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4月19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一个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这个会，我一直想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当面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一些措施和办法，以利于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刚才，几位同志讲得很好，分析了当前互联网发展新情况新动向，介绍了信息化发展新技术新趋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你们的发言，体现了务实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感，也体现了在互联网领域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能吸收的尽量吸收。下面，我谈几点意见，同大家交流。
第一个问题，讲讲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
听了大家发言，我有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对互联网来说，我国虽然是后来者，接入国际互联网只有20多年，但我们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推动互联网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农业革命增强了人类生存能力，使人类从采食捕猎走向栽种畜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而信息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说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我国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后来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逐渐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想起这一段历史，我们心中都有刻骨铭心的痛。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是对前人的责任，也是对后人的责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古人说：“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总体上说，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信息经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我们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作了部署，要切实贯彻落实好，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可以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发展智能制造，带动更多人创新创业；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可以加快推进电子政务，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一些互联网企业已经做了尝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专家提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中存在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工作协调不够等问题，制约了国家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个问题要深入研究。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第二个问题，讲讲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弄成那样一个局面，就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
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我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这一条，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首先要做好。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第三个问题，讲讲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20多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包括一批技术方面的成就。目前，在世界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我们占了4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我去看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来自全球的250多家企业展出的1000多项新技术新成果中，我们也占了不少，这令人高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有决心，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有恒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点搞清楚。否则，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南辕北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什么是核心技术？我看，可以从3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我国网信领域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要争这口气，努力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正所谓“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体系相对完善、基础较好，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市场空间很大，有条件有能力在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大进步，关键是要理清思路、脚踏实地去干。
第一，正确处理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推动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很复杂、很难治理，不如一封了之、一关了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我们要鼓励和支持我国网信企业走出去，深化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到“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
现在，在技术发展上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认为，要关起门来，另起炉灶，彻底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靠自主创新谋发展，否则总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追不上。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开放创新，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自己的技术，不然也追不上。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绝对了一些，没有辩证看待问题。一方面，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只有跟高手过招才知道差距，不能夜郎自大。
我们不拒绝任何新技术，新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都不拒绝。问题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同别人合作开发的，哪些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在科研投入上集中力量办大事。近年来，我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投的钱不少，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我看，主要问题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要围绕国家亟需突破的核心技术，把拳头攥紧，坚持不懈做下去。
第三，积极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在全球信息领域，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整合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不应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而应是市场产品、技术实力、产业实力。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场。
科研和经济不能搞成“两张皮”，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经过一定范围论证，该用的就要用。我们自己推出的新技术新产品，在应用中出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可以在用的过程中继续改进，不断提高质量。如果大家都不用，就是报一个课题完成报告，然后束之高阁，那永远发展不起来。
第四，推动强强联合、协同攻关。要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不仅要把冲锋号吹起来，而且要把集合号吹起来，也就是要把最强的力量积聚起来共同干，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差距悬殊，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美国有个所谓的“文泰来”联盟，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只配对英特尔的芯片。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
一些同志关于组建产学研用联盟的建议很好。比如，可以组建“互联网＋”联盟、高端芯片联盟等，加强战略、技术、标准、市场等沟通协作，协同创新攻关。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在这方面，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也可以两方面联手来干。还可以探索更加紧密的资本型协作机制，成立核心技术研发投资公司，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既解决上游企业技术推广应用问题，也解决下游企业“缺芯少魂”问题。
第四个问题，讲讲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各方面齐抓共管，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第一，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理念决定行动。当今的网络安全，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着密切关系。二是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信息技术变化越来越快，过去分散独立的网络变得高度关联、相互依赖，网络安全的威胁来源和攻击手段不断变化，那种依靠装几个安全设备和安全软件就想永保安全的想法已不合时宜，需要树立动态、综合的防护理念。三是网络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只有立足开放环境，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互动、博弈，吸收先进技术，网络安全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四是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五是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这几个特点，各有关方面要好好把握。
第二，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可能遭到重点攻击的目标。“物理隔离”防线可被跨网入侵，电力调配指令可被恶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可被窃取，这些都是重大风险隐患。不出问题则已，一出就可能导致交通中断、金融紊乱、电力瘫痪等问题，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
第三，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网络安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个技术漏洞、安全风险可能隐藏几年都发现不了，结果是“谁进来了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干了什么不知道”，长期“潜伏”在里面，一旦有事就发作了。
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要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检查，摸清家底，认清风险，找出漏洞，通报结果，督促整改。要建立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准确把握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规律、动向、趋势。要建立政府和企业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把企业掌握的大量网络安全信息用起来，龙头企业要带头参加这个机制。
有专家反映，在数据开放、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着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本位思想。这方面，要加强论证，该统的可以统起来，发挥1＋1大于2的效应，以综合运用各方面掌握的数据资源，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更好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做好风险防范。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国家、对社会、对企业、对民众都是有好处的。
第四，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网络安全的本质在对抗，对抗的本质在攻防两端能力较量。要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制定网络安全标准，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层级、保护措施。哪些方面要重兵把守、严防死守，哪些方面由地方政府保障、适度防范，哪些方面由市场力量防护，都要有本清清楚楚的账。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我们这里还用大刀长矛，那是不行的，攻防力量要对等。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目前，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我们提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特别是我们倡导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同。
第五个问题，讲讲增强互联网企业使命感、责任感，共同促进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既是企业家奋斗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企业命运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脱离了国家支持、脱离了群众支持，脱离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企业难以做强做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我不仅讲了话，而且很快就把我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就是要让广大企业家吃个“定心丸”。
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干，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国，7亿多人上互联网，肯定需要管理，而且这个管理是很复杂、很繁重的。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主管部门、企业要建立密切协作协调的关系，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象，走出一条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新路。
第一，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处在创新第一线，处在掌握民众需要第一线，市场感觉敏锐，创新需求敏感，创新愿望强烈。应该鼓励和支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布局前沿技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造和把握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互联网市场也存在一些恶性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情况，中小企业对此意见不少。这方面，要规范市场秩序，鼓励进行良性竞争。这既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竞争能力、扩大市场空间，又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更好服务百姓。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这些要求要尽快落实到位。
第二，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政府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推进审批制度、融资制度、专利制度等改革，减少重复检测认证，施行优质优价政府采购制度，减轻企业负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当组长，已经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同这些方面有联系。改革要继续推进，也就是我说的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
同时，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前段时间发生的e租宝、中晋系案件，打着“网络金融”旗号非法集资，给有关群众带来严重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现在，网络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作案手段花样翻新，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也提醒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新业务时，必须警惕风险蔓延。
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里，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企业要重视数据安全。如果企业在数据保护和安全上出了问题，对自己的信誉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一个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企业做得越大，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就越大，公众对企业这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这一点要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发扬光大。
