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十七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8月3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抓谋划、抓统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加有针对性解决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矛盾和问题，强化基础支撑，注重系统集成，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督察落实，不断提高改革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坚定不移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办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关于在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的报告》、《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关于清理规范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举措出台和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会议指出，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同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要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要加强对绿色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监管协调，完善有关监管规则和标准。
会议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关键是要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治理念，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要在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各项制度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取得工作实效。
会议指出，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对由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健全管理体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对用于实施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目的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坚持公平配置原则，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会议强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要针对科研人员岗位特点，统筹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科学门类，统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加强系统设计、分类管理，构建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薪酬体系和收入增长机制，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通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研成果性收入等激励措施，完善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勇于探索创新的先进典型，形成了一批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支持各地差别化探索，在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医保经办管理体制、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建设、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全力取得突破。
会议强调，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区市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围绕构建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提出具体办法，以硬措施保障硬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中央各部门要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履职尽责。
会议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继家庭承包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制度创新，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围绕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改革主线，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必须牢牢坚持。要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都不能非法剥夺和限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要放活土地经营权，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保障其有稳定的经营预期。
会议强调，编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严格管制各类开发活动、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意义重大。要按照县市制定、省级统筹、国家衔接、对外公布的机制，严格编制实施程序、规范要求、技术审核要求，因地制宜制定限制和禁止发展的产业目录，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负面清单。要强化省级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任，重点评价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况，考核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目标，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会议同意在吉林、江苏、山东、湖南、重庆、贵州、云南7省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会议指出，推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活动坚决交给市场，将经营类事业单位逐步转制为企业，依法赋予转制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充分激发活力和创造力。要严格规范工作程序，依法依规处置国有资产，妥善安置人员，加强社会保障衔接，维护相关各方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和革命纪念馆为平台，稳步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广泛吸引志愿者参与文化志愿服务，发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快3年了。从评估的情况看，全面深化改革实施进展顺利，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框架正在逐步确立。改革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涉险滩、动奶酪、啃硬骨头，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也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不断夯基垒台、积厚成势，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会议强调，改革关头勇者胜，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抓难点、补短板，尚未推出的改革要加快突破推进，已经推出的改革要加快落实落地。要抓试点、求突破，加强试点工作统筹，及时评估试点的成效、经验和问题，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要及时推广应用。要抓督察、促落实，落实督察责任，严格督察工作要求，提高督察工作权威性和执行力。要抓宣传、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了解群众利益诉求，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发现基层创新典型，及时宣传总结推广。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来源：新华网）■
