建议和办法，认识到了从思想上进行政治教育、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至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延安组织和领导了“三反三整”，在整顿学风、文风的同时，又一次对党风做出整顿，使广大党员干部解放了思想，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思想作风焕然一新。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优良传统与作风的继承与发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始终将党风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在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及时认识到党风建设已面临新的考验，他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⑤以夺取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党的执政问题继续探索，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情况下，所面对的形势与问题已经发生变化，他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警惕执政者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因此特别强调要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强调保持党团结的重要性，强调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相统一的必要性，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党和国家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
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对党的优良作风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新形势新变化带来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要高、要复杂得多。党中央及新一代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视角来衡量党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性，以及在新时期创新党风建设的内涵和方法的重要性。
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要求要搞好党风建设，将党的一整套好的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以形成毛泽东所要求的那种政治局面，只有如此，党才能经受得任何风险。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必须清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纠正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的转折点，也是党风建设的又一次历程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重新确定一些基本路线的同时，也要求党员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这为党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外政治思潮的冲击，使我国文化思想及党风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重提党风建设适当其时。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党同群众应密切联系；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及生活作风问题，并以“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将党风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时间跨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建设水平也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同样非常重视党建工作，将党风塑造视为党执政国家、领导人民的灵魂。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分别在2002年、2004年号召全党要加强党风建设，加强先进性教育，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务实求真的精神，并于2007年1月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要坚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要求全党要大兴党的“四大作风”。无论是“八个坚持”，还是“四大作风”，都充分表明了党在作风建设中的决心和信心，都把党员应有的良好作风作为党的理想与追求。
十八大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开创了新的历史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与认识不断提高，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转型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悉心洞察、高屋建瓴，将国家治理升华到法治的层面，在治理目标、治理定位、治理路径、治理方法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谋划和举措，构建了依法治国的完整思想体系。国家治理离不开法治建设，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又在反腐倡廉，其根本就是党风廉政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党内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进而造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许多党员干部已丢弃了党的宗旨和信仰，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党性原则，不仅为群众所深恶痛绝，也大大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正是基于此，习近平要求要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全体党员都要永葆共产党人本色，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心中最高的位置上，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⑥可以说，十八大以来党在作风建设上又一次开创了新局面。
党的作风建设经验对新时期的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始以来的革命历程与奋斗实践，党风建设不仅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也非常成功；在近一个世纪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但无一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党风建设中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顾后瞻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充满未来，与党的不断建设、不断发展与不断完善密切相关，这对今天的全体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在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中，全体党员干部要想如前辈们那样党性鲜明、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就必须做到“五个坚持”：
坚持以党性原则为根本。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每个党员在实际活动中都必须坚持的铁的纪律与基本行为规范。党性原则涵盖了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每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深刻领会党性原则的思想内涵；二是每个党员干部也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以党性对照、要求自己，以原则约束、规范言行，唯此才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2013年8月28日习近平在辽宁考查时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要“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⑦因此，作为党员干部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党性原则是每个部门、每位党员干部都要坚守的政治堡垒。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中国共产党自创始之日起就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以共产主义理想为追求，并为之浴血奋斗、前仆后继，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论中国革命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的建党初衷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群众性的伟大政党。习近平2014年6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指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⑧习近平从责任的高度认识到，党的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⑨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就应当做到把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自己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目标，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体现。邓小平在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⑩正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态度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也是每个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它将使党政机关作风建设中的每个个体都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而取得成效。
坚持在批评中反思创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具体实践中通过整风来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事业，巩固党的领导，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制造内部矛盾，反而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必要方式。批评作为一种向错误开战的真诚而有效的方式，不仅可以督促别人认识错误、改正缺点、弥补不足；也能促进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自我提高。只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克服党内的各种不良风气，净化党的组织，凝聚党的合力，增强党的战斗力，最终达到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目的。作为党政机关的每位党员干部都必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找到本职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创新工作思路，提高服务质量，做人民满意的公仆。
坚持在世俗中修身养德。道德品质是人格的外化与表现，是个体言行的内在驱动力量，修身养德是每个普通公民都必须要做的功课，党员干部更应如此。因此，全体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养、塑造高尚人格不仅是自我生活的需要，也是百姓们所会仿行的表率。如果说法制的制约、党性的警醒以及道德的规范都是外在的牵引，那么高尚的人格无疑是内在的驱动；外在的牵引有时可能失效，内在的驱动则无时不起作用。在习近平“三严三实”的有关要求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严以修身”。对于党政机关的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说，修身养德除却党性原则和为官之德，剩下的就是为人之道了，要做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将作风建设细微到自身的一切方面，才能取得作风建设的胜利。
（来源：人民网）■
核心价值观怎样实践“落地”
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行业繁多、群体多样等情况和特点，有的放矢设计相应的推进策略，通过鼓励区域探索、融入行业规范、抓住重点群体等战略性举措，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
一、以区域精神为载体，推进核心价值观实践本土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我国不少地区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适合本地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取得了明显效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就是深入挖掘和提炼、阐释本地的“区域精神”，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鲜活载体。比如，“三创三先”的江苏精神，深具江苏特色，既是江苏发展的真实写照，又是激励全省人民推进“两个率先”的精神追求，发挥了提振精气神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讲，区域精神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演化形成，并被该地区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同的文化。它凝聚着某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情以及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等，是当地人民群众长期实践的文化结晶。可以说，提炼和弘扬区域精神，并以此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十分必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区域化本质上就是本土化，这能将“普通话”转化为“地方话”，适应“地方性知识”，有助于拉近核心价值观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生活的距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践更加接地气、更具贴近性、更具可接受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区域化过程不仅是挖掘特色、承继传统的过程，更是推陈出新、凝聚共识的过程。区域精神以区域特色和文化传统为基础，在时代变迁、观念碰撞中逐步演化并趋于稳定，借助区域精神这一载体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助于凝心聚力，在广泛协商中形成价值共识，还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区域文化，增强归属感、自豪感，激发建设美好家园的正能量。
二、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行业规范，推进核心价值观实践生活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工作中，才能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特别是行业规范，与每个社会成员良好行为的养成密切相关，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重要“介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实践，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行业规范中去，发挥行业规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各行各业都积极推动行业价值观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范的重要契机和切入点。行业核心价值观是各行业对其行业价值取向的精炼和概括性的表述，是行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是行业主体行动的价值遵循和追求目标。行业价值观为行业的生存与发展确立了精神支柱，决定了行业的基本特性，对行业及员工行为起到导向和规范作用，具有增强凝聚力进而激励员工释放潜能的重要作用。所以，开展行业价值观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中必须注重提升行业价值观建设水平和实效，推进行业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相衔接，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行各业深深扎根。