“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我说过，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第六个问题，讲讲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我说过，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这种眼界、这种魄力、这种气度。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念好了人才经，才能事半功倍。对我国来说，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比较稀缺，所以我们出台了很多鼓励引进资本的政策，比如“两免三减半”。现在，资本已经不那么稀缺了，但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依然稀缺。我们的脑子要转过弯来，既要重视资本，更要重视人才，引进人才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步子要进一步迈开。网信领域可以先行先试，抓紧调研，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办法。
互联网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技术更新最快的领域之一。我国网信事业发展，必须充分调动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早年在正定县工作时，为了向全国一流专家学者借智，专门聘请华罗庚等专家学者给我们县当顾问，有的亲自到正定指导工作。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要有国家担当、社会责任，为促进国家网信事业发展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营造宽松环境，提供广阔平台。
互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要解放思想，慧眼识才，爱才惜才。培养网信人才，要下大功夫、下大本钱，请优秀的老师，编优秀的教材，招优秀的学生，建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互联网领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
要采取特殊政策，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把优秀人才凝聚到技术部门、研究部门、管理部门中来。要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资历，突出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要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要探索网信领域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机制，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以及税收方面制定专门政策。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
我国是科技人才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人才流失比较严重的国家，其中不乏顶尖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要有全球视野，下大气力引进高端人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有很多国家的人才也希望来我国发展。我们要顺势而为，改革人才引进各项配套制度，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这项工作，有些企业、科研院所已经做了，我到一些企业、科研院所去，也同这些从国外引进的人才进行过交谈。这方面要加大力度，不断提高我们在全球配置人才资源能力。
同志们！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是“十三五”时期的重头戏。希望同志们积极投身网络强国建设，更好发挥网信领域企业家、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作用，支持他们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时事要闻
习近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垮了
京华时报讯4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在小岗村召开这个座谈会，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巨大变化，使广大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坚定了跟着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和经验，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重点
三大任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留住田园乡愁
习近平强调，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大任务。
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增加农民收入，要构建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 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在政策上，要考虑如何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实现农民生产粮食和增加收入齐头并进，不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不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
改革主线
放活土地经营权要尊重农民选择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习近平强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 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农村治理
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去农家看一看
习近平指出，农村稳定是广 大农民切身利益。农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分散，乡情千差万别，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要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 治，引导广大农民自觉守法用法。
习近平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到农村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看一看，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做广大农民贴心 人。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
>>幕后
中国的农村改革小岗村是发源地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1978年冬，十八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冒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前，小岗作为“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多数村民都曾出门讨过饭。改革让小岗村于第二年秋即实现温饱。
1982年1月1日，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首次正式确立包产到户责任制。
2016 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小岗村考察，来到“当年农家”院落，重温了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他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他叮嘱大家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习近平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 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观察
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习近平的“三农观”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小岗村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如是说。类似这样的话，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京华时报梳理了近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关于农村工作的重要论述，探寻习近平心中的“三农观”。
强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2013 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期间，在山东省农科院召开座谈会，听取农业专家、农业主管部门、基层干部意见。习近平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 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习近平说，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 化、安全环保法治化，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
2013年7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改革发展工作时就曾强调，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同样是在山东的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还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连续9年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全面建成小康仍极为艰巨。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
此外，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再次强调，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
让农民富起来，不仅仅只是收入的增加。去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要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
美留住青山绿水记住乡愁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去年1月20日，习近平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考察时的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
早在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在进行城乡一体化试点的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时就曾指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
其实，美丽农村，习近平甚至关注到了厕所这个细节。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与江苏镇江永茂圩自然村村民交流时说：“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可以说小厕所、大民生。”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习近平关心的问题。2014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关于农村公路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强调：“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
（来源：《京华时报》）■
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王东明主持
本报讯 4月27日下午，省委书记王东明主持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来川考察调研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201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专题推进活动和绵阳科技城建设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表彰宣传7名因公殉职扶贫人员有关工作等。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分析了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导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四川是全国宗教工作重点省份之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准确把握中央对宗教工作的定位、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重要原则、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要求和做好宗教工作的方式方法，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对做好我省宗教工作提出要求。一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界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二要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三要着力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四要深入推进宗教领域法治化进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宗教事务，持续开展“法律七进”，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五要加强宗教代表人士工作，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为他们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帮助。六要统筹处理宗教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坚持政教分离，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处理好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处理好宗教与统战的关系。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统战部门要担负牵头协调责任，宗教部门要具体担负依法管理责任，各有关部门及人民团体要齐抓共管，共同做好宗教工作。
会议强调，做好我省宗教工作，重中之重是做好藏传佛教工作。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各项部署要求，坚持藏区工作思路不动摇，统筹抓好发展、民生、稳定“三件大事”。要加强和规范寺庙管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综合施策，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扎实做好代表人士工作，深入开展结对认亲，把民生政策覆盖到寺庙和广大僧尼。要旗帜鲜明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把藏区各项事务纳入法治化轨道。要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夯实筑牢党在藏区的执政基础。
会议指出，在“4·20”芦山地震三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亲临四川视察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四川工作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精神，把四川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一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对照重建目标任务查漏补缺、增添措施，扎实做好招商引资、三次产业发展、城乡面貌整体提升、阳光廉洁重建、安全度汛、地灾防治、感恩奋进教育等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三年规划重建任务。二要在西部大开发和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始终保持专注发展定力，突出抓好“项目年”各项工作，抓好工业稳增长和农业、服务业发展，加大力度推进天府新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全面创新改革、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绿色发展等工作。三要努力在培育壮大新经济上走在前列，抓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银政企院校对接，大力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突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发展；同时，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会议充分肯定201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取得的成果，对进一步做好对外开放合作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做好已签约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加强要素保障，确保尽快落地开工、早日投产达产；要继续突出抓好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节能环保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卫生等专题招商，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实力；要进一步调动各地积极性主动性，在充分发挥重大展会和活动平台招商作用的同时，认真组织好小分队招商、精准招商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专题推进活动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准确把握军民融合发展在我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完善领导和工作机制，加强与各军工集团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推动我省军民融合发展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会议对进一步做好绵阳科技城建设发展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重大契机，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推动科技城建设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听取了关于表彰宣传7名在勘察规划小凉山精准扶贫交通项目时因公殉职人员的工作汇报，同意追授王川等同志“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追认邹杨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新华网）■
理论学习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用中国道路探索的成果
统一思想和行动
吴波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蕴涵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蕴涵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大举措，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问题的深切把握
鲜明的问题意识，突出的问题导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探索中国道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论特色。它不仅反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问题的发展程度和解决的迫切程度。
