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5年9月3日）
习近平
全国同胞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全体受阅将士们，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 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来源：新华社）■
理论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理论有哪些新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改革的目标、动力、方法论和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丰富、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关于改革的理论。
一、改革目标的新拓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一目标立足于我国发展实际，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凝结着我们党领导改革的历史经验，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总目标蕴含了中国梦的战略新设想。改革总目标的确立与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30多年来，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中国梦的提出和改革目标的确立，使全党全国人民都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要朝着什么样的聚焦点、着力点去奋斗，从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取得成功。
改革总目标凸显了改革的新任务。制度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实践证明，这是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强国富民的制度体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改革总目标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路径。有了方向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会“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就有利于我们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党的执政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还要有良好的治理能力，我们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将改革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不能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长远看，“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
改革总目标在改革的布局上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布局，必须坚持全面改革，而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从而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和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布局。这一新布局的每个方面都紧密联系、相互交融，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不协调，就可能相互牵扯、相互掣肘，影响改革的整体效果。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二、改革动力的新拓展
培育和激发改革的动力之源，是确保改革持续推进并取得全面胜利的必备条件。
紧紧依靠人民，增强改革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是改革持续推进的宝贵经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改革充满艰难险阻，没有平坦道路可走，但只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全面深化改革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要让全社会感受到改革的成果，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发社会活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永无止境的过程，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所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和重要基础。我们要牢牢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影响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不断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树立民族共同愿景，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改革须臾离不开精神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实现中国梦，就要为全体中国人民创造“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个全民族的梦想，既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也有利于引导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聚合最大公约数。
三、改革方法论的新拓展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系，强调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全局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实现了对改革方法论的新拓展。
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改革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创新性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经验，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增大，这就需要我们在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的同时，加强对改革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破。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必须在把握全局的前提下整体推进改革，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改革的整体推进，并不意味着平均用力、没有重点，而是必须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必须认清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以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突破，促进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
既要胆子大，又要步子稳。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风险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也要深刻理解改革的复杂性；既不能畏缩不前，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我们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另一方面，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保持积极稳健的步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探索改革规律，审慎稳妥、稳扎稳打。
四、改革保障的新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更加强调党对改革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的性质不变，才能确保改革的局面不乱，才能确保改革的力量不断。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更加强调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改什么、不改什么，我们要非常清醒，决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等，就不能改。
坚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改革开放的任务越重、挑战越艰巨，就越需要在良好的政治生态中予以克服和推进。为了推动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不仅要以坚决的态度从严治吏、重拳反腐，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向腐败的毒瘤开战，而且要涵养党性、弘扬正气。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三严三实”，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以良好过硬的作风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来源：《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构成、特征及价值
周小毛 何绍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中，已经明确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然而，无论是权威文件还是学界，都没有详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我们认为，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治理与建设形势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给予科学界定并予以不断完善和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是以科学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人性的社会治理体制为基本内容，以保障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稳定的各种社会体制机制的总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体构成
科学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在福利分配、人口管理和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下，社会流动增强，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分层加快，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原有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消除户籍歧视，力改户籍定身份传统，适应社会角色多元化发展需要，客观上要求建立科学的户籍管理制度，科学调整户籍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权益。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好地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因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性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关系每一个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有序，需要人性的社会治理体制。人性的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治理为民，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最高理想和追求。建立人性的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良性运行的基础，也是这一社会制度的耀眼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对象的广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服务对象，不是哪一个群体或阶层，而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切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与以往阶级社会服务于少数人的社会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服务对象不分城乡、不辨种族、不论阶层，坚持全覆盖、宽领域，服务于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
过程的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落实落细落地，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施也是分阶段的，它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施过程中，程度差等、区域差异、群体差别等非均衡、不同步和分先后的现象短期内还将不同程度存在。
实施的公平性。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无差别的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和归宿。尽管社会制度的实践过程具有阶段性，但实施的阶段性路径选择并不影响价值追求的公平性，阶段性实施策略从根本上是服从和服务于公平性这一实施目标的。实施的公平性，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非排他性，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和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提供了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时代价值
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对社会管理与建设经验和实践的总结、概括及提炼，可以弥补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和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无法涵盖的社会领域。提出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了社会建设和治理的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滞后，严重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有利于缩减社会代价、消除社会裂痕、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对复杂社会的有效驾驭和治理。
有利于激发社会主体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推进人的解放。伴随社会民众经济地位的提升，自我解放意识不断增强，自由平等意识日渐苏醒，客观上要求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既可以缩小社会距离、消除社会排斥、提升社会质量，又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大多数人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2015特赦决定草案解读
姜洪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下称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四类罪犯实行特赦。那么，这次特赦为什么确定四类罪犯?特赦依据、程序和法律后果是怎样的?为此，检察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储槐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平，请两位专家解读草案。
什么是特赦？特赦的意义何在？
我国上次施行特赦是在40年前，这让特赦在公众的概念里有些模糊。那么，什么是特赦呢?储槐植、王平两位专家解释说，赦免是国家对犯罪人免除罪或刑的一种法律制度，包括罪之赦免与刑之赦免两项内容。赦免是国家对刑罚权的放弃，因而导致刑罚的消灭。赦免通常由国家在宪法或行政法、刑法中规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性，被视为国家元首或最高权力机关的一种行政特权，因此也被称为恩赦。赦免通常由国家元首根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宣布。
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赦免。这种赦免及于罪与刑两个方面，即既赦其罪，又赦其刑。被大赦的人，或者不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一部分的执行。大赦与特赦的区别在于：其一，大赦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特赦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其二，大赦既赦免罪又赦免刑，特赦通常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但特赦也有规定既赦其罪又赦其刑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即属于后一种情形；其三，大赦后犯罪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特赦后再次犯罪有可能构成累犯。
两位专家指出，特赦制度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国家实行特赦一般是为了赢得人心，以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稳定。在政权稳定的和平时期，为了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会实行特赦。如为了纪念或庆祝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实行特赦，以示普天同庆，借此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其次是社会效果上的考虑。赦免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宽容，具有教育感化功能。在社会矛盾和冲突较为严重的时候，恰如其分地实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特赦，有助于缓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消除对抗，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是法律效果上的考虑。赦免具有法律衡平功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治安等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在依据现行某些法律处理犯罪人会产生社会失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赦免加以补救，从而实现个案正义，使法律实施更为公平、公正、文明和人道。
四类特赦对象是哪些？这次特赦为什么选择这四类对象？
对草案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储槐植、王平两位专家一一进行了解读。
（一）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3日是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家决定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予以特赦，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此举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也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的爱国热情、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并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目前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而且人数已经很少，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以全部特赦为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但犯贪污受贿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除外。
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小，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确保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的协调和统一。
贪污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严重的两类犯罪。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要是出于建设清明政治上的考虑，以彰显党和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但对贪污受贿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的职务犯罪，仍然可以特赦。
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除外。这几类犯罪有的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有的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的属于恐怖活动犯罪，有的属于有组织犯罪的主犯。这些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考虑，这几类罪犯被排除在此次特赦之外。
累犯不予特赦。累犯，是指因犯罪受过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累犯较之初犯、偶犯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基于此考虑，累犯也被排除在特赦之外。
（三）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法制史上一直贯彻“矜老恤幼”的精神。在国外，人们也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基本上形成共识。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