三、抓住重点群体，推进核心价值观实践大众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是全国国民，依据年龄、性别、职业等标准，国民可划分成不同类型的群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应加强对主要群体的分析研究，分析其特点、群体间关系、不同群体价值观建设的难易程度等问题，坚持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有效性。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抓住重点人群，强调重点人群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至关重要性。所谓重点群体，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和关键性作用的群体，主要包括青少年群体、党员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企业家群体等。具体来看：一是青少年群体。抓好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建设，也就抓住了未来、关注了长远。因而，要把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摆在突出位置，着眼于青少年成长的生理特点、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有针对性地培育核心价值观。二是党员干部群体。做好新时期的各项工作，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现拥有八千六百多万党员，广大党员干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路人、排头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引领风尚。三是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理所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勇于担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建设和全面提升民族精神境界贡献力量。四是企业家群体。企业家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把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企业经营发展中，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切实从企业实业报国、企业回报社会中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新华日报》）■
人民时评
2015上半年思想理论领域五大热点评析
李春华孙应帅
2015年上半年，理论界、学术界以及宣传思想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主流舆论，在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围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从总体上看，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持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杂音、噪音也一直存在。
热点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理论界、学术界对“四个全面”的提出过程、重大意义以及“四个全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宣传阐释。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方略的全新展示，也是现阶段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不仅是工作布局的重大创新，更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为此，应当强化问题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研究思考，着力研究和解决“四个全面”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经过几年的酝酿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不断丰富完善，伴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等文献的出版热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掀起新高潮。如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新跨越，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热点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教育部对西方原版教材说“不”后，引发高校要求“思想自由”和“价值中立”的反弹。今后如何在高校开展适当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材、讲课方式如何改进？“学术自由”和“舆论阵地”的边界如何界定？
对此，有学者认为，教师教书育人应当有政治和道德的“底线”和“边界”。教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他们运用手中的知识权力，足以影响整整一代青年人。因此，高校不能以“思想自由”和“价值中立”的名义灌输错误的价值观，而应该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力。目前互联网上各种观点争锋激烈，有人认为这是网络空间自由开放的必然结果，但是也必须警惕乱戴帽子、乱贴标签的舆论暴力行为。现在有些理论工作者公开散布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甚至以此为荣。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是党的纪律所绝不能允许的。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党必然软弱涣散，就无法肩负起领导改革、依法治国，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一个职责。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建立一个“标准”，确定一个“底线”和“边界”，那么，越界的言论就不会继续在高校、媒体、互联网上肆意传播。
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深入人心，有观点提出，“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就在一个“真”字，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理论工作者面对时代变迁、对象变化、环境变换等对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只有用真心去塑造人格，用真心去释放真爱，用真心去革弊鼎新，用真心去踩实环节，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接实地气、找准穴位、打到点上、激起共鸣，才能确保政治优势更强、“看家本领”不丢。
有学者指出，即便在美国高校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课。美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课仍然存在表明，今天所有试图批判性地看待当今政治经济现状的尝试，都绕不开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和由此引发的各种应对行为，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不那么可恶。人们看到，尽管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思想的高度，但客观的研究和严谨的分析，仍然使学生们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现代感。
热点三：“中国道路自信”问题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基于本国国情选择道路，走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这是治国理念的成熟、发展模式的自信。在为世界提供治国理念这方面，中国是亮点迭起、异彩纷呈，从“全面小康”到“依法治国”、从“新常态”到“一带一路”、从“金砖银行”到“亚投行”，无不引起国际上的广泛重视和学习兴趣，从而为在多极世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机遇。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受文化差异、情感因素和价值取向影响，还难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出现了“中国不会生产思想”、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是“制度缺陷”等声音。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明确地将自己划入“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队伍。在他给出的五个理由中，包括富人移民、腐败、经济增长下滑等。而一旦中共“陨落”，这个过程将是“长期、复杂、暴力的”。对此，有学者认为，后发展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解决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每个国家只有走自己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必须要加强政府执行力来防止发展中期政治参与的井喷与膨胀所引起的转型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文明走向繁荣，使经济走向持续进步，这是后发展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做的事。还有学者认为，沈大伟对中国制度的看法很幼稚。就拿腐败来说，每个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反腐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体会到了中共高层的勇气与胆识，支持反腐并且相信通过反腐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反腐造就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加强大、更加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有的学者指出，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和误解也表明，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制度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独特优势，引导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体系、内在结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应是未来建构中国话语权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积极评价为确立中国话语自信提供了重要支撑。
热点四：以消解英雄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
今年年初，新华社退休记者李竹润在其个人微博上向公众道歉，称“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的报道是一则让自己上了当的谎言。他说那是当时西方媒体的一则“愚人节新闻”，他却把它当了真而引入新闻教材中。这篇澄清“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报道迅速被扩大为否定雷锋的舆论攻势进而在互联网上激起波澜。同时，南京炮兵学院的一些军史课教员面对网络上关于“张灵甫是不是抗战名将”的口水战，发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人物已变成了课堂上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有一位教员在课间休息时遭到了学员的质疑：“您难道不看微博吗？您刚才讲的邱少云事迹，违背生理学常识，根本不可能！”这种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秒变”成热点敏感点，在如今的党史、军史课中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些公众人物或企业以争议事件和人物为噱头，闹出“戏弄”领袖、“烧烤”英雄等公众事件。
在质疑和争论中，如何客观理性地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及被其消解的英雄？如何在军校乃至高校讲好党史、军史课？这不仅是摆在全军院校和高校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摆在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者乃至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为了改变党史军史课“从学术上说很靠谱、从政治上说很正确，但是从接受上讲却很乏味”的现状、增加教学的吸引力，一些教员也摸索出一些诀窍。如“从接近性切入”的教学方法，多角度寻找党史军史事件或人物与学员的切合点，在关键处施以“妙评”，常能拨动学员心弦。有的以“让学员眼前一亮”为标准，翻箱倒柜寻找新鲜的高质量史料，使课堂充满惊喜；网络平台和第二课堂活动拓展教学维度，让课上课下贯通，在线上线下互动；走出校门，带着学员成为各类纪念馆、陈列馆的常客，还原历史情境进行现场教学……
当然，党史、军史、革命史课要真正被接受，还是要靠史实的力量、靠真理的力量。同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应当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从毕福剑因“私人聚会戏弄领袖视频”辞职、加多宝因“烧烤英雄广告”道歉等事件的争议和结果可见，即便在微博、贴吧等自媒体流行，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空间兴盛的“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群众的眼睛仍然雪亮”、公道也仍然“自在人心”。
热点五：中西文化和价值观之争
2015年新年前后，湖南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身着汉服来到长沙太平街的圣诞活动现场，手举“抵制圣诞节”等标语，呼吁市民回归中国传统节日，理性过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则在平安夜组织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称将处分过圣诞节的学生。对于此举引发的关注和争论，认证为“共青团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委员会官方微博”的账号发布消息回应称，近年来，很多国人都开始越来越重视西方节日，他们认为西洋节很时尚，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显得“老土”。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是严重的崇洋媚外；同时也表明，祖国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正逐渐消失。我们不能忘记祖国的优良传统，应当发扬光大。
有观点认为，近年来，“洋节”确实很流行，万圣节的搞怪噱头、情人节的浪漫风情等，让中国民众“过别人的节日，图自己的快乐”。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源远流长，弘扬传统节日，确实也有助于价值与情感的凝结、文化与历史的承续。不过，禁止过“洋节”，不如创新传统节日。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工作节奏让国人倍感压力，大家都需要放松身心，用来放松的节日和非节日性安排尤其是我们的短项。圣诞节等“洋节”的流行威胁不了传统节日，换一个思考角度，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节日上，是不是需要一些更轻松、更有趣味的改进和重塑？也有学者提出，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研究并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在把握了中西文化的核心理念后，才能比较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别，做到融会贯通、兼容并蓄。
也有学者提出，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有“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一大特色。比如，要把思想与文化会通起来。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文化都体现着思想和价值观，倘若就文化论文化，就讲不清文化的本质；文化是思想的载体，脱离文化论思想，思想就空疏得很。再如，要把古今会通起来。思想文化有一个传承、发展的历程，要知其脉流，就得会通古今，在此基础上若能把中西会通起来则更好。教育部在2014年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坚持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坚持与时代精神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坚持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坚持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坚持针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六结合”方针。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原理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国际共运研究室主任，来源：人民网）■
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重要意义