当前，党内思想状况的某些方面确实有不容乐观之处，比如一些党员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在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精神和信仰状况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而尖锐的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在抵达自然的限度的同时，也抵达了现代文化的社会生活的限度，即最具约束力的精神和信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趋于瓦解。如果不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党内精神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就不仅会面临人与自然关系崩溃的可能性，也会面临党的信仰坍塌的危机以及社会生活解体的可能性。
有关信仰重建的思考已有很多，只有置诸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导致当前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存在。在承认中国道路光辉成就的同时，中国问题的客观存在也是影响党内精神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关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关于“两个30年”的关系等，这些关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迫切需要作出明确而彻底的回答。一句话，中国“增长的痛楚”是否可以缩短或减轻的问题，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基于信仰重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仅蕴含了中国道路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想信念问题的解决。党中央强调把党章党规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通起来学习，统一起来领会，正是对党章党规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两者一致性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中国道路的最新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探索的最新成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需要基于对中国道路的高度深入认识和深刻领会以下三方面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在当下各种思潮激烈交锋、错综复杂的社会意识领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仅面临被冷淡对待的挑战，而且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也存在被曲解被遮蔽的情形。系列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正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索中国道路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关于中国道路属性激烈争论的政治回应，更是对中国道路探索方向的严正声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蕴涵中国问题的科学解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还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核心课题，基于理想性引导、批判性反思与规范性矫正的统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作出的科学解答和实践展开，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蕴涵了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独特的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展开自身历史进程的，由此注定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但中国道路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同时也显露出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集中展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学习教育的两个注重
党的建设，思想为首。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反映了党价值观重建的不懈探索，表现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强大韧性和意志。
一是注重问题导向。一方面是强调“学”与“做”统一，着眼于解决以往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学习教育活动中“学”与“做”的分离、只学不做或假学不做，强调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另一方面是着眼于克服以往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学习教育活动中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强调要区分层次，及时指导，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所指出的，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二是注重关键少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但领导干部带头是不二原则。这就不仅要求在确定学习的重点内容上，对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加以区别对待，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习教育中作出表率，紧密联系领导工作实际，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应在民主评议环节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既为广大普通党员评议党员领导干部的行动效果提供制度保障，也为广大群众评议党员领导干部的行动效果提供机会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新发展理念催生新发展理论
黄泰岩
理念是理论的“纲”，决定理论的观念体系和结构框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新体系、新话语开辟了道路。
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更不可能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构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状态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状态的经典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如保持工资的较低水平以增加企业利润，扩大企业投资以加速工业化等。但是，这些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遇到的经济转型等难题时，就失去或部分失去了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也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及时实现经济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之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引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四是从注重“引进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构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工业化道路，即传统工业化道路。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对推动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突出知识和信息技术对增长的重要价值，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解决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新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忽略了知识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同时推进信息化和知识化，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和农业，就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方向和思路。一是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走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智慧城市建设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走用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巨大市场，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构建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虽然注重技术创新对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重点是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理论对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技术创新是可行的、有效的，因为这类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通过学习和引进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这一路径，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需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的情况下，学习和引进技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就越来越小，因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学不来、引不进的。同时，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也使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从以下几个方向丰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一是在一些科技领域占领全球科技制高点，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或前列；不仅要推进应用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整合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进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寻求科学或工程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二是既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推进技术创新，也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推进技术创新。三是通过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四是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环境。
打造经济发展理论新体系
新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将在以下两个层面引领打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体系。
在整体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这一有机体系，把既有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理论学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在丰富的中国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提炼出许多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背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条件，以发展为主线，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发展为主要构架，可将以上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系统化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体系，主要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具体层面，每一个发展理念构成一个具体的理论子体系。例如，创新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把创新主要理解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局限，提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四大基本要素，形成四位一体创新体系。这个四位一体创新体系的理论含义是：科技创新需要以重大理论创新为引领，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解放思想、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是文化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创新促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后三者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前者，如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网络文化的繁荣，理论创新丰富了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则形成我国独特的改革文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丰富实践和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条件，理论创新成果需要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中接受检验和得到完善。
获取经济发展理论话语权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将为我国在世界上获取经济发展理论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容并蓄，彰显理论的科学性。这是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继承性和包容性决定的。继承性体现在：把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的首位，是与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一脉相承的；协调发展则源自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以及“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理论等；共享发展理念则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深刻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等重要思想的科学继承；等等。包容性体现在：创新发展理念借鉴和吸收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有益成果，将其提出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等纳入创新发展的子系统。此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科学成分也被吸收到了创新发展理念中；等等。
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逻辑、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中国贡献。这是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决定的。这一理论基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检验、修正、完善已有的发展理论。例如，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出新的修正和发展，提炼出独特的概念、范畴以及理论体系，赋予其新的内容，是我国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独特贡献，也赋予发展经济学新的活力和生命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理应在世界上获得经济发展理论的话语权，使我国拥有与经济发展硬实力相称的理论软实力，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来源：《 人民日报 》）■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陈坚
怎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作了明确回答。方案提出，党员干部应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自觉学习党章党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习近平总书记就“两学一做”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党员干部要做遵守党的纪律与规矩的模范。无规矩不成方圆。党章是党的总规矩，共产党人应该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和必修课，逐条逐句通读党章，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做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的表率；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党员干部要做坚定理想信念与干事创业的模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样，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具有远大理想，主要看他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能否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平常时候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上得去，危急关头豁得出去。
党员干部要做廉洁自律与高尚道德的模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严格教育和约束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还要看他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党员干部必须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焦裕禄、谷文昌等标杆学习，见贤思齐，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用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党员干部要做践行党的宗旨与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的性质与理想的体现，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看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坚守和践行党的宗旨，关键看他是否时时事事处处想着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干群众之想干，模范带头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践行党的宗旨与密切联系群众是密不可分的。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党就是靠艰苦扎实的作风来联系、影响、带动群众的。党员干部应该模范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不是空洞地喊几句口号，而是真心实意地去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从而赢得人民的支持、信任与拥护。