两位专家指出，“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四）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
此次将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思路上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是一致的，是这一方针在此次特赦中的继续坚持和具体贯彻。“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当时尚不满18周岁。即使现在已经超过18周岁，但只要犯罪行为实施当时未满18周岁，就符合年龄上的要求。
同时，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将这几类犯罪排除在特赦之外是合适的。
此次特赦的特点
（一）特赦对象限定为两类特殊类型的服刑罪犯
第一类是正在服刑的在建国前或建国后参加过保家卫国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人员。这是此次特赦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3日是纪念日。特赦此类罪犯是和这一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类是“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一贯坚持对特殊弱势群体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1979年刑法与现行刑法都是如此。此次将“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作为特赦对象，是和我国长期坚持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做法相一致的，同时也具有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意义。
（二）罪犯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并且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设定一定的服刑期限，既是为维护刑事判决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判断其释放后是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特赦依据、程序和法律后果
特赦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60条和第80条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实施特赦。所以，刑法第65条、第66条提及的赦免，均指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特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3项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该项规定的特赦既赦免罪又赦免刑。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的特赦是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特赦效果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
依据我国现行宪法和刑法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正在服刑的罪犯根据特定的目的、依据一定的标准实行特赦，即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我国此次实行的特赦即属于此种情形。
特赦程序。根据我国现行政体、国体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特赦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由法院裁定，检察院予以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予以执行。
特赦法律后果。此次特赦不是免除犯罪分子的全部刑罚，而是只免除其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未执行部分。就是说对特赦的对象，是免除刑罚的未执行部分，应当按照特赦决定规定的日期予以释放，而不是免除犯罪人的全部刑罚予以释放。经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罚执行的犯罪人，视为刑罚已执行完毕。以后无论何时，都不能以先前的刑罚没有执行完毕为由，而再次对其追诉。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特赦的罪犯释放后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要从重处罚。
（来源：《检察日报》）■
“四个全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邓清柯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根据时代变化与实践需要，大力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对中国战略布局进行新谋划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着眼新的实践，以新的理论概括，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内涵。
一、“四个全面”聚焦“中国梦”这个大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新路径
理论的生命力体现在对问题的解释、解答和解决的能力上。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开拓前进。我们认为，“四个全面”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问题，为实现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指明了路线图。总的来说，“四个全面”针对的是发展路径，谋划的是顶层设计，注重的是把握规律，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种种问题明辨轻重缓急之后的明智抉择，有利于我们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思想引领、重点突破和战略提升作用。具体来看，每一个“全面”都与中国梦息息相关、密切相通。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里程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3个梯次递进的目标，共同形成了中国梦的基本构架。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新引擎”。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硬任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必将成为撬动中国梦的有力杠杆。第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稳定器”。法治既是重要的硬约束，也是关键的软实力。法治中国既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梦的可靠保障。第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只有全面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才能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打造成忠诚党的事业、勇于改革创新、深受群众拥护的“梦之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可见，“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途径，为推动中国梦的顺利起航树立了明确的前进航标。
二、“四个全面”对接“总布局”这个大蓝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立了新指南
每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总以一定现实基础为条件；反过来，科学理论一旦形成，对现实基础有超越、引领和指导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久而弥新的真谛所在。“四个全面”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着眼深层思考和顶层谋划，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布局确立了发展目标，用全面深化改革为总布局带来了内在动力，用全面依法治国为总布局提供了有效保障，用全面从严治党为总布局形成了强大支撑，对促进总布局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三、“四个全面”植根“新常态”这个大背景，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新方略
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都离不开时代土壤的孕育。只有从时代沃土汲取丰富养料，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才会开得更加灿烂。“四个全面”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回答了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破解新常态下的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引领。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深刻回答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进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治理方式，深刻回答了将改革和发展引入法治轨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经济新常态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深刻回答了以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坚强保证。正是基于新常态这个大背景，着眼“发展起来以后”如何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四个全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筹改革发展法治党建之间的有机联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确立了新向导，是我们党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与时俱进的新方略，为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指引了努力方向。
四、“四个全面”彰显“正能量”这个大担当，为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增添了新动力
理论的魅力和威力源于真理对实践发展产生的正能量。有没有对不断变化的实践释放正能量的使命担当，不仅是衡量马克思主义自身价值的重要尺度，也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生命常青的重要标志。“四个全面”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根本的4个关键方面整合为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战略性顶层设计，必将在思想上产生系统聚合效应，在工作中形成链式裂变效应，催生出促进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正能量，从而成为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士气的精神旗帜。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的突出问题，如何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啃下改革剩下的硬骨头，如何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如何用优化政治生态，既看方法智慧，又看精神境界，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创造热情，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因此，“四个全面”是集聚正能量的现实举措，为我们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迎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美好明天带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来源：《经济日报》）■
“法治中国”的未来前景
马一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决定》中的180多项依法治国重大举措，不仅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巨大的前行动力和坚实的保障，也描绘出了一幅“法治中国”的未来前景。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和目标
1.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高度。《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改革驶入深海，离不开法治护航。当前，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公共需求多元而政府组织容量相对有限，经济发展维度多元而政府引导改革的层面相对片面，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复杂而责任主体相对单一，这些都对传统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以法治才能疏浚改革洪流、化解矛盾淤积，安稳度过结构调整造成的转型阵痛期，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要跳出“历史周期律”，走好中国道路，必须始终将法治作为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2.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引领未来。世上没有普世的法治模式，中国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必然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人民意愿相适应。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明确地向国内外宣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动态、发展的概念，是法律体系及其运行、实施的过程和实现效果的统一整体，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体系来全盘谋划、系统推进。
二、开创法治工作新格局
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完善制度构建，限制公权力；健全法的运行机制，保障私权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当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方面系统部署，力求开创法治工作新格局。
1.加强宪法实施，立良法以行善治。宪法是一国之根本大法，是整个法律体系权威与效力的最终源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亟须健全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制度。加强宪法实施，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将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程序化；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保障宪法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对接；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维护宪法、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权威。通过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等制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让国家公职人员深刻感受宪法的神圣与庄严，时刻对公民权利保持敬畏与克制之情。将宪法价值辐射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将“纸面上的宪法”转换为“行动中的宪法”。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唯有立良法才能行善治。立良法，要抓住提升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立良法，要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体现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立良法，要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加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立法，将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就能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而致远。
2.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政府是法律实施的主力军，80%以上的法律法规是由政府实施的，建设法治中国的难点是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各级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其次要健全依法决策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违法决策造成重大损失的，进行“倒查算旧账”，督促各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决策；再次要深化执法体制改革，提高执法能力，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解决“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尴尬，同时还要创新行政执法制度，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行政裁量权基准、行政执法责任制等制度，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最后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权力制约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管理活动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重点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打造公开公正、守法诚信的透明政府，贯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原则，加强政府内部权力制约，完善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制度，增强制度监督合力，推动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建设。
3.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当前司法领域正面临公信力不足的危机。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是目前当务之急。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要建立起各级机关、领导干部支持司法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机制，健全司法人员履责保护机制，创设司法人员秉公司法之前提。司法职权合理配置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为此应进一步完善案件受理制度、审级制度和司法管辖制度，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不断健全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严格司法是司法公正的关键。要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实体和程序的双重正义。
人民参与司法是司法公正的动力。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构建起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人权司法保障是司法公正的核心。要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确保司法制度中每一参与人都能实现其基本权利。
监督司法活动是司法公正的保障。要完善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明确划定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各方的交往禁区，搭建起内外结合的监督制约体系，促进司法的公正、廉洁。
4.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信法、守法的深厚土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法治社会建设置于法治全局的突出位置。推进全民守法，首先要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将法治教育传播至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培育法治意识，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因此，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确保为上者依法行使权力，违法必受法律严惩。弘扬法治精神，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水平，使各类主体在自我管理中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让人民群众在具体的执法、司法案件中感受法律的权威，树立对法治的信心，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三、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核心动力和根本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法律运行体制归根结底要以人为核心动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1.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良好的法律制度，只有通过专业化队伍进行解释、实施和续造，才能维系其制度目标、延续其价值理念。