黄坤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开创崭新局面，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新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我们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大背景下，放在历史的长时段、全过程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它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内在联系和实践要求，自觉用这一战略布局统一思想认识、指导推动工作。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新实践的重要成果。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不懈探索所积累的治国理政丰富经验，是我们党今天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扩展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从严治党这一政治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每一个方面都强调“全面”，并注入新的丰富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这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和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迫切需要我们党从战略层面提出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韬略。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具有很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征程，从严治党进入关键阶段，“发展起来后”与“欠发展”的各种问题交织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各种挑战不断凸显。“时”和“势”总体有利，“艰”和“险”正在增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党中央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站在时代前沿进行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部署。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期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愿景不断提升。人们期待各项改革全面推进，期盼经济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权益得到更好维护，政府更加高效清廉，社会更加和谐，生态环境更加美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应了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再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化解挑战、攻坚克难的新法宝。
从事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行动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摆在当代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对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进行了创造性回答，对如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勾画了清晰的“路线图”，使我们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发展布局更加科学，战略举措更加有效，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它也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方略，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难题、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对于推动世界治理思想的变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引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每一个“全面”都有其重大战略意义，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千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历史性成就。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从救亡图存到推翻三座大山，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一直在为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中国人不仅将全面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将过上比较殷实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般的伟大跨越。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关键一步。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两个相互联系、交互交融的阶段。我们今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就是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我们向着实现中国梦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从世界范围看，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带进全面小康社会，使世界1/5的人口解决温饱并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堪称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胜利。中国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标志性胜利，折射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光芒，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阶段，攻坚克难的任务艰巨繁重。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姊妹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和社会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稳定系统，交织、交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中。
全面深化改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关键部位，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回首过去30多年，每一次重大改革的成功都给党和国家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发展增添强大动力。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攻克顽瘴痼疾、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使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系统”不断升级，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深化改革，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强调“改革”，就是要始终高举改革的旗帜不动摇，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强调“深化”，就意味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敢于啃硬骨头、闯难关；强调“全面”，就表明改革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而是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系统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使各方面改革协调推进、形成合力。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立场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必须增强政治定力，把握正确方向，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启示我们：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由之路的深刻认识。法治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才能坚持好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基石。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党与法的关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高度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全面从严治党是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有党强，事业才会强，国家才会强，民族才会强。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肩负光荣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在了肩上。9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依然在“赶考”的路上。能不能继续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关键在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也就是能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能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是经受考验、化解危险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复杂和严峻的，“四种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只有从严治党，大力反腐倡廉、切实转变作风，才能使我们党顶得住各种风险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所谓“全面”，就是包括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纪律、反腐倡廉建设各个方面，是全方位、全领域的。保持先进性，就是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人民的前列，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始终作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保持纯洁性，就是要坚持不懈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不移祛除影响党的肌体健康的病症和毒瘤，始终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保证我们党永不褪色、永不变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从大的关系看，是目标引领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都不能缺的三大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从每一个“全面”之间的具体关系看，也都是彼此联系的。全面深化改革，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无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框架下来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协调推进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光辉，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定鲜明的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首位、居于引领，就是把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放在首位，用这个目标引领所有的奋斗。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
深邃厚重的历史责任意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以推动历史进步为己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强烈担当意识，不负人民的重托，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担起的历史责任，是我们付出全部艰苦奋斗的目标所系、重心所在。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全面覆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正是从这些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大课题出发，我们党既秉持观照现实、直面矛盾的求实精神，又胸怀“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把“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体现了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开拓前进的重大战略思考、战略谋划。
实事求是、系统辩证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联系发展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论、方法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全局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战略布局从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出发，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科学统筹起来，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辩证平衡观点的实际运用。这一战略布局，是我们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应该抓住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单打一，而是平衡着力、协调推进，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统筹把握、综合施策，激发联动反应，形成整体效果。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大无畏精神。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根本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展开，是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必然结果，是秉持革命者大无畏精神的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深刻审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挑战，深入探究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规律，勇于突破旧有思想观念的桎梏，勇于冲破利益束缚的藩篱，不僵化、不停滞，敢拼善闯、攻坚克难，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呈现生动景象。正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契合于时代、深深扎根于实践，才能够无畏于任何挑战，赢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来源：人民网）■
清醒认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
张西立
当前，我国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客观形势复杂多变，发展态势趋稳向好。同时还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根本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迥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相伴随，我们与日渐衰落的西方霸权势力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或明或暗的斗争只会更加频繁和激烈，双方势必在国际话语权、道义制高点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展开愈加正面和广泛的较量。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在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必将面临愈益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对此，我们有必要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给予清醒认识。