党有号召，我们有行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沿着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新华网）■
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
李靖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质疑，但所有质疑都无法掩盖这一学说的思想光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剥削和压迫等一切不公正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学说，代表了整个进步人类的理想追求。不仅如此，共产主义学说还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在今天不仅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证伪，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被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所证实，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毕生从事浩繁精深、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以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对待自己的科学研究。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视；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用工人运动检验过，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逝世1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解释和说明。
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的实践能力及其所达到的结果，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形式。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创造新的生存方式、从使用石器过渡到使用金属工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革会导致奴隶制度的社会后果。奴隶制是历史上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在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下的条件下，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经过的社会形态，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铁器、牛耕以及新的耕作制度的出现，与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相适应，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在封建社会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式。把个体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也正是凭借猛烈增长的社会化生产力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发展为对准资本主义自己的武器，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建立在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是否以社会化生产力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最后的、根本的分界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认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发力量推动下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人类社会真正的理想境界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仅要把人从私有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形态。
他们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造成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的历史将转变为世界历史。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他们推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他们指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到那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们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共产主义原则的普遍实行，民族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与国家的消亡相联系的是阶级和阶级对立、旧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别的逐步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逐步消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建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强大逻辑力量，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全球化及各种趋势性现象，就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描绘的情景惊人地一致。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除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时候，并没有排除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列宁后来更明确强调，历史发展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应当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只不过是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创造发展前提。
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使一批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世界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型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受了兴衰成败的严峻考验。
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到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一方面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道路是曲折的；另一方面又说，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
坚定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世界上有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终极的社会制度。这只是一种梦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可能也没有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而是带来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程度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日益加剧。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本可使机器取代人工，使人们减轻劳动强度、享有更多休闲时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创造的财富归机器所有者占有，多数人则面临被夺走工作岗位的压力。资本的贪婪本性和自由流动使世界变成一个大赌场，金融投机成为一种超级赚钱产业，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孕育着巨大风险。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制造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给全世界带来大量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暴力犯罪等困扰着各国政府，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还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间也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人类就没有前途。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同时是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的政治无论看上去多么民主，都改变不了资本统治的本质。在美国，金融寡头的贪婪无度酿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大量美国家庭破产，而且祸及全球。但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却被迫拿纳税人的钱注资救助那些大银行、大公司，危机过后也没有任何责任追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法案最后也无果而终，原因就在于这些金融资本掌握着美国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大到不能倒”。在世界上，美国从来就是把西式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捆绑输出的，给输出地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是政治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已、国家软弱涣散，这种状况最符合资本的需要，其背后则是“资本是政治的母乳，为资本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的资本主义逻辑。
一种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不断地制造着对抗、危机、冲突甚至战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以攫取财富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把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国家的贫困之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在生产着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不过是在为它被新事物取代铺平道路。
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使人类迎来“地球村”时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充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工人阶级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将成为更加觉悟、更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完善，将为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气候变化、人类整体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进而实质性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都有理由让我们积极乐观地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记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木，而不能拔山”。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们就能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来源：《 人民日报 》）■
领导干部修炼内功的“心学”
——学习《习近平党校十九讲》
韩庆祥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围绕党校办学治校的三大核心要素即党校、学员、教师展开全面论述，科学回答了办什么样的党校、怎样办党校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中能够获得办学之道、治校之方。贯穿《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的一条主线，就是党校办学、领导干部培养、教师教学科研都要致力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学习。因此，可以说《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是一本领导干部武装头脑、修炼内功、增强本领的“心学”。
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关于学什么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有一篇“把党校姓党原则贯彻和体现到党校全部工作之中”的讲话，是专门讲办党校根本问题的。在党校的定性上，习近平强调：“党校是党直接兴办的学校，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不管形势和任务怎样变化，党校姓党的原则不能变。”党校姓党，“就是坚持党校办学的政治方向，党校的一切教学科研等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要遵循党的政治路线，都要恪守党的政治纪律，都要为履行党校职能服务”。“坚持党校姓党的核心，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党校姓党是党校教育的第一原则”，“党校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原则，能否把党校姓党原则贯穿到党校各项工作中。只有坚持党校姓党，党校才能更好担当起党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才能达到党兴办党校的初衷，才能更好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党校的定位上，习近平聚焦于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他指出：“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要集中抓好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在办学治校方略上，习近平把办好党校的思路确定为“一个中心、四个方面”和从严治校。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党校办学治校，既要坚守本质，又要牢记主业，还要明确思路。否则，就会忘“本”，搞旁门左道，就会“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
领导干部到党校究竟要学什么？根据党校的定性、定位和办学方略，《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给了明确回答。
第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领导干部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阐发的基本原理，始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体现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丰富思想成果，以及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就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请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坚定的思想基础，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从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与做合格领导干部方面，阐释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由，并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少而精。
第二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场方法至关重要。看问题，如果立场方法错了，观点和结果就必然错。有些人看问题比较偏激，首要是出在立场和方法上。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他说：“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学习理论，关键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观察世界全局和时代发展趋势。”他讲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他讲的方法，主要是唯物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第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高峰，离不开理论思维。要掌握理论思维，就必须学习哲学。习近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就是一部充满哲学思维和方法的著作，是运用哲学方法论分析解决问题的典范，因而是培养领导干部理论思维的教科书。可以说，只有了解习近平的哲学，才能真正读懂他的思想。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最紧要的是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能增强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创造性，也能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哲学看起来抽象难懂，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较远，但实际上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哲学是一门探究事物本质和规律并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思想、智慧和方法的学问。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从主观上可追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对头，工作方法必然不对头，工作效果就出不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善于从哲学高度去提升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认为领导干部完成任务是“过河”，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作方法是“船”，不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完成任务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强调：我们干部队伍中不少人不大懂得哲学，很有必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曾说，学哲学，终身受益。《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强调：“今天，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坚定理想信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到中央党校学习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要掌握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1次、第20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强调：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都用来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见哲学思维和哲学思想的力量对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性。