《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法律要求高度专业性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决定了法治队伍的基本特点在于专业性，这支队伍必须经过专门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具有统一的法律知识背景、模式化思维方式、共同法律语言，内部成员间通过长期对法治事业的参与和投入，应达成职业伦理共识，成为精神上高度统一的信仰共同体。要打造这样的队伍，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治人才培养和遴选机制。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治人才选拔机制。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人才管理制度，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畅通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渠道，使选拔机制更加符合成长规律、满足实践要求。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首先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法治人才培养的首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法治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具体表现。要坚持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人才培育全过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要提升法治工作队伍的法律专业技能。法治专门队伍和法治服务队伍建设的根本是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要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编写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强劲的核心动力。
2.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形态，离不开一国的历史和国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国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最根本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对依法治国事业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将党的领导体现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
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首先要求坚持党的依法执政。《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宪法、法律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而言，法律红线不可碰是基本要求，绝对不能违法行使权力，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深入贯彻“三个统一”和“四个善于”，不断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仅要求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更需要推进党自身的法治化建设，以党内法规来保障依法执政的实施。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注重与法律相衔接。一方面，要以宪法法律为准则，审查监督党的各种政策、文件、指示、规定和决议，防止和纠正超越宪法和法律范围。另一方面，党规和国法在本质上相互补充、互为保障，要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技术，使其在制度设计、规范内容、制定技术上与国家立法配合衔接，适时地将党内制度经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在党规、国法双翼之下，不断推进党内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稳定化、科学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依法治国树立最坚强的柱石，为国家治理夯实最深厚的根基、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
（作者：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红旗文稿》）■
全面治党建党的基本经验
姜辉
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进建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回答解决这一问题，要不断总结和运用我们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也要借鉴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能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政党，必须超越一般的“政党现代化”，探索自身建设规律以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规律。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经验。马克思说过：“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0页）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如何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时又坚持“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呢？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一、党的指导思想要不断丰富发展，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是政党的生命和灵魂，是政党制定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石。指导思想的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更改和替代，往往意味着政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真正先进的政党，必须在坚持其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以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为着眼点，积极进行思想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党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民族特色。
纵观世界上一些政党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必须谨防和抵制以下两种倾向：
一是抛弃根基，改旗易帜。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迎合政治需要，随波逐流，抛弃党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搞折中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西欧的一些共产党、社民党在指导思想及意识形态上的演变就是如此。这样做，由于与体制内右翼政党思想主张的趋同，使得这些左翼政党陷入严峻的身份特征危机，传统选民流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基础，于是在政治竞争中纷纷落败。实践表明，放弃自己理论根基和基本原则的政党，最终必将因丧失自己的身份特征而日渐衰微。苏东剧变前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新道路”改革，法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所谓“新共产主义”改革，就使得这些原本很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逐步沦为边缘化政党。
二是思想僵化，活力泯灭。主要是不能结合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曾经正确的指导思想变成固守的教条，曾经先进有为的政党变成僵化保守的政党。这种情况，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先是犯僵化教条的错误，后来又犯了改旗易帜的错误，最终导致了这种“亡党亡国”的后果。
二、党的纲领要不断与时俱进，同时必须始终保证党纲党章不沦为“泛众条款”
党的纲领是政党的旗帜，是评判一个政党的基本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第一，党纲必须清晰、明确。列宁强调：“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确凿无疑的东西”就是党的性质、最终目标、根本任务、组织原则等内容。第二，党纲是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统一。既应包括规定最终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反映政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主张和主要任务的阶段性纲领。最高纲领规定着阶段性纲领的方向和原则，必须作为主线贯彻始终；阶段性纲领要适应一个时期的发展形势和运动水平，提出符合时代发展和实际需要的路线和政策，但不能偏离最高纲领规定的方向和目标。第三，党纲必须根据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完善。阶段性纲领必须与时俱进，应因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使政党顺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制定切合实际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个成熟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纲既要贯穿“确凿无疑”的、规定自己性质和方向的内容，又要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发展性。二者有机统一。失去前者，党纲就成为实用的“泛众条款”，政党必然遭遇“身份危机”，迷失方向；失去后者，党纲就成为无用的僵化教条，政党必然丧失生机，无所作为。
世界各国政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党纲党章的调整修改都是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西方包括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些左翼政党，刻意迎合“中间选民”，在理论纲领上呈现明显的“中间化”发展趋向，实际上向右翼政党靠拢，自身特色越来越弱，遭遇“身份危机”，在纲领上甚至与右翼政党别无二致，在实践中直接导致了选民的摇摆不定以及政党传统支持者的大量流失，一些原来很有实力的政党现在已经沦为边缘化的党派。相反，一些具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激进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瑞典民主党、美国茶党等右翼平民主义政党，以及法国新的反资本主义党等激进左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这也从另个侧面说明了政党理论纲领有自身特色的重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纲党章的性质和内容与其他政党有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在党的纲领章程的先进上，是党的旗帜和鲜明标示，其党纲党章应该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而不能成为人云亦云的“泛众条款”。恩格斯就曾提出要保持党纲先进性的问题，认为不能把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运动长远发展的东西纳入党纲，不能盲目迎合某些党派、利益团体和个人。恩格斯指出，“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02页）他还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共有16次党纲党章的重要修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在修改过程中同时坚持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即“确凿无疑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主义目标、民主集中制原则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相区分的根本特征。
三、党的基础要不断巩固，同时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个政党要争取执政或实现长期执政，必须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努力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空间，虽然具体做法不尽相同。总的看，努力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进行战略策略调整以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寻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是世界政党调整变革的普遍趋势。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一方面，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是保持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其拓展社会基础的目的、内容和方式，与其他类型的政党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党应借鉴国外政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妥善处理好阶级性和群众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要坚持和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以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为前提。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政党是阶级的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就是不掩饰和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曾指出：“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历史和实践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公开申明阶级性，不是损害而是有利于获得社会支持和群众基础，不是损害而是有利于推进党领导的事业。其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交融交织、密不可分。
国外许多政党之所以掩盖或根本不再提自己是“阶级的党”，而声称自己是“超越阶级的党”、“全民的党”，这主要是为了赢得选举的实用之策、权宜之计。观其效果，有的政党获得暂时的或阶段性选举胜利从而上台执政，但难以跳出政党交替、成败轮回的“周期律”。比如，西方国家一些共产党等左翼政党，为了得到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接受，普遍提出“人民党”、“全民党”的口号，有的还在包括特权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中谋求支持力量。一些本来有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也在调整变革中放弃“先锋党”、“领导党”的身份，强调自己从阶级的党变化为“全民的党”，“每个人的党”，虽然也能在某次选举中增加些选票，但由于变得同其他政党别无二致，结果被逐渐边缘化而难有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第三条道路”、“全民党”化的变革而掀起了“左翼政党复兴潮”，到本世纪初则纷纷下台、风光难继。其中有些政党更是一蹶不振，逐渐边缘化。
可见，西方许多政党都是在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环境下，以选举上台为目的，力图扩大选民人数和社会支持率，刻意扮演“超阶级政党”的角色，将阶级性与群众性的关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而中国共产党是要永葆先进性和长期执政。为此，就必须在不断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过程中，始终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属性，始终发挥“先锋队”和“领导党”的作用，并正确处理阶级性与群众性的关系。
二是要做到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机结合，不可偏执或偏废一端。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阶级基础是立党之基，群众基础是力量之源，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在巩固阶级基础上有新的作为。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保证其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和提升。要正确认识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工人阶级变化及其新特点，比如工人阶级的构成成分、队伍规模、从业领域、工作生活方式等发生的新变化，以新的眼光、新的办法促进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先进性的保持、领导阶级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要在扩大群众基础上有新的作为。相信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充分发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党的代表性、广泛性和开放性。
要注意和克服三种错误倾向：一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倾向。借口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将各领域各行业许多优秀分子排斥在党外，这样会使党变成孤立封闭的宗派。二是肤浅的“人多势众”倾向。认为应降低入党条件和标准，只要党员数量多了，社会基础就广泛了，力量就增强了。这样会使党变为庞杂涣散的泛众团体。三是西方的“全民党”倾向。彻底否认党的阶级性，认为“现代政党”就是“全体国民的党”，必须超越“过时的阶级观点和偏见”等。以上错误倾向和做法，都会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遭到破坏，损害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
我们看看国外一些共产党的做法和变化。经过“欧洲共产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阶级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少数党外，多数党的变革取向表现为弱化自身的工人阶级立场，淡化党的阶级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在抛弃一些带有鲜明激进特征的观点和主张。这种“去阶级化”取向很大程度上是为党的议会斗争服务的。在当代西方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相关理论政策调整变革，是各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发展取向使共产党失去特点和特色，从而弱化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选民的流失，在实践中原本属于共产党的大量底层阶级选民转而倒戈投向更具激进特点的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
四、党内民主建设要不断加强，同时必须始终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当前在世界政党发展过程中，提倡和实践党的民主化，是政党组织运行机制建设的普遍趋向和潮流。一些国外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也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过分泛化的公开和民主引发党内争论不休、分歧丛生、派别林立、内讧不断，造成党的分裂，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和力量。我们要从我们党自身的性质和宗旨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党内民主建设内容和形式。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强调：
一是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辩证关系。要明确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团结和统一也是党的生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没有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就会一事无成。
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倾向。极端民主化倾向的表现，比如有的认为党内民主就应是各个派别间无条件地自由辩论，就是国外一些政党内部的那种“争吵的自由”、“任何言论的自由”、“反对派的自由”；有的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党内自由选举，结果应是国外一些政党那样是“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达到了党内民主的目的，等等。这样的所谓“党内民主”，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和威信，必须加以抵制和反对。
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不断提高，同时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
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一个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必然是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执政能力强的政党。离开执政能力来讲先进性和纯洁性，会陷入空想和侈谈；而一个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必然要实现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离开先进性和纯洁性来讲执政能力，会陷入实用主义和迷途。这是我们党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同时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两大主线的根本原因。
国外一些政党之所以失去民心、执政失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一是经济发展滞后，造成执政危机。人们评判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其执政期间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搞不好，就失去了执政的物质基础，丧失执政信誉。我们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执政，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无论如何，都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不断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