正确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所处的时代背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意识形态”的字眼并不陌生，但熟知并非真知。真正搞懂弄清“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做好思想理论这项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自觉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立场和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现在在一些人那里，似乎一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僵化、保守的代名词，就是所谓“意识形态话语”。但是，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深刻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决不只是概念、辞藻，更不是执政党用来骗人的把戏，而是我们身处其中、关乎每个人命运的客观历史现象。纵观寰宇，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存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但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竞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东西方冷战结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平与发展问题凸显，意识形态问题“淡化”，但这并不等于从此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了，不等于地球上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和斗争关系了。事实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西方国家更是不断加紧实施对中国的渗透、围堵、打压乃至颠覆图谋。近来，美国在针对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及行径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此看来，近年来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之所以不绝于耳，社会思潮领域诸如“宪政”、“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国有经济低效论”、“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论”、“集体主义虚幻论”等甚嚣尘上，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无论如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理由很简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及其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根本上是对立和冲突的。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一球两制”的大气候、大格局不仅没有变，而且有新的、更加深刻和广泛的体现。这应是我们观察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大形势必不可少的重要视角。
“西强我弱”的局面仍然存在，客观上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总体防御态势。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仍将处于相对弱小、总体战略防御阶段。即便今日中国有如此惊艳的表现，不管世人如何追捧和逢迎，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继顺利实现以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和看待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发展阶段，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格局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西强我弱”的被动、不利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必然长期面临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实现自身解放的必由之路，她要求我们务必在解放思想中捍卫真理，在开放交流、学习互鉴中丰富、发展“自我”，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实际斗争中维护、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西方的战略攻势，意识形态战线务必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做好各项防范化解、防守反击工作，打好防御战，同时还应密切观察斗争态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方式和手段，勇于和善于“走出去”，打好主动仗，努力化不利为有利，积小胜为大胜，以提振士气，鼓舞信心，推动整个战略战局由被动向主动、由防御向相持进而向反攻、由低潮向高潮的根本性转化。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社会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固步自封的“终极真理”，需要勇于和善于汲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自身，这是理论之树永葆生机的内在要求，也是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愈益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如何在开放交流、学习借鉴与警惕自卫、防范化解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真正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切实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需要在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不断实现的过程。如果不顾实践要求，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一味地、单纯地强调、突出某一个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削弱另一个方面，抑或不加权重、不分主次地把这两个方面等量齐观、同样着力，实际上都是对辩证法的背叛，对实际工作更是有害无益。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形势以及每一个时期的发展态势，予以科学动态、准确到位的分析把握，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和策略方针，是开展积极有效意识形态斗争、营造良好思想理论氛围、助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实现的必要前提。
“四个全面”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怎样看待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多变的态势，如何进一步做好关乎民族前途、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工作，首要和根本的在于必须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审视自身得出的科学结论，集中而充分地体现出当代中国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是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战线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针。
直观上看，“四个全面”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字眼，似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是那么旗帜鲜明，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四个全面”单独就其中任何一个“全面”看，不论是“小康社会”、“改革”、“依法治国”还是“从严治党”，其政治保证和发展方向无一不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为根本前提的。显然，“四个全面”的根本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什么“主义”。
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一球两制”的时代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需要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也需要进退有据、刚柔并济的斗争艺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等全方位展现出的担当精神和领导艺术，即是对此最好的说明。一方面，对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这些已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我们要理直气壮、一以贯之加以坚持和弘扬，不断加以理论上的总结提炼，加强正面灌输和引导，坚持打好主动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就从根本上筑牢夯实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势力开始调转枪口，把主攻目标对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依托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通过释放意识形态烟雾、设置话语陷阱、推行价值观输出等手段，极尽“西化”“分化”“弱化”“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能事，妄图使中国动摇、偏离乃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兜售、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所谓普世话语来势凶凶，无一不是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的，无不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指向。非止当前，放眼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新胜利，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曾经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西方霸权势力决不会轻言放弃主导地位，必然会抓住各种时机对我实施变本加厉、手法不断翻新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仅不会消停，反而会更加显著和突出。这应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本态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崇高壮丽事业，道路固然曲折，但前途必然光明，实践中要将这一伟大事业顺利推向前进，我们应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自觉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利益立场和鲜明价值取向，以高度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明辨大是大非，对于一切旨在解构、诋毁、攻击乃至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错误观点，敢于亮剑、勇于发声，打好反击战；与此同时，对于人民群众中的模糊思想认识问题要讲究工作艺术，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加强正面引导，着力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切忌混淆界限，简单从事。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来源：人民网）■
“三严三实”：党的作风建设的创新发展
吴宏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言简意赅而又内涵深刻，阐明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是对新时期我们党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是对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次提出了党的作风这一概念并作了详细的阐述。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和领袖应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品质和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结合中共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整风运动，使全党思想达到空前的团结。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中共自诞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新作风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概括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正式形成。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更加注重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性，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并通过开展党内政治运动等方式纠正党内不良作风，以作为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根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继续保持对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一些新的理论探索。他特别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于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新的系统总结，提出了“三严三实”新要求，为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时期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遵循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修养，是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内源性力量。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四风”问题积弊难以根除，各级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不实”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并赋予了“三严三实”丰富的内涵，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加强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遵循。
严以修身，核心是加强党性修养。党性是衡量一位合格共产党员的根本标准，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抱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和勇气。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修养是人的内在气质，是第一位的。提升个人修养与坚定党性观念相辅相成，党员干部应该将党性内化于个人修养之中，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党性自然能够坚定不移。
严以用权，核心是坚持用权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根植于人民群众，自然应该回归于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规则、制度是权力的最好管控方式，将权力回归人民离不开规则、制度的约束，党员干部应该自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严以律己，核心是增强敬畏之心。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了自己将无往而不胜。领导干部掌握权力，能否带头遵纪守法、廉洁从政，就要看有没有敬畏之心，能否战胜内心的欲望。党员干部应该对手中的权力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以约束权力，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谋事要实，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一切点子、政策、方案最可靠的依据，把握了实际意味着掌握了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历来重视实事求是，党员干部在谋划事业和工作的过程中出点子、定政策、拿方案要从实际出发，以实际为依托，以规律为向导，以科学为准则，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力求避免好高骛远、脱离实际。
创业要实，核心是要真抓实干。一切停留在纸面上的点子、政策、方案都是形而上的精神产品，如果得不到落实，只能是空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己任，在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干出来的。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时代责任，勇于面对现实矛盾，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做人要实，核心是忠诚老实。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共产党员的忠诚是对国家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同志忠诚，如此方能无愧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色。共产党员的老实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如此方能体现自己的忠诚。党员干部在领导工作中应该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言行一致，力争成为群众依赖和信服的好榜样。
“三严三实”以党的优良作风为基础，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言简意赅，内涵深刻，通俗易懂，紧接地气，着力解决目前干部作风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从严治党、实干兴邦的执政风格。