第四要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强调，领导干部进党校，最重要的是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提高党的理论素养，养成宽阔的胸襟和眼界、高尚的思想情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是党校姓党的重要体现，也是党校同普通高等学校的主要区别”；“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学习和掌握理论的深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敏感程度、思维视野广度和思想境界高度”。
第五要学习历史，学习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从领导干部修身、做事、认识历史规律、认识中国国情、治国理政五个方面，对学习历史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和了解历史，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而且可以清晰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在习近平那里，学基本理论首要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历史首要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他说：“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要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他还强调，在学习历史时要注意总结、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第六要学习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经济、法律、科技、文化、国际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真正成为内行领导。
第七要学习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学习做好工作所需要的领导工作方法。如敢于担当，树立民主法治意识，学会调查研究，凡事求真务实，追求崇高境界，等等。《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特别指出，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要做到讲实话、说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领导干部要在干事业上下苦功夫，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要注重实干、苦干、真干、巧干。“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以淡泊之心对待个人名利和权位，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职责和人民的事业”。这些话，是对求真务实和崇高境界的最好解说。
领导干部补钙加油的“修炼经”——关于为什么学
领导干部为啥要学?习近平强调是为了化解“四种危险”，应对严峻挑战，改造主观世界，修炼内心世界，培养忠诚、担当、干净且胜任工作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从总体上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须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习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领导干部的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到党校学习，可在精神上“补补钙”，在知识上“充充电”，在能力上“加加油”。他从知识变化迅速因而需要加强能力提升角度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中，知识份额已经由二十世纪初的百分之五十上升到今天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读十几年的书，才能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坚持不懈地抓紧学习、终身学习，才能够使用一辈子。”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还从“传道、授业、解惑”上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有以下四方面意义。
一是有助于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修养，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忠诚、担当、干净的领导干部。党章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这不仅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更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对党和人民忠诚，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习近平以党的建设历史来说明对党忠诚、维护中央权威的必要性。他说，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和有效实施。国际和国内、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伟大创造力，同时又要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是有助于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问题。《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指出，学习“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中，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注意并切实解决好的，是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问题，最需要加强的是理论教育。领导干部无论在党校学习还是在平时工作中学习，都要高度重视理论学习，自觉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三是有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指出：“党的纯洁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体现在作风上，就是要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强调，加强学习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
四是有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本领。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问题日趋增多。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指出，学习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提高素质、增强本领、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提高对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和政治决断的能力。《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全党关注并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和“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就是说，从发展水平看，我国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欠发展阶段”和“发展起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欠发展阶段”；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总体上处于“发展起来阶段”。从“欠发展阶段”走向“发展起来阶段”，可称之为发展水平的“升级”。这种升级是“整体”的，它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到生态党建外交等，在全方位、各领域都展开了。在这种发展进程中，会产生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学习，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是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领导干部武装头脑的“教科书”——关于如何学
领导干部如何学习?《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强调要联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加强学习。方式决定效果，学习方式不对，就会事倍功半。
一要明确学习目的。《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指出：要遵循“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
二要端正学习态度。《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持之以恒地学下去。
三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强调，要联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来学，重点解决理想信念和本领恐慌问题；也要带着问题来学，把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坚持用科学理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又要在干中学，“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还要通过读书来学。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就读了近百遍，当遇到问题时，他就翻阅《共产党宣言》。书读多了，就会理解其中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就会受到启发。因此，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四要注重教学相长。《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可以说是提高党校教师素质、做合格党校教师的“重要读本”。这本著作从需求方和供给方互动关系上论述党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强调党校教师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形成有分量、有创意的研究成果，努力把成熟的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向学员传播，并做好“更加系统地进党校教材、更加生动地进党校课题、更有成效地进党校学员头脑的工作，以提高学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由此启示我们，党校教师应树立“研究式教学”理念，把党校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把教师兴趣与学员需求统一起来，找到教师“研”与学员“学”的结合点，以增强教学的互动性，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哲学教研部主任）（来源：《 学习时报 》）■
人民时评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马从辉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习近平同志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其重点和关键，把“学”和“做”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把握好重点和关键
习近平同志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要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际成效，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这不仅指明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而且明确了需要把握的重点和关键。
重点是推动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向基层延伸。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作示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党内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在全体党员中开展，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依然十分关键。同时，应把握这次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向基层延伸。习近平同志强调：“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保证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的事业的承担者；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只有通过整治不合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才能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决战决胜全面小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关键是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对于如何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目前，在全国8700多万党员中，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比例不足0.45%，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比例超过77.2%，45岁以下党员比例多达45.9%。另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就业的党员以及流动党员也占相当比例。青年党员干部学历高、知识面宽，但接受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比较少，一些党员身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必须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要带着如何使青年党员在思想上入党、如何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如何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工作等问题，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要通过学习教育，既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保证全党同志始终按照党的奋斗目标一致行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学习教育，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通过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带头做到“三严三实”；等等。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凸显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把“学”和“做”有机统一起来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坚持知行合一，不断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才能抓得实、做得深、走得远。”可见，“学”是“做”的内在前提，“做”是“学”的外在表现。只有深刻把握“学”与“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才能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基础在学，就是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好党章党规、学好系列讲话，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不注重学习，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掌握党的创新理论，不坚持党的政治主张，不履行党员义务，不遵守党章党规，就不是一名合格党员。在“学”上，必须有好的学风，防止浅尝辄止、一知半解；防止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防止学而不思，与实际脱节；防止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广大党员要真学、深学，学到“知其所以然”，把学习的过程变成政治上更坚定、理论上更清醒的过程。真学、深学，要求刻苦学习钻研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专心致志地学、原原本本地学、反反复复地学，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要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脑子里经常装几个问题，将思考问题贯穿于学习全过程，防止“学而不思”。比如，在学习党章上，要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章内容，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员的八项权利八项义务，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到各级党组织的产生和运行方式，从党的干部的六项标准到党的纪律的五种处分形式等，都需要结合日常工作实际细致、系统地学习掌握。同时，要深刻领会蕴含在党章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对党章有精神理念上的深层次把握。