二是社会公平失衡，导致社会基础不稳。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是一个执政党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保证。即使在执政期间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解决好公平公正问题，也不能完全保证执政地位的稳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执政党认同度的上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巩固执政地位更为关键。
三是腐败现象泛滥，侵蚀政党执政根基。腐败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和危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腐败更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惩治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向腐败开战，是我们党必须要打赢的一场硬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
人民时评
领导干部须强化历史意识
姚满琳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因此，强化领导干部的历史意识，引导领导干部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无论是对于推动工作，还是对于增进修养，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深化对历史的认知，就必须树立三种历史意识：科学的审视意识、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明确的引领意识。
树立科学的审视意识。历史是过去，是曾经发生的真实。苏联剧作家沙特罗夫在话剧《以革命的名义》中借列宁之口写下了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警醒着每个身处历史中的人，尤其是作为现代化建设组织者、参与者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历史，来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可以帮助领导干部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准确理解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做的历史抉择，从而增强历史厚重感、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领导干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历史，来借鉴治国理政经验。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既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历史发展中升平之世的治理经验，又可以帮助我们吸取衰乱之世的反面教训，还可以帮助我们洞见由乱到治的智慧，从而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不断增强国家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历史，来理性对待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而日久弥新，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宝藏。然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加强，中国文化受到了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人们的文化自信面临着挑战。领导干部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实践者，要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来理性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把握好文化交流与发展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优越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树立强烈的反思意识。历史也是当代，是正在发生的真实。通过以史为镜，我们就可以认清当下、反思当下，从而将这种意义化为现实。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以史为镜，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反思意识。第一，通过以史为镜，来把握发展大势。历史告诉我们，近代以来，世界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给各个国家与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曾经错过了几次大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形势，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不能勇敢面对这一浪潮，不能正视这一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可能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只有积极融入世界发展，契合世界发展的节拍，才能顺势而动、顺势而为、顺势而上。第二，通过以史为镜，来明确中心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总是随着人类实践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历史的进步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逐渐积累与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就此沾沾自喜，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国际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一方面，领导干部要认识到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要看到以不合理的方式消耗资源、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硬发展就没有道理，因此，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第三，通过以史为镜，来提升人文修养。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历史，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为楷模，来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树立正气、升华思想，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提升人文修养。
树立明确的引领意识。历史还是未来，是即将发生的真实。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这句话足以警示我们，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有着崭新的向度，也就是，必须引领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领导干部学习历史、借鉴历史，就是要善于以史为导，树立明确的引领意识。一方面，领导干部可以通过以史为导，来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是充满希望的事业，它属于过去、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领导干部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历史，面向未来，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增强责任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将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开辟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可以通过以史为导，来增强底线思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重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历史，就是要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偶然性，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增强工作的底线思维能力，从而“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地发展。
（来源：《学习时报》）■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黄坤明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深深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中的，既有家国破碎、同胞死难的伤痛，也有中华儿女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壮烈，更有气壮山河、光辉永在的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我们纪念那段伟大的历史，就是要铭记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伟大功勋、为世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就是要传承和弘扬苦难辉煌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抗战精神重塑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与法西斯主义在东方主战场进行的殊死较量，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对手最凶残、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深刻认识抗战精神的伟大，就是要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透过这样的历史视野，既走进当时的历史场景，充分认识抗战精神对于那场战争的意义和价值，看到它是决定抗战胜利的最根本、最关键因素；更要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充分认识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和价值，看到它是扭转民族命运、再造民族魂魄的内在力量。
伟大的抗战精神唤起了民族觉醒。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爱国传统的伟大民族，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始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价值准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不平等条约的一个个签订，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漠，东方雄狮沉睡于漫漫长夜。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声声呼唤中，在抵御侵略、挽救危亡的不断抗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集体觉醒。“誓死不当亡国奴”，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成为响彻华夏大地的最强音，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重新涌动激荡，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的意识和信念空前高涨。正是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才真正实现了民族自觉，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伟大的抗战精神促进了民族凝聚。近代以来，中国屡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历次战争虽殊死抵抗，却都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无法形成全民族的大团结、大凝聚。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甚至叫嚣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正是把几亿中国人视为“一盘散沙”。面对民族存亡续绝的危机，抗日救国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团结起来的思想共识，成为中华儿女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系牢了全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空前团结、一致抗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没有像抗战这样有如此广泛的民众动员、如此紧密的民族凝聚，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
伟大的抗战精神升华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自强不息、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百年来的屈辱与沉沦，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萎靡不振、浑浑噩噩、怯懦卑膝的精神状态在全社会滋长蔓延，侵蚀着民族的根脉。抗日战争燃起了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熊熊火焰，淬炼了中华儿女的血气精魂，舍生取义、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充塞天地，决不被任何敌人吓倒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贯若长虹，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信念意志坚定如山。面对侵略者的凶残杀戮，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人人抱必死之心”“争着死，抢着死”，多少英雄前仆后继，毁家纾难、以身殉国。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八百壮士”，等等，正是这些英烈和他们所代表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更生再造，树起了一座座新的精神丰碑，挺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伟大事业呼唤伟大精神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时代。70年前，我们正是有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战声远去、硝烟散尽，英雄长眠、精神不朽。70年来，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当前，我们正行进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面临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虽不再是血与火的生死之搏，但却是艰与险的兴衰之战，需要全民族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中国道路上激发起更加强大的中国精神，汇聚起更加磅礴的中国力量。
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救亡图存、打败日本侵略者，是那一代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在伟大的抗战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抚看今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向民族复兴迈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当起来的历史使命。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全面依法治国进入新的征程，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键阶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经展开，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这就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发全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坚定实现历史使命的意志和信念，万众一心、同舟共济、风雨兼程，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拼搏、不懈奋斗。
面临的严峻困难挑战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对抗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是一支洋枪土炮混杂、兵种单一的军队对战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现代诸兵种协同的军队。我们面对着一个使用极为凶残战争手段的侵略者，甚至一度面临短短几年就丧失大半国土的“绝境”。中国军民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坚强意志，绝地反击、坚持到底，赢得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书写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壮举。如今，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谋发展、求进步，国家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尖锐，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从国际上看，全球市场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一些势力长期对我进行遏制、分化，我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外部风险不容忽视。从国内来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调结构、转方式面临诸多挑战，发展起来的新问题和发展不足的老问题交织叠加。困难越多、挑战越大，就越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巨大勇气，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昂扬斗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
现实的复杂思想环境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期间，面对敌强我弱、战局不利、政局动荡、物资短缺，“攘外必先安内”“亡国论”“速胜论”“曲线救国论”等各种论调粉墨登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鲜明宣示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全民族抗敌御侮的意志，决不投降、血战到底的精神在全社会成为主流。现在，社会变革日益加剧，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涌现，一些错误思想观点也时有出现，一定程度上动摇着人们的理想信念，消磨着人们的奋斗意志，削弱着人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思想意识越复杂，不同思想观念的交锋越激烈，就越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必胜的信念、坚韧的意志、坚定的决心、无畏的担当，凝心聚力、奋发图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我们曾饱受屈辱但始终自强不息，我们曾历尽磨难但一直坚忍前行。今天，缅怀峥嵘岁月，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启迪当代、昭示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抗战精神
锻造当代民族之魂
把伟大的抗战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把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作为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融入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激发全民族信仰的力量、强化精神的纽带。
高扬理想旗帜、筑牢信念基石。坚守理想、坚定信念，不论是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上，都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要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宣传教育，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力度，引导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心骨、定盘星，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巨大优越性和光明前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抗战精神最为本质、最为关键的价值要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更加突出和彰显伟大的抗战精神。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着力培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断增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用辉煌的中华文明激发民族自豪感，用丰厚的文化积淀构筑人们的精神家园。要大力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形成的革命文化，发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凝聚谋发展促改革、实干兴邦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