王东明赴南充市仪陇县南部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8月30日至31日，省委书记王东明赴南充市仪陇县、南部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并在南部县主持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分析形势任务、增添工作措施，推动中央和省委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督导中，王东明带队，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靖平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分3个小组深入仪陇县度门镇王家店村、马鞍镇险岩村、武棚乡肖家梁村、新政镇安溪潮村和南部县大堰乡纯阳山村、封坎庙村等17个贫困村和56户贫困户，以及众鑫菌业、森肽集团等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实地检查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易地扶贫搬迁、发展规模化种养殖、培育特色产业等情况。
每到一村一户，王东明都认真对照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目标，仔细查阅建档立卡、年度扶贫计划、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以及贫困群众子女上学、健康档案等资料，逐一听取联系领导、帮扶单位、驻村工作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农技员工作开展和作用发挥情况介绍；察看新居建设进度、结构功能和建设质量，与贫困群众亲切交谈，和他们一起研究脱贫措施、算增收账。
新政镇安溪潮村是王东明联系的贫困村，这是他第四次来到村里。昔日贫困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貌焕然一新。王东明沿着新修的水泥路，步行前往新村聚居点和联系的贫困群众家中，了解住房建设、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等情况，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住房建设进度，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仪陇县给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发放了惠民政策一览表，让贫困群众对各项优惠政策一目了然；帮扶单位省委办公厅编写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导手册，将“四个好”目标分解细化成为简单、好记、可操作的具体措施；王家店村、险岩村等贫困村积极引入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柠檬、蛋鸡等产业，通过入股分红、提高保底收入、吸纳就业等多种方式带动贫困群众大幅增收；肖家梁村大力开展“四个好”星级文明示范户创建活动，使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有了具体的载体和抓手。南部县纯阳山村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合作社+金融+保险+互联网”等模式，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缺资金缺技术的问题；纯阳山村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申请书、承诺书、施工安全书、告知书和建房验收报告“四书一报告”制度；省农信社在封坎庙村开设金融综合服务点，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作用……督导中，基层探索创造的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得到王东明的充分肯定。
在31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南充市、广安市党委书记，南部县、蓬安县、广安区、前锋区、华蓥市5个今年计划脱贫摘帽贫困县（市、区）党委书记，仪陇县党委书记，先后汇报了脱贫攻坚进展情况。认真听取汇报后，王东明对各地前期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王东明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以来贫困县贫困村摘帽退出的第一年。脱贫攻坚战场已经全面摆开，“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决策部署已经十分明确。全省上下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突出今年5个县、2350个村、105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摘帽任务，在前一段工作基础上，完善措施、增添举措，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第一战，为全省树立标杆、作出示范。
王东明强调，要加强经验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善于发现、认真总结实践中探索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工作简报、现场观摩、会议交流等多种方式，在省、市、县不同层面，及时组织开展综合性经验交流或住房建设、产业发展、就业促进、教育医疗、金融保障等单项经验交流，进一步引导干部群众开阔视野、拓宽思路、见贤思齐，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王东明强调，各市（州）、县（市、区）要在9月份对今年计划退出的2350个贫困村，开展一次全方位自查评估，推动高标准高质量实现脱贫目标。一要围绕住上好房子开展自查评估，进一步加强住房建设政策、资金统筹整合，加强规划设计和科学选址，加强质量监管和抗震设防，加快建设进度，确保符合中央政策要求，确保人民群众满意。二要围绕不愁吃、不愁穿开展自查评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业，大力推广股份合作、保底分红、返租倒包等模式，力争绝大多数贫困村都能引进一个以上龙头企业或建立专业合作社、培育种养大户，带动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脱贫；认真做好贫困群众就业扶持工作，既引导各类企业吸纳更多贫困群众就业，又面向贫困群众开发更多公益性岗位，千方百计帮助贫困群众就业增收。三要围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有保障开展自查评估，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新建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的抓紧建设，没有达标的加快达标；以县为单位设立教育、医疗等救助基金，在用好用足已有帮扶政策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做好兜底工作，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既不因贫辍学又不因上学背上沉重债务负担，确保贫困群众不因病致贫返贫。四要围绕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开展自查评估，大力加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设施建设，尽快补齐短板，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夯实脱贫奔康基础。五要围绕培育新风正气开展自查评估，大力推广开办农民夜校、制定村规民约等做法，引导贫困群众学文化、学技术、学政策，不甘贫穷、感恩奋进，在党委政府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早日实现“四个好”目标。
王东明强调，要认真做好检查验收准备工作，超前谋划、精心组织、查漏补缺、及时整改，把迎检过程作为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过程，确保高标准完成今年脱贫摘帽任务，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省委常委曲木史哈，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来源：《四川日报》）■
理论学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
唐任伍
核心提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其生成的理论基础是“共同富裕”根本原则，现实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前，在精准扶贫思想的内容中，精准化理念是核心要义，分批分类理念是基础工具，精神脱贫理念是战略重点，对此，应当从精准扶贫的工作流程设计和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的形成两条路径，推动实践精准扶贫思想。
【摘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其生成的理论基础是“共同富裕”根本原则，现实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前，在精准扶贫思想的内容中，精准化理念是核心要义，分批分类理念是基础工具，精神脱贫理念是战略重点，对此，应当从精准扶贫的工作流程设计和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的形成两条路径，推动实践精准扶贫思想。
【关键词】精准扶贫 小康社会 精神脱贫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①随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机构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做了详尽规制，推动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全面开展。应当说，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今后一个时期对于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性思想，将对中国扶贫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生成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精准扶贫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一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行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特征等现实状况提出的。