关键在做，就是要做一名合格党员。党员合格的标准是具体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提出，党员要做到“四讲四有”：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这就要求全体党员把对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学习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认识世界进入改造世界，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党员。改造世界既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包括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要求党员在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基础上，将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与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的要求相对照，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需要党员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下决心反省自己、花力气修正错误，从而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树牢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客观世界，要求党员不能“独善其身”，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铭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担当负责，积极为党工作，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学”与“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人的认识和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把这一原理运用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来，就是要坚持“学—做—再学—再做”这样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升华的过程。把“学”与“做”有机统一起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做兼顾。学是基础、做是关键，学和做必须同时进行、不能偏废。如果只学不做，理论就可能沦为空谈，不但不能使所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深化，反而会荒废工作；如果只做不学，实践就得不到理论的有效指导，就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和蛮干冒进的倾向，同样有害于工作。唯有学做兼顾，才能形成知与行的良性互动。二是学做融合。学与做不但要兼顾，而且要相互融合，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学不能抽象地学，而要带着问题学，紧密结合自身的思想行为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做也不能盲目地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自觉以党章党规的要求规范言行、以系列讲话精神指导工作，并在实践中深化对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的认识。如此边学边做，才能做到以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以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使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得到不断提升。三是学做循环。学与做不是单向的短暂的环节，而是环环相扣、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总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这就要求党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在学习中观照现实、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学无止境、做无止境，“学”与“做”永远在路上。
（来源：《人民日报 》）■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郭建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十三五”时期再次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的强大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活力之源，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中国的明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定改革信心，明确改革思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还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要清醒地认识到，继续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有思想与文化的内涵，发挥好思想与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就会出问题。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才能指日可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使其均衡发展、相互促进。
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要发挥十三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准，着力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定“主心骨”，筑牢“压仓石”，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必须牢固树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的理念，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要充分认识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又用高度的精神文明推动新的物质文明，在新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展示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当前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较贫乏，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比较严重，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物质生活过度奢靡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万能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过去的30多年，我们主要解决了物质贫穷、物质贫困、物质贫乏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着力解决一些人的精神贫穷、精神贫困、精神贫乏的问题，需要以更大决心、下更大力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切实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坚定理论自信，凝聚强大力量。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知行合一，贵在落细、落小、落实。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物质生活充实无忧，又要道德境界充分升华，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源泉，把道德建设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内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使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中，必须把握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同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
李永胜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各项任务，回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各种挑战，战胜“四种危险”，抵御各种风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于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起到了重要作用，改善了政治生态，净化了党风政风，提升了党应对新的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执政能力。但是，全面从严治党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真正落实到基层，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月6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效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支部”，深刻阐明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为在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目标、做出了重要部署。
“两学一做”意义重大而深远。“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教育管理党员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加强党的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化教育延伸，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保证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深刻阐明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使党内教育从前一阶段主要面向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拓展到广大普通党员、基层党员等更广泛的党员群体，实现党内教育重心下移，更接地气，并成为一种经常性教育。通过面向基层广大党员的扎实有效的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章党规武装全党，约束党员，使广大党员尊崇党章党纪，教育管理好每一个党员，增强广大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进一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8700万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团结一致，昂扬向上，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这就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作用、价值与意义给予了精准的定位。
“两学一做”须正确把握三个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一是“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落细、落小，使之拓展到每一个支部，落实到每一个党员，不留死角，不搞“特区”，打通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使之落地生根，在扎根基层中结出硕果。这是因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会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所以，“两学一做”思想教育就是要做强基固本、厚植党的根基的工作；二是立足于学、致力于做，做知行统一的自觉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这就一语道出了“两学一做”思想教育的真谛。它告诫我们，要从“两学”入手，认真的学、系统的学、专心致志的学，深刻把握其核心要义、思想精髓与立场观点，自觉地把它转化为看问题、想问题的思想方法，以此观察和处理问题，进而把它外化为做合格党员的自觉行动，以学促做、以知促行、知行统一；三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确保取得实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在“两学一做”思想教育问题上他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从而把解决问题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这就彰显出“两学一做”思想教育的现实性、针对性与实效性特点与要求，以防止和避免它走向空泛化与形式主义。如此，通过“两学一做”，可促使基层党支部在面向实际、直面矛盾、解决问题中“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严起来、实起来，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起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可见，强化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才能使“两学一做”起到明戒尺、立规矩、划底线、解难题、塑形象的实际效果。如上三点要求，对于指导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科学的行动遵循与方法指南。
“两学一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主体责任，要抓紧抓实抓好。”这就明确了“两学一做”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实践活动中，主体明确了，才能找到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和有力抓手，推动工作的深入开展。只有明确主体责任，才能大力激发主体活力，调动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主体的担当精神，做到以责促行、以责问效，鞭策和激励主体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履行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责任，抓紧抓实抓好，从而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可见，落实主体责任，是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牛鼻子”，必须学会牵住这一“牛鼻子”推动工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习教育中做出表率，紧密联系领导工作实际，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这就为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前列，当好表率，以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古人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行”，“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颇有道理。只有充分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勇立潮头、敢于担当、善于做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保持战略定力、当好表率的示范带动作用，才能在党员教育管理中树立威信，形成人格魅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才能带好班子、管好干部、管好党员，搞好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出的重要指示，既对当前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出了重要部署，又提出了具体明确可操作的要求与目标任务，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精细化推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与贯彻落实。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光明网）■
领导干部说话要说到群众心坎上
李章程
领导干部文风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说话和写文章。说话是口头语言表达，写文章是书面语言表达。相对而言，说话（不包括有文稿的讲话）由于是现场进行的，多有即时、零碎的特点，很多情况下，其严谨、系统程度乃至文采辞藻都不及文章。但对领导干部来说，说话的重要性与写文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极端重要的，万万不能忽视。
一
领导干部说话不是一般的家常话，往往是发生于特定场合，有特定对象，并带有特定目的的。具体来说，说话发生在一切领导工作开展的场所，发生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以及干部与媒体之间，其目的是为了践行党的宗旨，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实现和巩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因此，领导干部的说话除了语言表达的一般要求外，更要力求准确、鲜明和生动，更要注重政治性、政策性和艺术性。从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角度来说，还要讲求纪律性，也即要在遵守纪律和规矩的前提下，通过恰当的语言表达，实现领导工作的目标。
说话和写文章是相通的，而且是写文章的基础。俗话说“能说会写”，说话作为思想的口头表达，排在书面表达之前。虽然很多时候领导干部说话不如写文章严谨，但在传递思想观点方面一点也不亚于写文章，很多看似零碎的讲话或谈话往往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其对工作的沟通、引导性更有效果。一些经典著作为什么总是耐人回味，因为品读经典就如同在听作者说话，是那样的亲切，娓娓道来，蕴含着思想的力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由于说话的现场互动性，一般通过问答的方式展开，所以往往具有相互启发的作用，也能够碰撞出新的经验和智慧总结。这正是说话的魅力所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论断和重要文献，都源自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谈话。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1992年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的“南方谈话”，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等等。
领导干部的讲话更具普遍性和经常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一般情况下，认识和了解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听他讲话，与他交谈。看一个人的文章和著作虽然也可实现这一目的，但文章难免有所修饰，甚至有所掩饰，不如讲话交谈来得真实。各类招录考试为什么一定要安排面试程序，就是这个原因。领导工作的开展，越是在执行层面，越是在基层一线，越是在情势危急的紧要关头，越需要依赖于讲话，而不是写文章。群众需要直接的、能听到的、能看到的、可触摸的真实，需要领导干部坐下来和他们谈话交流，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只有真心地为群众着想，他们才可能真心实意地认可你、拥护你。即使在干部之间，要实现科学领导，求得工作决心、思路和方法的统一和进步，同样离不开面对面的谈话。古人所说“面授机宜”“耳提面命”，就是强调当面交流，强调亲口所说、亲耳所闻。所以，领导干部提高说话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二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以来，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文风也大为改观。在各类文章、文件和会议讲话中，因为少了“穿靴戴帽”，各种空话、假话、套话随之减少。但在纠文风成效显著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纠“讲话之风”却举步维艰。
从主观上来看，说话与写文章相比，处于文风转变、作风改进中更加根深蒂固的位置，关乎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一个人说话的风格是长期形成的，言谈举止不经意间就可能暴露无遗。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无话可说、不会说话，甚至口无遮拦、胡乱说话的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曾对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里所批评的现象，正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会说话、不善于说话的现象。几年前，某地一位村民向镇党委书记反映拆迁补偿的问题，这位书记以要开会没时间、不熟悉情况为由，告诉村民“别找我，反映也没用”。村民一边哭泣，一边央求，“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书记回应道：“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显然，这位镇党委书记已经远远不是说话不当，而是没有摆正自己和权力、自己和群众的关系，对人民群众没有丝毫敬畏之心，他的说话只会让老百姓寒心，甚至不寒而栗。试想一下，领导干部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与自己的服务对象连说话都说不到一起，又何谈服务？！更何谈全心全意？！