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思想舆论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气质品格和精神状态，深深影响着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效果好坏和结果成败。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舆论生态，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中心任务，及时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解读各项政策举措，充分反映改革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充分展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和精神风貌，有效引导社会热点，努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把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到日常的舆论宣传中，结合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充分反映抗战精神在当代的生动体现。要持续不断地加强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的宣传，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作用。特别是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以“再评价”“揭秘”“纪实”为名诋毁英雄、消解崇高、虚无历史的杂音噪音，要及时有力地进行反驳和引导，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书写时代史诗、谱写人民赞歌。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要引导作家、艺术家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爱国主义作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吹响“时代的号角”，用全部热情为祖国和人民放歌抒怀，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要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秉持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着力书写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书写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书写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努力形成无愧于伟大历史的英雄史诗。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由此而言，伟大的抗战精神虽然在中国形成，却具有世界意义。要把抗日战争特别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内容，更加有效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介绍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让客观的史实、正确的史观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认知认同。要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和新型智库等平台，整合各方面力量，加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运用精准化、实证化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地认识和宣传抗战历史提供学术支撑。要把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论调，大力宣传我和平发展理念，宣传“一带一路”对于推动世界和平进步和地区繁荣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树立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维护者、促进者的良好形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命运攸关的历史关口，我们更加珍视艰难岁月中凝聚和指引全民族砥砺前行的伟大抗战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曾经鼓舞英雄的中华民族冲破历史的惊涛骇浪，现在和将来也一定会激励我们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来源：《人民日报》）■
十位学者解读：严守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矩
01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谢春涛——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稳政治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呈现新亮点，突出的一点是强调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性问题说到底是立场问题，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站稳政治立场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始终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非常弱小的一个党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的纪律和规矩。比如，党指挥枪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方针，“四个服从”的纪律，请示报告制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毛泽东特别强调纪律，党中央定了的事，党组织定了的事，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去反映，但是前提必须服从，任何党员都不允许公开反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本人做得非常好，他受委屈的时候，也服从当时的领导。
今天，虽然我们面对的环境、面临的任务跟那个时候很不相同，但是，纪律这一条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当下不是当年严酷的战争环境，在有的人看来好像纪律没那么重要了，好像不讲纪律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党必然软弱涣散，没法肩负起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稳政治立场，其依据是宪法、法律和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同时，也要看到，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稳政治立场，对党、对人民有好处，对党员、干部也是爱护。①
02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王香平——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坚定政治信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是理想信念、政治信仰问题。他说，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现实中，很多党员干部之所以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作风，之所以敢于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敢于突破和触碰党纪国法的底线和红线，归根结底就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就是政治信仰不坚定、不牢固。我们要严明党的纪律，最根本的还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科学理论是坚定政治信仰的基石，理想信念是我们坚守信仰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是高不可攀的，雷锋、焦裕禄、杨善洲等就是鲜活的例子。他们一辈子为党和人民奋斗，没有崇高信仰、坚定信念是做不到的。
今天，面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形势，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育我们的精神家园。所谓科学理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理想信仰只有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党员干部才能不断增强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②
03 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王军——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遵守党的章程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的总章程、总规矩，是塑造良好党性的总依据。坚持党章这一基础性党内法规，不断构建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从严治党的前提。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切实增强对党章的敬畏感和践行力。
党章是党公开树立的一面旗帜。学习党章必须做到“四个真”：一要真信。真信，来源于对党内根本大法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二要真学。对党章，一般地学不行。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学，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做到善学善思、善作善成。三要真懂。一定要下真功夫，“钻进去”研读，“跳出来”思考，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四要真用。就是要用党章衡量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履行职责使命的实际成效，衡量党性修养、思想觉悟的重要法宝。
坚决维护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需要全党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党章意识来源于党员对党章的深刻认识，植根于党员的内心深处，作用于党员的一言一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就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尤其要发挥好表率作用，必须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六项基本条件，深入剖析反面典型严重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以反面典型为镜，深入查找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广大党员而言，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需要时刻对照党章规定的八项义务，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查找和纠正自己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③
04 山东省委党校讲师 戚桂锋——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践诺政治言行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我们要铭记入党誓词，牢记政治誓言，做到表里如一、品行一致，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并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展现出新作为。
苏联改革后期，曾刮起了一股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列宁、斯大林及其时代成就的政治歪风。这股歪风一再冲击着党的纪律和原则底线，严重削弱苏共中央的政治威信和战斗力，这种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终致苏共垮台。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也出现了污蔑否定党的历史、领袖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苗头，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指向所在。我们每个党员都必须牢记入党誓词，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承诺。
在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服务于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有着特定的主题、要求和检验标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新阶段，党中央对党员干部践诺政治言行最为集中的要求，就是要着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此，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觉践诺政治言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争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排头兵。④
05 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陈胜华——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遵守组织纪律
守纪律讲规矩是新时期党性的要求。然而，当下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严重丧失。有的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有的热衷于搞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有的妄评乱议，以非议中央大政方针为能耐；有的不信组织信鬼神、迷“大师”；有的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要求自由空间没有边界。如此种种，心中无党、胸无组织、目无法纪，污染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滋生了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组织，不是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他要求，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继续抓好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集中教育。
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没有纪律约束的团队，将会是一盘散沙，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约束的政党，将无法战胜困难、战胜对手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铁的纪律。如，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了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要求。正是依靠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终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遵守组织纪律，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决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要增强组织观念，切实遵守组织制度，尤其是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外出报备制度、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要把组织纪律看成是“带电的高压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触碰。⑤
06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吴学凡——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做到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依宪执政依法执政。
首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党的领导不仅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且宪法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法治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于法有据的。党领导法治建设的程序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将宪法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宪法法律治理国家。党作为宪法法律的制定者，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遵守宪法法律规定，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治国理政。
其次，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依托。我国宪法法律规定了行为者的活动边界，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党员干部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奉法者，其守法程度既关乎国家强弱，也关乎党的形象和个人成败。
再次，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党、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是其他法律的母法。从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视角看，党要自觉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此外，治国理政、从严治党也需要依据党内法规来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行为。党依据这些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惩处了一批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贯彻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最后，党员干部要做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表率。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已经上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成为我国政治发展新方向。在全社会法治意识还不够强的背景下，党员干部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从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出发，自觉按照依法治国务必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本质要求，带头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⑥
07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董立人——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遵守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党的政治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规则、组织约束等，既包括成文的纪律，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不成文的纪律。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内涵丰富。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导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立足中国实情，锐意改革进取的务实态度，等等。
建党94年的历程充分证明，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我们党政治智慧的结晶，是管党治党的有效方式，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是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可靠保证。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坚持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强化程序和责任观念，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日常工作运行。⑦
08 中央纪委研究室博士 张弘政——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大纪检监察力度
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进而违反纪律，最终落入违法犯罪深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抓住从严治党的“牛鼻子”、落实主体责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沿、管住大多数党员干部，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各级党组织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放到重要位置，真正抓到位上、严到份上，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站到党纪国法高度认识和处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绝不能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绝不能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甚至忽略不计、放任自流。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对不抓不管、纲纪废弛的地方和单位，要严肃追责，着力形成不敢、不能、不想腐败的有效机制。
必须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纪律和规矩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管全党而不只是管少数人，抓纪律而不只是抓腐败。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和大多数，使纪律处分成为少数，使“双规”、移送司法成为极少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开展执纪监督，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打铁还须自身硬。维护党的纪律是纪检机关的职责所在，纪检监察干部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理应有更高要求。要把心中有戒、个人干净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在各种诱惑考验面前保持坚强定力。各级党组织要保障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作用，实现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⑧