使“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严三实”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问题。当前全国各级党组织正在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应该以“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为契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践行“三严三实”新要求。
一要认真领会“三严三实”丰富内涵，打牢作风建设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作风问题作为党性根本问题来抓，坚持以从严实干为基准，多次谈及“三严三实”，并对“三严三实”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解读，形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之“钙”。党员干部要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深刻论述，牢固掌握“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补好精神之“钙”，打牢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二要对照检查“不严不实”工作作风，在实践中践行“三严三实”。“三严三实”是针对新形势下大量存在“不严不实”工作作风这一实际而提出的，体现了我们党善于发现
问题、敢于摆出问题、切实解决问题的执政理念，正用于指导当前党的作风建设实践。党员干部不能仅停留在领会“三严三实”内涵的思想层面上，而应该摆正位置，积极成为“三严三实”的践行者和推动者，紧密结合自身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际，对照检查自身存在的“不严不实”工作作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三严三实”作为为政、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力争成为践行“三严三实”的表率。
三要将“三严三实”与制度约束密切结合，形成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作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养成。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因此我们党在贯彻落实“三严三实”过程中应该立足长远，将党风建设与各项党内规章制度建设密切结合，以制度保障“三严三实”落到实处。党员干部应该将“三严三实”内化于自身的为政处世准则之中，并非用一时来附和，而要用一生来践行。
（来源：新华网）■
“关键少数”靠什么引领大多数
罗志军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同志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落实者，是“关键少数”，必须认真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更好担起管党治党责任。
自身硬，用人格操守力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习近平同志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才能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起到上行下效的正向带动效应。
以忠诚的信仰激励人。“志正则众邪不生”。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特殊材料”只有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过程中不断砥砺信念才能炼成。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带头坚守信仰、自觉捍卫信仰、模范践行信仰，以自己的忠诚和信念激励广大党员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用信仰的力量锻造“金刚不坏之身”，拧紧思想“总开关”，真正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以高尚的情操感染人。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信念信仰上，也体现在道德情操上。评判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不仅有看得见的政绩，还有看不见的政德。党员领导干部应把立德作为立身之本，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官德”不仅是干部素质高低的试金石，更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道德风尚的风向标。党员领导干部在道德上要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努力使自己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带动全体党员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诚实守信的示范者、无私奉献的先行者，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以廉洁的形象信服人。古往今来，清正廉洁作为一种重要的从政品德和政治伦理，一直被视作为政之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枪弹”而是“糖弹”，能否清正为官、廉洁用权是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党员领导干部一旦在反腐倡廉的底线上失守，不能做到清廉自持，就会失去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信任、支持、拥护，就无法树立威信、带好队伍、推动工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自我警醒、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做到慎初、慎独、慎微、慎情，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以“澄湖万顷深见底，清水一片光照人”的磊落胸怀，推动全党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讲规矩，以上率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将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排头兵。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一个政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党员领导干部在遵守党规党纪上必须严上加严，受更多的约束、负更重的责任、有更大的担当。按纪律来、按规矩办，不踩雷、不越线，才能站得稳、行得远。漠视规矩、肆意妄为，唯我独尊、无视组织，眼里有权、目中无党，任由这种人肆意作为，只会涣散党心、破坏团结。“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党员领导干部自己首先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才能引领党员对照“五个必须”要求，严格按规矩办事，不逾矩、不越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步调一致。
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领头羊。“奉法者强则国强”。当今时代是法治时代。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有没有法治思维、具不具备法治能力、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从总体上看，当前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在不断增强，依法办事能力在不断提高，但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跟不上、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一些人法治意识淡薄，人治惯性严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凡事自己说了算，不懂法、不敬法、不守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党员领导干部的职权源于法律，必须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不偏向、用权依法不出格、用权廉洁不出轨，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影响和带动全体党员树立践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做严守党内生活准则的带头人。一个领导班子是坚强有力还是软弱涣散，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和党内各项制度规定，努力提高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现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党内生活质量不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造成“台上他说人、台下人说他”。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没有威信，这样的党组织也没有凝聚力、战斗力。实践证明，党内生活严格、严肃，用好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重要法宝，党员领导干部就会受到严格的党性锻炼。党员领导干部不论层级高低，都必须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严格坚持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准则，着力提高党内生活质量，进而带领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的大熔炉中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敢担当，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干在管党治党第一线
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员领导干部要冲在前、干在先，知责明责、履责尽责，敢抓敢管、动真碰硬，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
把抓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责任所系、使命所在。能否把管党治党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担起来，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重要检验。当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主体责任意识不强，责任落实虚化：有的把管业务和管党务截然分开，忘了自己党员身份、党内职务；有的认为抓党建是潜绩、抓经济是显绩，出工不出力，挂帅不出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抓党建作为首要任务，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善抓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渎职”的责任感，真正把担子挑起来，把住手中的“方向盘”，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推动全体党员心中有党不忘恩、心中有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怠、心中有戒不妄为。
把选好用好干部作为鲜明导向。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在实际工作中选拔任用什么样的人、怎样选人用人，体现的是领导者的素养和操守，影响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风、政风。“荐贤者当自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和行使选人用人权力，不搞人身依附，不搞团团伙伙，不搞任人唯亲，真正做到五湖四海、公道正派、知人善任，让德才兼备、勤政为民的干部受尊重、受重用，让阿谀逢迎、弄虚作假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对干部提拔任用是信任，从严管理是保护。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对照“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5方面要求，着力完善从严管理制度体系，把全面从严管干部与保护调动干部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好干部成长夯实基础、开辟空间、筑牢堤坝，营造赏罚分明、宽严相济、刚柔并重的良好氛围。
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有力举措。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狠抓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着力点和切入口。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四风”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新气象。但是，“四风”问题积习甚深，树倒根在，滋生歪风邪气的病原体尚未彻底清除。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松劲、不懈怠，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直至抓出习惯、抓出长效、抓出常态。当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旨在进一步固本培元，为党员领导干部强身健体增加“营养剂”，是新形势下落实从严管党治党的新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乘势而上、持续用力，自觉对照“三严三实”标准，从“严”上要求，从“实”处着力，在作风建设上再添把火、加把劲，推动好的作风真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
（来源：人民网）■
观点纵横
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
江宇
我国改革面临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出，各种观点和政策主张相互激荡。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解决问题还有没有用？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容易引起疑惑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看家本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面对艰巨复杂形势，不能病急乱投医，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矛盾，克服各种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对过去习惯做法的迷信、对国外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一、辩证看待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避免把改革开放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
物质决定意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好经验，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实际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符合其他领域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赋予“改革”新的内涵，而不能把过去的做法绝对化、教条化，不能把“改革”这一博大精深的事业简化为这种或那种固定的做法，让过去的经验束缚我们今天的实践。
但是，当前在实际工作中，那种用孤立、静止的方法看待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观点还时常出现。譬如，有人认为：既然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那么今天就应该继续“分”下去，实行土地私有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那么今天就要继续缩小和限制政府的作用，把一切交给市场；既然过去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力，今天就要继续减少、拆分甚至取消国有企业；既然过去引进外资和技术卓有成效，那么今天也要在更多的领域继续引进外资和技术；既然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今天仍然要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避免工人工资上涨过快。还有的把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照搬到公共事业领域，认为在医疗、教育领域通过鼓励投资者盈利创收、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就能改善公共服务。
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值得商榷，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不仅不能起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反而可能南辕北辙。实际上，政府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农村经营制度的“统”和“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关系，又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把矛盾双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能把一定历史时期的做法看成是普遍和永恒的规律。而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是历史范畴，和任何历史范畴一样，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取消商品交换的阶段，也没有达到国家消亡的阶段。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也就显现出其负面效应。政府维护宏观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提高人力资本等职能不断丰富，正是在纠正市场失灵中产生的。而随着政府职能加强，又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增添活力，进入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进的过程。