从客观上来看，领导干部的说话要起到维护和促进党的领导的作用，要达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目的，就要充分考虑说话可能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而不是信口开河。尤其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传播和移动终端传播已十分普及，且不说一些媒体有断章取义的癖好，一段完整的讲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讲话一经发布，就会变成既成事实。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攸关群众利益的内容，越是不那么正确的观点，就越会呈现病毒式蔓延，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加以修正，极端严重时还会影响党的威信。虽然在领导干部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方面有相关规定，新闻媒体也有从业规范，但现在自媒体已无处不在，再严格、再缜密的规定也无法“精确制导”地约束每一次说话。为了开展和推动工作，不说话固然是不行的，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应该说到什么程度，一些内部工作研讨可以说的话面对媒体应该怎样说，面对群众应该怎样说，这些问题纷至沓来。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精打细算，似乎过于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甚至有些危言耸听了。真要这样细抠，领导干部岂不人人自危，最终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如果这样去想，就会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了起来，把党和新闻媒体对立了起来。几年前，一位记者因一起信访案件采访某地一位规划局的副局长，这位副局长竟然训斥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一雷人之语随后震动全国。但冷静地想一想，这位副局长绝非要刻意造成与媒体对立的局面，更不想故意陷自己于被动的境地。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对很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缺乏起码的认知。而实际上这样的错误认知可能并不鲜见。这也是部分领导干部逃避媒体、排斥媒体甚至敌视媒体的情况时有发生的原因。
三
领导干部面对群众和媒体，要做到敢说话、能说话、善说话，就要正视说话、重视说话，把提高说话能力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是努力将文件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没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没有一般和个别的结合，没有“最后一公里”的畅通，再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吃透文件、深入基层的讲话交流尤其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实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就是说不要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不要一出口都是文件的语言，都是中央领导的口气，而要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加以贯彻。可以说，衡量是否吃透文件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能否将文件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能否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语言对文件加以阐释，进而得到群众的理解、拥护和赞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一系列既通俗又深刻的重要思想和论断，为我们如何运用群众语言树立了典范。
二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深入基层，就是走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给顶了回去”等情况，表面上是个说话的问题，深层来看，在于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坚持群众路线，对相应领域的工作不了解、不熟悉，对群众面临的困难了解不够，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感触不深，不能把话说到群众的心坎上。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基本的情况，就缺乏与群众说话的本钱，就会在说话中露怯。如果尽说些行外的话，尽说些官话套话空话，自然就会“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个别时候“被顶了回去”也不足为奇。而因为和群众说不到一起，自然也听不到群众的真心话，那对于了解情况是极为不利的。于是，就会形成一个理论脱离实际、文件脱离实践、干部脱离群众的恶性循环。所以，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要多和群众说知心话、真心话，少说空话、大话，不说假话。
三是加强语言训练和积累。作家深入基层搞采风，一是为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选取创作素材，二是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特点。领导干部也应如此，通过深入基层，一来可以了解实情，二来可以学习群众的真实、鲜活的语言表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惯用语、歇后语、俚语、俗语、方言，甚至网络语言都可以大胆学习采用。最好的语言训练和积累，就是深入基层的实践，就是与自己所联系和服务的群众进行交流。“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种思想和观点，之所以能经过岁月洗礼流传下来，思想性只是一个方面，语言本身的精到和艺术性也是重要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还应向古人，向文献典籍，向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家、语言家、思想家学习语言。
四是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份可以多重，但其信仰、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应该是贯穿始终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个人的生活空间，但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三严三实”的规定和要求，在价值观和利益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私底下”。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新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发展，领导干部除了需要考虑说话的对象和环境，还需考虑说话的传播。少数领导干部由于说话不当，引发轩然大波甚至马失前蹄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按理来说，发言人、主持人自身就是说话的专家，是和媒体打交道的专家，但个别人却仍因为说话不当而产生了不良影响。可见，党员领导干部在说话时，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要牢记自己的身份，牢记自己的宗旨和使命。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虚言妄语，不说不着边际、没有根据的话，不说与党的宗旨相悖离的话，不说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脱离的话，不说伤害人民群众利益和感情的话，不说影响党内团结、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话，这可视作党员领导干部说话的底线思维。
五是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言为心声。归根到底，说话是一个人思想的体现，是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体现，是综合能力素质的体现。人们常说“行胜于言”，并不是指说话不重要，而是要把做和说统一起来。领导干部说话的最高境界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而不是光说不做，或者“说得好听，做得差劲”。为了不断迈向更高境界，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不断拓展自身的胸怀、气度和视野，不断充实和丰富各方面的知识，努力追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70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这段讲话，愈发感到言有所指、意义深刻。
领导干部说话，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素质，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关系到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关系到党和国家每一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的领导的方方面面。要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擘画的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端正对说话的认识，并立足工作实际，结合自身情况，不断提高说话能力。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办公厅来源：《红旗文稿》）■
观点纵横
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树立全局与长远观念，不仅需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迫切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一
何谓时代及时代主题？这是讨论当今我们所处时代必须首先要明确的。
人们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力时代甚至“互联网＋”时代等；人们也用主要产业和产业的产值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3页）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依据列宁的思想，时代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本质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时代的主要特点即时代主题也会跟着发生改变。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就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转换。因此，时代与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是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的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相反。现在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混为一谈，把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性质本质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列宁当时所讲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与民主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国际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性质，但国际资产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战争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平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战争的力量又得到了增长。还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包括独立自主研发的“两弹一星一潜艇”的问世，随着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企图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松动，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逐步倚重，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等等，总之由于这些“历史的合力”，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30多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同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又属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处在既矛盾又统一并最终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运动之中。矛盾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矛盾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层次”。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我们对于时代性质判断的“两点论”。看不到前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盲目乐观，急于跨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看不到后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不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趋势，我们就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丧失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甚至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中，对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片面和静止地去理解，而是从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相互转化中去理解。“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斗争形式。正因为处于“大时代”之中的时代主题不会凝固不变，因此，何时转化、如何转化即转化的空间方向、方式和具体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二
如何对时代主题进行判断？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提法，而使用的是“时代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同上书，第281页）虽然邓小平始终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提法，但在1989年5月31日他明确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同上书，第296页）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十三大报告中虽没有正面论述但已出现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明确的表述。这说明，邓小平是赞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提法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其间历经党的十五大直至十八大，这一提法基本上没有变动。十八大的表述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间接肯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又多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存在的问题。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上书，第344页）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上书，第353页）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全力解决而尚未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两大问题极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只要主导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各种类型的战争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列宁的判断依然科学而准确：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10多起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大国有关。之所以说世界和平有希望，主要是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世界和平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是力不从心。鉴于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获得成功，它们近年来主要运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霸权对其他国家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永久称霸世界、掠夺世界之目的。正因如此，世界和平的整体总格局仍将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列宁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页）列宁之所以作此判定，主要是依据当时世界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矛盾：一是包括各国内部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这些基本矛盾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深刻变化，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为了深刻理解列宁的时代思想，有必要重温列宁的相关论述。1914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页）在1915年底和1916年初，列宁还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916年初，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接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十分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2、254、400、374页）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说，如果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
重温列宁上述论述，我们还可以对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这三个时代作如下分析：在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均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它野蛮、冷酷、无耻，但它打破封建藩篱，到处开拓市场，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则逐渐步入了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