09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吴玉军——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大监督力度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必须建立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党员干部在公众监督下工作，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需要加强党内监督。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完善全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让党纪成为红线。执纪监督是党内各项制度落实的根本。执纪不严，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必须严肃执纪问责，做到言出必行、执纪必严，保持监督的高压态势。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交给群众，创造条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发动群众积极进行监督。党员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当中，“零距离”倾听民声，“零障碍”了解民情，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能把问题捂着、盖着、拖着。
舆论是群众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言行，要加大曝光力度。通过舆论监督激发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效果，发挥好扶正祛邪的警示作用。
各类监督主体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监督权利。要大力推进监督体制的创新，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监督方式和方法。监督要富有建设性，引导人们理性地看问题，而非任意发泄情绪；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单纯地“揭盖子”。不断强化监督力度，用监督传递压力，把压力转化成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正能量。⑨
10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德山——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干部要作表率
领导干部队伍是我们党治国治党治军的中坚力量：对上，必须服从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对中，必须既具有组织观念，又须勇于担当；对下，必须对人民群众关心、爱护，支持、鼓励，时时以民心民意为工作标尺，体现党的力量。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废存亡。在政治素质要求中，首要的就是必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要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自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了这些政治纪律原则，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任务顺利完成。这是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基本的要求。
要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带有地方性、部门性特点的工作部署，无论多么重要，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条件。决不能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与部门的保护主义、本位主义。
要坚持“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一要坚决制止领导班子中出现“一把手”独断专行，甚至出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现象；二要坚决防止班子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推诿、扯皮，实际无人负责的现象发生。
要对照“四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对照理论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对照党章党纪，严以律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对照民心民意，永远做到心里装着人民。对照先辈典型，以党史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党的领袖为榜样，激励自己，修炼自我；以现实生活中的优秀干部为楷模，检查自己，净化自我。
来源：《党建》）■
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
石仲泉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党的思想建设。但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此存在不同看法，有的提出“使命完成论”，认为思想建党是革命战争年代为解决如何建成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而采取的举措，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后，其使命已完成；有的提出思想建党“过时论”，认为执政党治国理政有共同的规律，不必固守思想建党的思维定势。这些模糊认识需要及时澄清。
我们党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治国理政，但由于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党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执政，并将二者紧密结合。忘掉自己的特殊国情，否认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党就会迷失方向。而所谓“使命完成论”“过时论”，正是否定了这种特殊性。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他还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也可以说，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这是因为思想建党与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与“总开关”问题密切相关。思想建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共产党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这必然会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和事业观等。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在党内倡导和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但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有可能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思想建党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与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就在于它能有效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发展生产力。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也包含唯利是图的消极因素。我们党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既然是把“双刃剑”，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渗透到党内来。有效遏制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和渗透，就要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与党的队伍新陈代谢密切相关。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了，党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内很多党员干部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充满青春活力。这样的更替是自然规律。为此，我们党要不断对入党的新成员进行思想洗礼。只有始终坚持思想建党，我们党才能始终成为“铁打的营盘”，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来源：《人民日报》）■
观点纵横
“民主化”悖论与反思
张树华赵卫涛
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世界步入政治“新生态”的重要标志。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深刻矛盾与缺陷暴露无遗。危机之后这些年，西方世界出现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来中国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成为全球和地区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极。在当前东西方权力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基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经验，树立自主意识，深入挖掘并彰显中国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适时推动和引导包括“民主化”研究在内的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一、“政治西方”的颓势与民主“一元论”的式微
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引爆了西方世界积聚多年的“金融泡沫”，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弊病，戳破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种种所谓民主“神话”与政治“泡沫”。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东西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西方”颓势渐显的大趋势也正在不断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2013年1月13日，德国《世界报》刊发文章指出，到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而在此之前的近两三百年间，由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世界一直雄霸全球。德国的《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2013年第1期也推出了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文章指出，历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发达经济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西方又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到19世纪中叶，西方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统治者。近两百年是西方大跃进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科学方面，西方在所有领域都是领先者。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状态”：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将重新把权力交给约占世界人口85％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将是一个新的问题。总之，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相对位置的下降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近两三百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世界政治的“新生态”正呼之欲出。
在“政治西方”显露颓势的同时，“民主”这一西方世界借以主导国际政治议程与话语权的核心武器也正在不断走向式微。冷战结束20多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2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日裔美籍学者福山随即发表言论，宣称“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在福山颇具“使命感”的宣告中，对西式民主“一元论”的肯定与推崇显露无疑。而在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主”也已经被毋庸置疑、天经地义地定义为通过举行“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来选拔和确立政治领导人。从源头上看，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要素的民主理论主要来自熊彼特关于“精英民主”的论述。时至今日，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一元论”式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已经被提炼成“民主”的唯一真谛，甚至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政治宗教，以“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的形式，成为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利器”。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阿拉伯之春”在经历了初期的喧嚣之后便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在经历了无数由“民主”所带来的困惑甚至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
二、对战后世界政治中民主与发展悖论的反思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最终崩溃，广大被殖民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探索本国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当年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风的日子看似已经到来。对于这一现象，一位西方学者曾不无兴奋地指出：“民主的观念和信仰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间，反民主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那些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式自由民主并未落地生根，盲目的民主化不仅未能解决社会固有的一系列积弊，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最终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回顾战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民主已经被严重地“异化”甚至“神化”，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和认识上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迷雾，破除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神话，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近年来发生的西方国家的债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政治模式”的缺陷，国际思想界开始将视角转向政治制度与政治道路的比较与适应上来。因此，无论是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还是在勾画未来政治选择与国家治理研究中，都需要转变“话语范式”。
1.强调民主发展的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必须与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定，而不应将一国的模式强行推销给他国。冷战后大量国际案例表明，鼓吹所谓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站不住脚。
2.强调民主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民主应是具体的，单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发展，不能只凭人们的良好愿望，脱离国情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民主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照搬别国模式。民主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3.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发展既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要有近期阶段性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是有条件的，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制约，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民主化进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实践表明，忽视民主成长性和阶段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往往不会带来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宁。苏东国家的“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只会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和政治衰败。
4.强调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虽相对完善，然而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阶级烙印。民主是有阶级和有差异的。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有序的，是一个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民主发展也有其成长的顺序和维度。应当正确处理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关系。法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发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5.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宣扬“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不仅无益于世界民主进程，而且给世界和谐带来严重威胁。动辄以“民主、自由”划线，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唤起“新冷战”。而打着民主旗号，不惜诉诸武力，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则是在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其目的是妄图缔造新的“超级强权帝国”。
三、中国道路的政治内涵与价值追求
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与政治格局变迁而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迅速崛起无疑是引领世界政治格局步入新生态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揭示世界政治发展新格局与反思战后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悖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涵及价值追求，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并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越来越多。但细心观察后却不难发现，在热议“中国奇迹”的背后，西方研究者宁愿多讲“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也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绩”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国际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不惜精力，试图从亚洲文化传统等领域寻找中国成功的历史密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等则选择性地“失明”。可以说，西方学界习惯了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评价中国问题，他们或偷梁换柱，或盲人摸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误读”或“误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框架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不仅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同时也不可能找到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固有的“冷战对立”思维，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经常假借“中国政治话题”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断言中国的发展无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权威专制政治”或“独裁重商主义”。他们认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社会必然“崩溃”，不民主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威胁。