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既有比较强的政府职能，也有比较发达的市场。而一些政府治理无力的国家，也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管得过多是主要矛盾。但是今天面对新常态，既要看到政府越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国内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碎片化、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人力资源建设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治理市场失灵。如果仍然用过去那种一切迷信市场的办法，反而会进一步恶化这些问题，主观上是想保增长，实际上是窒息经济增长的动力。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关系。一些观点认为只有取消公有制经济，才能让非公经济充分发展，这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在我国的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非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解放前，我国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基础工业薄弱，私营经济也难以获得原料，并会受到外资挤压，发展不起来。新中国依靠国有经济迅速建立了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公有制经济在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提供公共产品、缓解劳资矛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公经济也有着体制灵活、反应灵敏、贴近市场的特点。双方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关系。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举办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失灵，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搞私有化，导致丧失国家经济主权、恶性腐败和两极分化。我们要避免对纯而又纯公有制的迷信，也要避免对私有经济的迷信。
——农村经营制度“统”和“分”的关系。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成就不容否定，但也不能把包产到户的经验绝对化，迷信“一分就灵”。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丰收，既得益于包产到户，也得益于集体经济奠定的农田水利建设、良种推广、农业机械等基础。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但是在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能力、加强基层治理等方面，仍然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不能把“统”和“分”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集体经济统得太死、活力不够。而今天，小农经济的弱势地位凸显，就更应该重视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再加上西方国家“滞涨”，为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我国资本短缺已变成资本充裕，引进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领域过于依赖外资和技术反而窒息了创新动力，这时就既要讲开放、也要讲经济安全，既要讲引进，也要讲自主创新，变“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为“把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两种主要的生产形式，这两个部门必须保持恰当比例。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所谓“低成本劳动力”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也留下许多历史欠账。片面强调压低劳动力成本，压低和拖欠工资、超时工作、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者报酬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人自身的生产滞后于物质资料生产，强化了依赖低水平重复扩张的发展方式。据研究，2003-2009年，由于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内需不足所损失的GDP，占我国GDP的3%—5%。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辩证看待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实行更积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来扩大内需、提高劳动者素质。如果再片面强调降低劳动力成本，甚至主张工人工资增速应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那样就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的干部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对医疗、教育、公共住房投入多了会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解决好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的问题，就能够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这两者是统一的。如果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政府推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甚至把医疗、教育产业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就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和群众生活成本升高，反而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历史表明，破除对他人经验的迷信容易，破除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更难。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宝贵财富，但是也不能躺在现有经验上睡大觉。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了不能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的意思，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二、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为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正确认识改革面临的重大关系，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社会上一度出现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思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全面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但也还是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改革倒退”、“走回头路”；另一方面，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人归咎于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应该按照西方政治经济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说清楚，就不利于凝聚共识、增强团结，也会使人们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产生困惑。
实际上，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互相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内部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的不断斗争，由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新的肯定，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这是事物前进的规律，而不能把波浪式前进说成是走回头路。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历史，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为这种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例如，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鸦片战争之后，我国被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表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和制度落后，对外开放并没有实现富国强民，反而沦为经济殖民地，丧失经济主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没有实行全面开放，并非是要闭关锁国，而是由于受到大国封锁而坚持独立自主，我国一方面努力打破封锁，坚持正确义利观援助第三世界，扩大国际空间；一方面集中精力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正是有这些基础，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不像解放前那样沦为大国附庸，改革开放同解放前的“门户开放”有本质不同。当前强调自主创新、国家安全，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说成是封闭和开放的对立，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迷信。
再如，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形式上。我国几千年一直是小农经济，近代在工商资本冲击下，农村破产、农民困苦。新中国把农民组织起来，办水利、办工业、办医疗、办教育，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农民面貌，全国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普及了基本医疗和教育，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对小农经济的否定。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又是对集体经济僵化体制的否定，但这时的家庭经营已经是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经营，同解放前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有本质区别。今天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是“统”和“分”这一对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如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搞土地私有化，就会走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恶性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和流民等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可见，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差别，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断调整，我们不能走到任何一个极端，也不能止步不前，把一个阶段的做法看成是永恒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是一脉相承、逻辑统一的。
三、发扬“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树立“探索新路”的历史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走老路和邪路，要走新路。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呢？为什么要树立理想信念呢，就事论事不就行啦？这些问题，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走新路？因为老路走不通。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永恒的秩序”，这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它把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道路看成人类发展一成不变的规律。当前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基础上的，中国不可能走这条路。大量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除了少数具有特殊地缘和资源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西方社会科学是建立在西方特定历史、文化、社会基础上的，这些规律没有经过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检验，怎么能说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呢？
为什么要树立“走新路”的理想信念？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历史的宿命论”，而是相信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人可以能动地利用规律、改造世界；相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代价较低、弯路较少的新路。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坚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正是因为相信“精神变物质”，相信理想信念焕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做到不信邪、不怕压，既不照搬别国模式，也不依附任何国家，而是树立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做成了一些按所谓“国际标准”做不成的事情。“农村包围城市”超越了苏联式革命道路；新中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公平，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医疗，超越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剧烈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劳资矛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一些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预测的“中国崩溃论”屡屡失败，“中国模式”日益引起世界关注。尽管“中国模式”还不能说完全成型成熟，但是已经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要走的是新路，所以要倍加重视历史经验和理论建设。当前，还有不少观点有意无意地照搬西方理论。例如，根据西方历史发展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生态环境都必然先恶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缓解。如果仅仅满足于认识规律，就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和环境问题视而不见，认为现在还没到解决的时候。但是，西方国家收入分配和环境状况改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经过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才实现的。这一规律并非历史的宿命，而是可以通过积极的作为而改变的。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弯路都要走一遍的话，还干什么社会主义事业呢？
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在人类发展的一切历史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力求超越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所谓“规律”而无所作为。当前，我们一度瞩目的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全球金融危机也宣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大缺陷，资本主义本身也在深刻反思，这为我们树立理论自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革，改革是常为新的。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破除迷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这样或者那样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对这种经验或者那种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事业就必将获得新的胜利。
（来源：《求是》）■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建设经验
陈偲