第一，“共同富裕”根本原则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奋斗目标和根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基石。中共十八大会议重申，中国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偏离了“共同富裕”原则的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习近平曾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②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精准扶贫就是要求实施精细化的扶贫方式，“从扶贫机制上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的动态调整”。③因此，精准扶贫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都摸索出适合的致富路线，这正是“共同富裕”理论原则的发展和延伸。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需求。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中共十八大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如果说“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扶贫、脱贫则是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
当前中国扶贫脱贫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不能再继续“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必须确保如期脱贫、杜绝返贫，因此需要精细化的扶贫思想，促使贫困地区整体脱贫、全面脱贫。精准扶贫是中国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符合中国国情。
建构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自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以来，习近平在各地调研时多次提及这一理念，并于2015年6月在贵州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并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具体而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精准化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要义。扶贫工作贵在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当前，中国扶贫工作不论是在贫困人群的识别，抑或扶贫政策的制定实施上，都缺乏精细化的工作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扶贫单位是县级贫困区域；2001年转向15万个村级贫困区域；2011年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农村扶贫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瞄准，没有识别到户。这种扶贫模式在短期内集中了政策和资金资源，能够切实帮助部分贫困人口脱贫，或创造部分贫困群体脱贫的硬性基础设施条件。但“大水漫灌”后，贫困地区有两类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一直未实现过脱贫的群体，或是不适应同质性的扶贫政策，或是自身根本不具备脱贫的能力素质等，这类群体往往就是现阶段的重点关注目标，难度较大；二是一度脱贫后又返贫的群体，或因病、或因经营不善等，此类现象极其寻常，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持久，显得重复而又低效率。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正是在总结数十年扶贫工作经验、教训之上，并根据目前中国贫困群体状况所提出的针对性措施。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理念，要求将精准化理念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理念，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全过程。
第二，分批分类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基础工具。习近平在2015年详细论述了其分批分类扶贫理念，并概括为“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就是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培育计划，因地制宜制定特色扶持政策、机制，帮助一批具备软硬件基本条件的群体迅速脱贫；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就是针对部分因居住地自然条件恶劣等因素、不具备扶贫脱贫的基本自然资源的贫困群体，有计划性的移民搬迁，安置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居住地，并继续实施帮扶直至脱贫；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就是针对部分劳动能力低下，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不再以就业培训为主，而是果断通过低保等民政救助的方式保障其基本生活；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就是帮助部分群体缓解医疗压力，杜绝因病致贫、增加贫困人口，也防止因病返贫、使得扶贫工作倒退。
第三，精神脱贫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扶贫先扶志，不论造成贫困有何种直接原因，精神贫困始终是主观上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首先体现在缺乏脱贫致富的勇气、信心等主观意愿。树立脱贫信心、营造脱贫环境，帮助贫困群体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以及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拿出敢想敢干的毅力和决心，在精神上与贫困绝缘，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
习近平精神脱贫理念的最重要体现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的观点。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④其中，“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⑤2015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提到：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随后，国务院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对未来几年乡村教育发展做出了纲领性指导意见。
实践精准扶贫思想的路径选择
有研究认为，尽管2001年以来中国政府扶贫对象有逐渐细分的趋势，也提出了整村推进等相关战略和理念，但贫困村内受益的主要还是富户，原因就在于精细化机制不到位。因此，对于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定位把握，不应只在操作层面上将其解读为具体的工作方式，还应将精准扶贫思想提升到贫困治理原则性高度，映射到扶贫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中。
第一，科学设计精准扶贫的工作流程。有关中国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最早在官方文件上可查询的是2009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开展的贫困户识别与分类工作，旨在促进农村低保制度建立和扶贫政策对接工作。但现实中扶贫瞄准一直精准度不高，一是存在弃真型误差，即符合条件的目标群体没有全部受益；二是存在存伪型误差，即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到了社会政策。⑥
进而，现阶段精准扶贫的流程设计必须提高有效性。实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首要路径是设计精准扶贫工作流程的科学机制，大致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动态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环节。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流程，要求防止目标偏移，保证瞄准扶贫对象；精准帮扶要求依照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条件，以针对性办法扶持贫困群体；动态管理要求对扶贫工作进行实时跟踪和把控，根据扶贫进展及时调整；精准考核是保证“脱贫成效精准”的必要手段，及时对政策实施后的扶贫效果进行评估。最终形成在扶贫工作中的目标识别、贫困治理、动态管理、成效考核、成功脱贫、后续跟踪的一系列反应过程。