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没有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避免了苏联式崩溃和俄罗斯衰退的悲惨命运。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而且成功地实现6亿多人口的脱贫。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国际上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与西方世界面对危机的乏善可陈不同，中国以其积极有为的政治姿态和高效的治理能力，成功地克服和化解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并以其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未来也必将在世界文明的图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性价值理念，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提供了非凡的答案。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中国拒绝了国际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见和政治短视。中国政治发展显示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曾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在其《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再也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问题了。
实际上，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中国注重立足本国国情，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民主、个人自由、国家稳定和政治效率的关系，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中国的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就发展的价值追求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表现出的是一以贯之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中国的政治发展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的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破除了“民主激进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干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拒绝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讨论，有效地驾驭了“民主化”进程，超越了狭隘的西式“民主、自由”说教。在发展的实践中，这种政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开阔的政治实践视野，使得中国的思想者得以在政治发展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以全面、务实的政治发展方略提升政治发展力，以持续、稳定的政治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包容性成长。
此外，从外部关系上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要求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表现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和谐。提倡政治发展的“包容性”绝不意味着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应当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来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强调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与进步。
四、国际上政治与民主领域的评估：历史、现状与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针对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开展进一步的评估与测量的做法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趋势。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评估不仅涉及对一国或地区政治发展成果、绩效的认识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强弱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因素考虑，关于民主评估的研究与实践都应引起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二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浪潮，整个战后世界的政治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领域面临的任务和道路无疑显得更加艰巨而漫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实现政治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在争取尽快摆脱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局面的同时，这些国家要求在政治发展领域尽快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无论从国家数量还是现实的发展任务上看，占据世界国家和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主角。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占据了世界政治发展舞台的中心位置，却并没有在相应的话语权方面取得主动。战后至今，在民主化及其测量与评估领域所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评估领域的强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被动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进而被纳入西式政治评估的话语权下，或者在政治发展评估领域虽有所尝试和努力但却被迫在西式话语霸权之下被动性地“失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国际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这一扭曲局面，只有站在全面、客观的立场之上，从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多个侧面出发，反思并破除对西方在民主评估领域强势话语的迷信，才能更好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开展。
从本质上讲，战后民主评估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民主概念被简单化甚至被异化为选举民主。实际上，在当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的背后，体现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核心“软件”——选举民主。可以说，自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在西式民主中确立统治地位以来，选举民主的观念已经完全渗透于西方的政治文化之中。这种对民主极简主义式的理解认为，民主至少应该具备一条普遍的、本质性的特征，即一国的最高权力必须能够通过自由、公平、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实现更替，而这种更替主要通过代表不同利益格局的政党之间展开。此外，除了对选举民主的“迷信”，当前西方民主评估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缺陷即意识形态偏见。在西方占据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战后至今的国际民主评估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然问题重重，难以从根本上反映战后全球政治发展的全貌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对政治发展评估的多样化需求。
时至今日，在国际民主评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大多数话语权的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它们几乎完全把持了对全球范围内民主自由状况的话语权，肆意挥霍着对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状况的解释权和建议权。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和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们均通过选取一定的衡量指标来对世界范围的各国政体的民主程度进行划分。可以说，无论是前者中的“自由”、“部分自由”与“专制”，还是民主指数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体”与“独裁政体”，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这一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会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的形式而被简单甚至粗暴地贴上各种标签。
例如，“自由之家”2015年度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以西式选举民主为核心理念，延续了其在民主、自由标准问题上的固执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自由状况一贯的歧视与偏见。该报告在其开篇前言中就历数了2014年全球民主状况恶化的种种表现，包括对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的指责以及对埃及、土耳其、中国等国家民主自由状况的“担忧”。对于中国自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该报告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习惯性地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之上，声称中国近年来在沿袭威权体制的基础之上又加大了对包括互联网、民族宗教、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控制力度。相应地，在其列出的一份对个别国家民主自由状况得分的加总排序中，中国在15个选定国家中以17分位列最后一名，远低于乌克兰的62分和泰国的32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份排名表中，伊拉克的得分为24，埃及的得分为26，也均高于中国的得分水平。在肆意对他国进行评判的同时，该报告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状况却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谈。可见，在片面的民主观念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评估必然难以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状况作出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相反，其所形成的最终评估结果还极有可能会被持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场的媒体或公众人物所利用，进而沦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误导国内外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
在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2014年度民主指数报告中，其对全球民主自由状况的总体评价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西方强势话语权下的傲慢与武断。该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民主政体之下，但就“完全民主”的角度而言，这一数量仅有12.5%。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有近26亿人口也即超过1/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各种形式的专制与权威之下。在此，该报告还刻意强调指出，作为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中国显然在这26亿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在掌握强势话语权的少数西方评估机构的肆意解读下，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被刻意地歪曲并进行了选择性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价值预设之下，符合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即被定义为“民主”和“改善”，不符合的则被肆意贴上不民主、不自由甚至独裁等标签。这种对民主、自由的简单的标签化式的理解显然难以反映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
五、积极开展政治评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如前所述，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面对以民主评估为主的国际政治评价领域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我们有必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以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1.西方评价指标体系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虽名目繁多且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西方唱“独角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失语”的扭曲状态。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大多充斥着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因而也必然无法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的面貌与内涵。可以说，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论从评价指标的选取，还是从发布机构的属性，以至到其发布背后的动机等方面来看，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是政治意图背景。
2.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垄断世界政治的话语权。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借助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上“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3.评估世界政治需要“中国标准”。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
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韩震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识，需要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
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的，有些则属于公民道德层面。可以说，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则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伦理规范，是用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着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前者是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人民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
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观”的概念，但并不是没有价值观。实际上，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价值观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在古代中国，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设想，后来出现了阶级差别，私有利益就成为人的行为的驱动力。在奴隶制条件下，统治阶级以遵从“天命”自居，奴隶则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甚至对他们拥有生杀之权。在那时，人和人不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当作人，这就是奴隶制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在奴隶主和自由人民之间也有道德价值观来调节他们的利益和行为，如中国的“忠”“勇”“节”“孝”，古希腊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适度”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不仅有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五常），还有反映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规范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显然，历史地反映封建主义社会等级制的价值观是“三纲”，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规范性要求，以达到“怀仁义以相接”。
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也宣扬君权神授，认为人是分等级的，贵族是上帝的选民，地位天然高于平民。针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价值观，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价值观，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
在资本主义革命初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希望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价值承诺，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贵贱价值观进行批判，由此顺理成章地举起动员各个阶层人民的旗帜，并在欧洲范围内逐渐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夺得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获得确立，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也逐渐把其核心价值观调整为“民主、自由、人权”，从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制高点。
“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自由、人权”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力量相对较弱情况下提出的，要求统治者给自己以自由，要求获得平等相待的权利；后者则提出于资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需要，即不仅要有资本的自由，还要有资本发展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为扩大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但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不仅还存在着蓄奴制，妇女也是此后很晚才获得了投票权。
社会主义价值观：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价值观的变迁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基础的。在奴隶制背景下，必定出现不把奴隶当作人而是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的价值观；在封建制背景下，社会的阶级构成必定以贵贱差别的等级区分的价值观为主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资本和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必定倡导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只有历史地看，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必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十分必要。
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往往与社会制度联系更加直接、更加紧密。譬如，在新中国，“三纲”显然不合时宜了，但“五常”却可以在加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们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仍然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同样，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新教伦理，如勤劳、节俭、自立、诚实，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有效。道德价值观在形式上似乎变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并不等于内涵的相同。例如，“礼”在封建社会是按照等级制来要求人的行为，而在当代中国则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谐友善原则来设定的。又如，新教伦理的节俭、勤劳是对劳动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们完全服从于资本的需要，这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大差异。