当今时代无疑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终结。我们之所以说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要是二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世界的三个基本矛盾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新的形势还有所激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都没有消失；国际垄断资本有了新发展，其间的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有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从而矛盾转变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曾经集中表现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各国又表现为贫富两极的急遽拉大。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要么忍痛改良，相对缩小仍在急遽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权宜之计下增加社会相对的有效需求，以推迟自己的灭亡；要么在当下就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开始走向死亡之路。而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如影相随，接踵而至。前几年发生的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行动，便是这一矛盾重新尖锐的突出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决定时代性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特定条件下有所激化，这更加彰显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美国成为剥削、掠夺全世界的唯一金融霸权和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并在世界上引发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摆脱这些危机，它们首先要把这些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这么做了，并且已经获得很大成功。与此同时，它们还会并必将继续在世界各国、各地进一步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乱，甚至赤裸裸地对外发动战争，其寄生性、腐朽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这一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78页）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应该说，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
几年前，有的同志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两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问题、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潮流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法。但是，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而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562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真正主导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当前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作者：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策略
项久雨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既是中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和政府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战略价值的敏锐洞察，为解决这一时代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此形势下，为深化当代中国价值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拓展，在探寻中国国际传播之应用型策略的同时，应在以下层面着力：
系统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基础理论问题。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够为应用研究及其实践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系统研究相关基础理论问题，是现实要求所致。当前，中国在国家价值观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要义和文明特质的阐释还停留在宣传形式层面，而且未能让世界知晓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世界使命和责任担当。但是，恰好这些才是其他国家和民众关心和迷惑的地方，因为他们想知道中国想对世界说什么？中国未来想对世界做什么？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价值理念精细化、明确化，需要赋予其实质性的现代化内涵。比如，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所特指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与西方世界的“民主”的差别与相通之处何在？而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传播开来的“民主”又具有怎样的独特蕴含？同理，“自由”“平等”“公正”“和谐”“富裕”等等诸如此类价值理念的时代气质与中国特色又是什么？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究竟能够为全球民众勾勒出一幅怎样的未来世界图景？相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所描绘和允诺的未来，这幅独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未来蓝图，又具备怎样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毋庸讳言，倘若解决不了这些理论困惑，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很难获得国际理解，更谈不上什么国际传播影响了。毕竟，信息品质决定国际传播成效的高低。
建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受众数据库。现有研究和现实一再表明，实证调查国际民众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现状，是实现国际传播精准投放的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国际受众数据库，并适时更新，是非常有必要和极其重要的。为了增进国际民众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认同，我们需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获取第一手的统计数据和资料，运用测算模型等分析方法，客观分析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情况，评估这种理解现状与我们的预期之间的差距，并寻找这种差距背后的具体原因。即是说，在根本上，要弄清楚当今国际社会究竟以什么样的思维和眼界去看待当代中国及其价值观念的，弄清楚国际受众的文化需求、价值诉求、心理活动等等影响价值认同的主观因素，并把握制约上述因素的客观要素，及时建立翔实可靠的国际受众数据库。科学的国际受众数据库的建立，有利于提升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优化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确有裨益。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技术方法的作用，不要过分依赖技术方法，否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犹不及。
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效果测评标准与体系。完善建构国际传播效果测评标准与体系，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传播效果的测量与分析，是传播学研究与传播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缺少对传播效果测评标准及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际建构，必然构不成完整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与传播实践。而对传播效果采取单一的方法进行评估，必然是存在缺憾的。鉴于国际传播受众所具有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估应该体现标准化、多样化和体系化。我们相信，随着技术手段的更新，国际传播效果测评标准与体系必须逐步完善，而这必将助益于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
谋划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话语提升策略。从国际传播学视角看，话语是建立在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之间的桥梁，它使传播者的思想能够被受众知晓。国际传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话语体系存在很大差异。语言的差异性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是可以通过翻译水平的提升改变的，但另一方面，我国话语体系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当前，我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共享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符号；二是易套用西方的模式，缺乏中国特色。这就导致以下两种极端：要么话语体系的差别使得不同国家对学科的表述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传播效果；要么照搬西方的模式，无法全面、系统、深刻地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因此，需要将解决话语理解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着力谋划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话语提升策略。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需要建立起与西方话语之间的桥梁，同时又需要坚持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使之既要具备时代性，又要具备民族性，应该成为当前之需。具体来讲，就是要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中，传播话语既应该能够传递中国传统价值精髓，传递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传递中国人民价值追求，形成传递中国特色价值形态，同时又能够体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如此才能形成让国际传播话语对象接受的公共语境，以期迎来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传播的春天。
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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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
张太原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温这篇著作。在党的作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会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前，他还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还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结合这些论著简要梳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以把对《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的学习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作，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为此，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懂得相互转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毛泽东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对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还从另一个方面作过阐述。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对此，毛泽东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弹钢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十大关系”的处理上。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可谓是一个高手。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90%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政治上创立的“三三制”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经济上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简称“四面八方”政策。他还强调，“‘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这也是他“弹钢琴”方法的具体运用。当然，毛泽东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比如，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紧紧盯住“1070”吨钢，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否则就会有害无益。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对此，毛泽东还做过两个比喻：一是走马看花，一是下马看花。他说：“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就是领导者要多跑一些地方，广泛接触实际，了解基本的比较全面的情况。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是在一个点上深入下去，认真研究一些重要的、带本质性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就既能够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况，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问题。
针对第二个“结合”，毛泽东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因此，无论什么工作，都必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骨干带头，组织和发动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这个结合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点是对群众要“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用之于实际工作，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现在领导干部仍然在普遍运用，比如各种考察活动。在毛泽东看来，典型是一种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二点，要坚持“一来一去”。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对此，毛泽东还说过：“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三点，他还这样说：当学生，当先生，当领导者。从群众中来，就是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以，他曾提出，“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到群众中去，就是要做群众的先生，引导群众。他说，领导者就好像一个加工厂，从老百姓处学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后，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四点，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特别是物质需要。毛泽东认为，领导者要想让被领导者跟着前进，必须给以物质福利，否则，就不能实现领导。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毛泽东深刻地领会了这一点。1942年12月，他更明确地说：共产党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那么，给人民什么呢？人民需要什么呢？当时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减轻负担和获得土地。正是紧紧抓住了土地问题，党才能把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1938年，他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只要给他们谋利益，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支持你。
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他还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
善于当“班长”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党委应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任何一个领导都处在一个系统中，领导者进行工作必须学会运用组织、系统及在组织、系统中进行工作。他说，一般情况下，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必须依靠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是“互通情报”，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二是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
三是抓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四是重视“开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
五是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六、检查评比，及时纠错。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毛泽东一生也犯过错误，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用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善于观察形势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他的哲学思想在领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他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思想方法的现实体现，也是他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领导智慧的产物，是他在治党与治国具体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其中许多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和治理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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