第二，形成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精准扶贫政策涉及到金融支持、社会救助、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公共政策过程，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抓手是要形成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应当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一是政策体系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同级别的政策强度，保证各个贫困地区整体向脱贫目标和小康社会指标靠近，在2020年如期脱贫；二是因省、市、县、乡、村，直至农户，每一贫困户贫困原因、程度、特点，脱贫的禀赋、资源、机遇，以及返贫的可能性等都不尽相同，不能各地都依照完全相同的扶贫办法，应当允许和鼓励各级、各地扶贫单位因地制宜、因人定策，灵活开展个性化扶贫工作。
【注释】
①②④⑤《习近平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人民网，2014年10月17日。
③⑥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刘立潇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人民网）■
反思历史 立足实践 着眼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
袁银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需要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立足我国发展实践，认真研究和解决当今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提：深刻反思历史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种基本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摇摆路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路径。只批判而不建设、只解构而不建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苏联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摇摆，从列宁建设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到戈尔巴乔夫彻底放弃和解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基本路径。解构并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路径。
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两大掣肘，二者各持一端，都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往往借口时代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修正。他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根本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是解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只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提出的个别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基本方法。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始终随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坚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前进，始终发展失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据：立足当代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马克思正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即生产劳动出发，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他毕生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的解放事业，不只为了从理论上解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问题，更为了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而不懈奋斗。不断反映时代精神、总结时代规律、解决时代矛盾、回答时代问题，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鲜明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基于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以及资产阶级异常强大的事实，提出了共产主义“同时胜利”的理论，到晚年马克思通过与民粹派思想家的通信以及对于东方社会历史文化的潜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并且基于俄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提出了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基于欧洲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实际以及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首先，马克思主义要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最前沿，与实践俱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反映当代时代精神，揭示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新规律，解答当代人类实践提出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要站在当代人类科学发展的最前沿，与科学俱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总结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新的规律进行科学揭示和总结。再次，马克思主义要与当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进行交流、交融和交锋，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是自说自话、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科学的开放体系。只有在与其他社会思潮和流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不会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也才能从其他思想文化中吸取营养和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着眼解决问题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所谓“问题”就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以及理论内部的矛盾。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特点就是把实践中的矛盾上升为理论上的矛盾，通过实践问题倒逼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使问题得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搏、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破除对各种教条主义的迷信，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着力解决当今时代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通过实践问题倒逼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中国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等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来源：光明网）■
党和人民奋斗史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王均伟
核心要点：
■ 巩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就要深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始终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取得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有效揭穿其谎言、戳破其迷雾、驳倒其谬论，首要的还是应当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学术修养，只有端正学风，练好内功，才能充满自信、游刃有余，才能通过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掌握。
■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不如此就不能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地回应、纠正、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