编者按：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其根本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导向，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准则和标尺。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它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从本期起，本版将刊发“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并较为成功地构建与传播了这一价值观——“共同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及特点
1991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项内容作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第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强调在处理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时，各社区和社团的局部利益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个人利益须服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第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突出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强调公民权利不容侵犯，尊重并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同情和帮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第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应存有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并通过协商对话、权威协调的方式消除分歧与矛盾。第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倡导各种族、各宗教信仰者的彼此尊重和相互宽容。
共同价值观具有东西方元素交汇、传统与现代整合的特点。它既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社会、家庭对个人的优先地位以及整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提倡个人自由独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并兼容现代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新需求，强调协商、共识、稳定和宽容的精神。
确立共同价值观的背景
共同价值观立足新加坡具体国情而确定。
首先，新加坡社会结构复杂，作为由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构成的移民国家，国民价值观念差异较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历史上曾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需要有超越种族和群体利益的国家力量来协调各方关系，有必要建立一种各种族各群体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其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处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急剧变迁之中。一是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削弱，核心家庭数量上升，家庭中角色失调现象普遍化，家庭稳定受到挑战。二是现代化进程带来个人独立性的增强，社会结构原子化的危机显现，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观念不断强化。三是西化倾向严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全球化进程中，新加坡政府曾一度倾向于选择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但随着社会生活中“吸毒、性解放、高消费和政治自由主义”现象的蔓延，政府开始反思西方文明是否适合新加坡。因而，处于社会变迁中的新加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传统与现代以及东西方融合的价值观，既强调家庭稳定、国家和社会利益，也重视对个人权利尊重等现代文化。
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实质上是文化重建的过程，对于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调整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新加坡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政府廉洁高效，并且克服了许多后发型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社会公平度高，社会秩序良好，各种族和睦相处。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基本得以实现，即“通过各种社会构成之间的和睦、和谐来维持和促进国家的稳定”。
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主要途径
新加坡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公民教育、媒体管理及社区管理等途径，全方位传播和塑造共同价值观。其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各社会主体是重要参与力量。
政府从国家层面积极倡导和培育共同价值观。首先，新加坡将共同价值观精神融合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指导方针中，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先于民主与自由”，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新加坡以法律、政策、规划等为载体，将共同价值观精神贯穿其中，在公民教育、媒体管理、社区管理等领域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另外，新加坡政府重视自身道德建设，以廉洁、高效、精干的良好形象发挥示范和导向作用，把对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制定一系列规范公务员行为准则的法律和条例，如《公务员法》、《财产申报法》、《反贪污法》以及品德考核制度、申报收入制度、谢绝馈赠和宴饮制度等。
以法律建设为载体推动道德建设。新加坡政府认为，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和传播须以相应的法治为基础和保障，运用法治的强制力量促进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政府制定了一整套体现共同价值观精神的法律、法规和禁令。比如，在提倡家庭观念方面，1995年新加坡制定了《父母赡养法》。另外，为鼓励三代同堂和照顾父母老人，政府规定对两代人以上共同居住的家庭在组屋分配上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等，对有意与父母或子女就近居住的家庭给予专款资助，以法律形式保证家庭价值观的实现；在公民的日常行为和道德规范方面，新加坡做出了详细的立法规定，从随便攀折树木、乱吐口香糖到垃圾丢弃、房屋外观，均作出细节要求，并实行严厉的罚款。
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推进公民教育。教育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辅助力量，政府把共同价值观融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中，形成合力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首先，学校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新公民学”和“公民与道德”等专门的教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和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意识、宽容和合作意识等，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采用实用性、操作性强的教育方法，避免空洞说教。其次，家庭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新加坡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并启动学校家庭教育计划，专门负责对家长进行培训，包括如何对学生进行共同价值观教育、如何凝聚家庭成员、自律策略、有效沟通技巧等。另外，新加坡注重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共同价值观教育作用，制定和推行专门的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包括清洁环境计划、福利院和儿童组织服务等。新加坡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每年开展全国性教育活动20多个，来宣传共同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如文明礼貌月、植树运动、国民意识周、睦邻周、礼貌周、敬老周等。
严格管理媒体，塑造良好舆论环境。为更好地发挥媒体对共同价值观的传播作用，新加坡政府重视对媒体运行方向的引导，并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管理。1974年，政府颁布《报章与印刷出版法令》，此后又在1977、1986、1988和1990年进行四次修改，其中规定报刊的出版执照每年更换一次，当政府认为报刊有违法违规行为时可以随时撤销执照。同时，规定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禁止发布关于暴力和种族宗教仇视的言论，加强对国家团结和民族和谐的宣传。
重视社区管理和基层组织的作用。首先，新加坡政府通过组屋政策打造现代社区，促进种族间的融合。新加坡有九成以上人口居住在政府统一建设的组屋内，政府对组屋的人口构成做出严格要求，规定每个组屋区必须按照与全国种族比例相同的人数居住。这一政策打破了传统的按种族聚集居住的模式，推动了现代社区的形成，有利于种族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从源头上减少了种族矛盾。另外，新加坡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新加坡的基层组织主要有人民协会、公民协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它们是新加坡国家政权的基础，发挥着政府与居民间的沟通桥梁作用。新加坡政府将这些组织的目标定位为宣传政府政策、促进种族和谐、鼓励居民交往、提供社区管理服务、加强社会凝聚力等，为弘扬共同价值观奠定良好基础。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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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
金冲及
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他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的话讲得很重，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即便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道理讲得也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来实行它，也会变成“空话”。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里不敢说对他的工作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作出完整的概括，只是想就其中的几个特点谈一点体会。因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价值并不随时间流逝而失去，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发掘它、使用它、发展它，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头脑），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有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哪些是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读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要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只隔了10来天，毛泽东同志就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和发生失误。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就，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做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根本大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富有成效的。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同志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当某种不好的风向还只处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经过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风暴。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防微杜渐”的意思。而不少人不仅对处于“青苹之末”的这种风向毫无识别能力，甚至当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仍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结果，拖延得越久，问题就越大，甚至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很难解决。当然，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对还处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就用对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雳手段去对待，那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以往出现过的这种教训，同样值得深思和记取。
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同志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人们往往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的因素；什么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什么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不能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也始终放在领导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拿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来说，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同关内的联系，将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毛泽东同志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远途奔袭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要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是不可能的。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总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他曾举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船夫为例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当将到藏有暗礁险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他主张，一个时期总要有个重点。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段话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说的，中国共产党正要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随时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就能避免工作中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更加重要的是实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是空谈家。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一步紧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见的结果来。
正确的决心有个前提，就是符合实际。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主张要“多谋善断”，说：“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善断”。