社会主义价值观试图也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崭新的价值理想而产生的，即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不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价值观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抽象地谈“人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而是实现让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方面当家做主，让窄化了的、仅有周期性投票权的民主变成具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价值观，而是让自由建立在社会公平的框架里，因为离开社会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强者压迫弱者的自由，即资本压榨劳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人权，而且还让人民的权利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倡导人人尊重彼此权利的和谐价值观，这种和谐价值观包含人权价值观，且超越人权价值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了国家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后者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作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诺或表达。譬如，像“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作为道德要求的价值观则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譬如，在古代中国有“仁义礼智信”，古希腊有“勇敢”“理智”和“适度”，欧洲中世纪有“虔诚”“谦卑”“服从”，近代资产阶级有所谓“勤俭”“劳作”“自律”等。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着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质和内涵，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须有自己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新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新的社会制度。反映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变了，道德价值观的内涵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也曾经基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而进行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成果，但都未能获得最终的和实质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全世界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一时间，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既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某些价值观蜕化为单纯口号，将“爱国”“忠诚”“守法”之类的道德生活价值观当成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从而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渐渐减弱。譬如，在柏林墙两边，东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过西柏林，东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墙来阻挡人民往另外一边跑。价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内在认同出现了危机，问题终将暴露出来。价值认同出现问题了，靠外在的墙来阻挡往往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剧变也是核心价值观失落的结果。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分清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与人民及公民价值观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价值观来替代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譬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礼义廉耻”的生活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以图整合中国社会，但显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正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和公正的社会为价值取向，这是有社会变革方向感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只是调节人们生活的道德价值观，没有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为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
总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必须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站在价值观竞争的制高点上，掌握文化竞争的主动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首席专家，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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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吴继轩姚顺玉
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与实践。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毛泽东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积极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83页）。1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要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第108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为扭转中国抗战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58页）。他指出：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页）。不久，毛泽东又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5—356页）这表明，毛泽东主张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对象已经涵盖了所有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的国家。
随着日军不断南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国家矛盾进一步加深，他极力呼吁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并为此积极付诸实践。1938年2月，他呼吁世界反侵略者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明确提出建立“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年编》，第186页）；同年3月，毛泽东再次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05页）。他进而预言在上述三个统一战线下，中国必然取得抗战胜利，他形象地说：“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09页）毛泽东通过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阐明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景。
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08页）为了更好地团结各种类型的力量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同年7月他又提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同上第311页）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不久，毛泽东基于增强中国抗战力量的现实需要又提出了建立“东方的ABCD阵线”，即“美、英、中、荷等国在远东建立的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包围网”（同上第336页），以团结所有反日国家力量共同抗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要与美英国家“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共同抗击日本（《毛泽东思想年编》，第303页）。
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
二
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源于他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对革命道路认识的深化。1926年初，他就明确地提出：“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54页）这表明，这时毛泽东已经很重视加强同各种国际力量的联合，此后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展完善。同时，联合国际力量争取革命胜利，也是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1928年10月，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提出：“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特别应当与苏联联合，得到全世界革命势力的伟大帮助。”（《陆定一文集》，第84页）1935年11月，张闻天强调：日本侵华加剧了它与英美帝国主义矛盾，我们应与英美“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25页）。1940年8月，刘少奇撰文指出：“我们亦可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去利用英美的援助，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取得中国抗战的胜利。”（《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99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些思想具体化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际力量共同抗日提供了理论基石和现实支点。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在对当时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科学冷静分析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力量悬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448页）。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同上第449页）。在此情况下，单单依靠中国自身力量进行抗战是很困难的，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便集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对敌。而日本侵华引起的其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加深，为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英美等国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威胁，逐渐改变了纵容日本侵华的“绥靖政策”，转而对日本采取制裁和打击政策。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围绕着存在可以联合的三种国际力量分为三个层次，即：一是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是首先和主要争取的国际力量。二是联合与日本有矛盾的美英等西方国家，这是必须而且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为争取美英对华援助，毛泽东利用一切时机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功绩与意义，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给我们帮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2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称赞英国和美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83页），从而赢得了英美广泛同情和多方赞助。三是联合日本国内人民，这是从内部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为联合日本人民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三项有效措施：优待日本战俘、加强对侵华日军反战教育、发展日本反战同盟力量。这些措施，团结教育了日本广大人民，有效地瓦解了日军战斗意志，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三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凝聚、增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多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争取了国际对华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抗日战争正义性质逐渐被世界各国理解和认同，“各国人民已慢慢地对中国处境表示同情”（《端纳回忆录》，第181页）。1937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国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表示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273页）；1938年6月，美国友好人士致电毛泽东，“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75页）1937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贷款4.5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473页）；1942年初，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英国也允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同上第579页）。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特别是抗战后期，苏联红军歼灭性地打击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了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开辟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驼峰航线”。
二是积极运用国际力量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中国持久抗战并钳制了日本大量军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例如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同时积极联络苏联、美、英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苏联表示国民党如不妥善解决“皖南事变”问题，苏方将终止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美英也认为这次事件“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为迫使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美英政府停止了“对华的借款和中印的航空谈判”（《任弼时选集》，第220页）。1943年7月，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向美英苏各方散发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3页），使得美英苏等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央文献研究室《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下，第594页），美国甚至对国民党政府“以停止经济援助施压”（《伍修权回忆录》，第136页）。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迅即流产。
三是加强了抗日国际合作，配合了美英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加强了与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合作，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中共立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以“阻止日军抽调兵力到南太平洋”（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60—461页）。1943年7月，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将积极“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2页）；1944年8月，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7页）；朱德还向外国采访团“坦率地说明了有关帮助盟国反攻的计划”（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472页）；1944年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第403页）中国人民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寇的英勇打击，在战略上有力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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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新解密档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张建松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对一批深藏在美国70年、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4万多件最新解密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这批美国机密档案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4年7月，应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经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延安中共中央同意，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100多位美军各军兵种的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晋察冀、晋西北、冀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近距离、全方位观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在长达两年半的观察调研中，他们共向美国发回４万多件机密观察档案。
这批机密档案是当年美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原始历史记录，70年来一直深藏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馆、海军部档案馆、美军战略情报局档案馆等处，新近才解密公开。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主任、抗日名将吕正操上将女儿吕彤邻教授带领中美学术团队，经过多方努力获得这批珍贵原始档案的电子版，并随即展开艰苦细致的整理、解读和研究工作，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吕彤邻说，这批珍贵的美军机密档案充分表明，充分发动群众，善于调动人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长期生存的“制胜法宝”。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卡尔逊初次来华时曾一度对共产党有偏见。他来到根据地深入调查后对中共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中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武器的帮助，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章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解密档案还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敌后根据地是美国军方在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在抗战后期，美国很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及时获取准确的日军情报，这也是促使美军观察组坚持要到延安进行调查的重要原因。中共曾主动把军队活动信息、日军情报交给美方参考，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份。中共协助美军在延安和根据地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网络，其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当年中国十个气象站中排名第一，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保障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的战略轰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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