■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要使斗争的效果更好，就要紧跟时代潮流，扣准时代脉搏，除了写文章，史学工作者还应当更多地介入电影、电视、广播、戏剧、网络等各个领域，让正史、信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那些“戏说”、“神剧”、“无厘头”的肥皂泡直接戳破，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高度总结和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贡献，其中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他指出：“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正确总结经验、正确判断是非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增添了强大动力。
一
巩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就要深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始终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取得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党史研究毋庸置疑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显然，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竭力抹黑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嘲讽英雄人物，用所谓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用所谓“学术大师”代替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用所谓“重新认识历史”为被推翻被打倒的统治阶级招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忘却、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面对这些“乱云”，我们尤其应该认真学习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的深刻内涵：“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事业要继续前进，就需要不断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因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经过深入剖析，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当前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从理论上、史实上把历史虚无主义混淆的是非、编织的谎言、颠倒的黑白、扭曲的观念驳倒批透，以正确的价值观和可信的史实引导舆论。
二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有效揭穿其谎言、戳破其迷雾、驳倒其谬论，首要的还是应当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学术修养，只有端正学风，练好内功，才能充满自信、游刃有余，才能通过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掌握。
努力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现实中，我们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似是而非的谬论、特别是一些打着学术招牌的错误观点论断时，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我们不妨想一想，究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了多少功夫？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随着时代、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我们尤其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要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以指导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认识历史规律，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努力掌握更多更细更真的历史资料，并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主要是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通过夸大甚至捏造事实，通过曲解甚至颠倒是非，来达到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售卖其私货的目的。要驳倒批透这些谬误，就需要我们掌握比历史虚无主义者更多、更细、更准的历史资料，才能掌握发言权和主动权。只有让历史事实说话，才能赢得群众。比如，有学者通过持续不懈努力，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人口变动的数据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对各地的地方志进行了大量梳理，更下大功夫对对手的所谓“资料”进行逐一考证，以比较详实的资料驳斥了流传甚广的“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让更多的人认清了这个谣言的危害。
掌握历史资料需要下真功夫、苦功夫、笨功夫，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坚守执着，要能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很现实很严肃的考验。比如，如何认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现在有人对这一段历史作了非常极端的扭曲。我们一定要加以澄清，要全面认识延安时期的13年，要下大功夫把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进行通读、研究、分析，要下大气力进行攻关，努力解决问题、分清是非。
三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不如此就不能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地回应、纠正、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在这一点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范本，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态度和方法，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体会、深刻领悟。
要以热点话题引导舆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也要把握好时、度、效。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理论界、史学界与媒体合作，就做得非常成功。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再现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重大历史问题不含糊、不回避、不退缩，始终掌握舆论主导权、主动权，向国内外传递了正能量。
要讲好故事。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奋斗史、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蕴涵着无数生动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可信、可敬可亲，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把这个资源用好用足，才能使文化起到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作用，才能使中国故事真正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要创新表现方式。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表现内容和方式上非常灵活，特别善于利用短小精悍的故事、段子传播谎言，利用学术创新的面具隐蔽真实意图，利用新媒体和艺术手法迷惑读者。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要使斗争的效果更好，就要紧跟时代潮流，扣准时代脉搏，除了写文章，史学工作者还应当更多地介入电影、电视、广播、戏剧、网络等各个领域，让正史、信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那些“戏说”、“神剧”、“无厘头”的肥皂泡直接戳破，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来源：《求是》）■
G20杭州峰会的中国印记和世界意义
余晓葵王子墨
西湖之约，全球瞩目。
9月4日至5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下，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世界经济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中国会给出怎样的方案？这些，将会在杭州这个自古繁华之地给出解答。在平湖秋月的美景间，将要擘画世界经济的大格局，这注定是2016年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从2008年深秋的美国华盛顿，到2015年深秋的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已十度聚首。近8年来，全球经济已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影响，却踌躇于增长乏力的平庸与疲态。值此关键时刻，世界经济需要找到新动力、凝聚新共识，中国愿意提供这个平台。G20峰会与杭州的相遇，是国际社会的信任，也是中国的大国担当。
生于危机