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紧不紧、狠不狠便成为关键。毛泽东同志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毛泽东同志对主要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地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开局面，决不只是空口说说了事，也不是老在那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随后的实践中，又全神贯注事情发展的情况，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表扬批评，严格检查督促，在切实抓出成果来以前决不松手。因此，他所抓的事总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方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到运动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来落实定案工作，确定具体的政策原则和处理办法，树立足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终，而不草草收兵。
这场运动前后共半年左右，对荡涤当时刚开始蔓延的贪污腐败行为、树立廉洁勤政新风起了巨大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好多年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同志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抓得很紧，办成几件大事，确有实效，才能振奋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绷得太紧，要有张有弛，毛泽东同志把这称为“波浪式的前进”。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当然，群众路线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指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里着重从工作方法角度谈谈它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经常在作出决策时反复征求在第一线的将领的意见。大家熟知，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等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同志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批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些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拿工业来说，1960年毛泽东同志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钢铁公司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它称为“鞍钢宪法”。那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拿农业来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大跃进”后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他从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他写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所犯错误的反思。
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深深怀念他。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那正是由于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正确原则。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他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
（来源：《人民日报》）■
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
梁柱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和历史经验对治国理政、以史为鉴的作用，他说：“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他特别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与事实。”这不仅是对我国治史、学史、用史的史学传统的弘扬，而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多年以来泛起和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旗号，按照自己的政治诉求，任意歪曲历史事实，颠覆科学的历史结论，制造思想混乱，危害至深。因此，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格局中，如何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的研究和传播，都必须以事实即史料为依据；史料的真实性是历史科学性的保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以史实为依据，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主要手法，就是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往往是取其一点，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因此，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尊重史实的客观性，还是任意为我所用，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虚无主义相区别的一个分水岭。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是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先设定一个“原则”，再寻找和“制造”所谓的事实依据。这个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也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历史要求，超出了学术研究的底线，变成了直接的政治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还往往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作出结论，推翻过去的判断，并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这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具有迷惑作用。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这样用颠倒事实的方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了吗？
这里还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也并不是一概虚无，而是有明确的取舍标准的。他们对历史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的进步人物，而对反动的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以至侵略者、卖国者，则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值得人类永远铭记和纪念的日子。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以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战后有些历史著作，不顾历史事实，一味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突出意义，而忽视甚至抹杀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的西方学者公然篡改历史，竟然说中国军队“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改变”。持这种偏见的学者往往用“欧洲中心论”傲视一切，用传统的正规战、阵地战的老眼光看待中国战场，而无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对付东方强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作战方法，对于这种情况，有加以辨析的必要。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在11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所占时间就长达20余年。日益衰弱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列强入侵的态度，往往是先打后降，每次都是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发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基本国情来看，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却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而是有了新的进步的因素，这主要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的觉醒和抗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并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这就是说，充分发挥了大国人多、得道多助的正义战争的优势，通过持久抗战开辟了一条弱国战胜强国的新道路。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这些战争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但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同时，由于中国战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使它无法实现“北进”即进攻苏联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妄图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也由于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军民的顽强抗击而化为泡影。西方一些学者看不到这些时代特点，无视这种极具特色的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因而得出否定中国战场伟大作用的错误结论。日本著名的战略理论研究者山崎重三郎曾撰文指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国内（包括台湾方面）也有人受西方那些不公正的言论的影响，否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散布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所谓中共利用抗战“坐大论”的奇谈怪论。实际上稍微有点历史知识就应该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在敌人的后方抗击日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如果不战斗，不苦斗，在强敌包围之中，是一天也“游”不下去，也“坐”不住的。
由上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实际。因此，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真正的历史清醒。
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
要保持对历史的清醒，还要重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历史研究是材料和方法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这个方法，就是一定的历史观的运用和表现；这种历史观，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两种，它们之间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别。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的一大历史贡献。唯物史观的一个精髓，是指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把过去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探究历史的真实，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使历史成为科学，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锐利思想武器。
按照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历史虚无主义正是这样，他们把历史碎片化、孤立化、简单化，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轻易地作出颠覆性的结论。
历史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它有现象与本质之分，而历史现象又有真相、表象和假象之别，这只有通过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坚持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辨别；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发表评论。这篇长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遂通过发行国库券强迫资本家认购，甚至采取逮捕、没收财产、绑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刘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进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大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仅在：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这个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深刻的。然而，当年国外的这种错误观点，却被今天国内的某些学者接受，并走得更远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证。特别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怎么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就认定“蒋介石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基本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不去考察蒋介石时期推行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就要推翻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结论，抹杀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研究的要害，就是刘大年所指出的：“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
以上论述充分说明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也是我们保持真正的历史清醒的重要武器。
要清醒地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国家，有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指出：“我们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实得来”。有的学者称史学“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兴衰之学”。这都体现了史学历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意识形态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号召干部学习党史、国史时说，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要从这一认识高度，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明辨是非，敢于抵制和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渗透性。历史虚无主义对消解社会主旋律的负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蔑视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一切，他们都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加以推销。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 是我们在旧史学中能够常常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公正地说，历史虚无主义还不如旧史学，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一定的政治诉求而玩弄历史，典型地表现了他们反历史、反科学的性质。应当说，他们的这些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无限放大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就会失去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行为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在这里阐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政治命题：“为史”与“明道”的内在关系。在今天，这个大道，就是凝聚着爱国、强国深刻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乱史”，就是为了“改道”，就是要改变历史选择的、把我们国家引向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我们要牢记这样的历史结论和历史经验。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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