在人类历史上，危机往往是变革的动力，变革是转危为安的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七国集团（G7），相互协调经济政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应运而生。
2008年，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面临断崖式衰退风险。在当年深秋的华盛顿，G20由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升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舟共济，承诺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完整性、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功引领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影响。
人心齐，泰山移。面对世界性议题，少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等国的加入，G20拥有了远高于G7的广泛代表性和决策公正性，全球市场迅速恢复的信心愈加振奋。8年来，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重要领域，G20峰会举足轻重，发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无法发挥的重要作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以积极姿态与G20其他成员精诚团结，担当重任；危机缓解之后，中国为避免世界经济陷入萧条，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2013年以来的3次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世界分享中国智慧：强调各国要放眼长远，要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倡导各国做共促经济改革的发展伙伴，落实全面增长战略，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变；强调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转型之路
2009年秋，G20匹兹堡峰会首次明确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的话语权，具有了定义世界发展路径的力量。
这一重大变化系大势所趋。G20成员的人口占全球2/3，国土面积占全球6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85%，贸易额占全球80%，代表性和影响力远超G7。现阶段，G20是唯一能够兼顾议事效力和南北共同利益的全球性共治型经济治理平台，也是唯一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协调机制。不断发展和完善G20机制，巩固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的理性选择，符合全球共同利益。
8年来，世界经济渐渐走出低谷，不断向好。然而，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新的经济形势需要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关注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从主要解决短期性问题向追求激发长期增长潜力和增强内生增长动力转型。
变则通，通则久。G20转型已经在路上：2010年11月，首尔峰会正式纳入发展议题，标志着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经济指导机构的重要转变。2013年至2015年，针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G20峰会转向关注实体经济，贸易、投资、就业和发展等成为核心议题。在G20转型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日趋显著。
纵然如此，二十国集团内出现的分化迹象不容忽视。一些发达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后，对G20转型态度趋于消极，甚至开始质疑G20的作用和合法性。
从2010年多伦多峰会起，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在设法重启G7的世界经济主导作用，试图淡化G20的重要性，在与新兴市场国家协调政策时姿态渐趋强硬。这一基于本国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对G20转型构成重大障碍。
行百里者半九十。世界经济的增长困境提醒人们，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不可半途而废；同舟方能共济，经济危机的历史教训早已说明，精诚团结才是把世界经济从泥潭中拖出的基础性力量。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中国办好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使二十国集团机制得到发展和完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得以巩固，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
这是大国的担当，更是世界的呼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协调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立场，努力维护G20合作大局。
7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这次重要会见中，习近平在关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中美两大经济体在G20平台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该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G20与杭州的相遇，将是世界经济找准航向的重要机遇。
中国贡献
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倒逼出二十国集团的升级换代，激荡起各国对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只有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珍视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持续增长的局面。
岁寒知松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48%（按美元汇率计算）和26.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远高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贡献率。中国每年增量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为世界增添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除了世界经济的增量，中国贡献，更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与发展理念的充实与创新。在戛纳、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国为促增长和保稳定献计献策，并先后提出10点建议；在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新理念；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智慧占据峰会“全面增长战略”的15%。作为2015至2017年G20三驾马车成员，中国又为安塔利亚峰会提出10点建议。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提出：“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
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世界都在探究，令人瞩目的中国贡献，究竟源于何处？
中国的贡献，源于对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之路的自信。“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如是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不足500元人民币，跃升到2015年的超过8000美元，从位于全球尾部到碰触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3亿多人口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之路，正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个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必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留下清晰的中国印记。
中国的贡献，源于改革攻坚的卓越实践和理论积淀。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向二十国集团提交的增长战略包括了134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均来自中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实践经验。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新阶段所展现的政治勇气、战略视野、创新思维和统筹艺术，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总结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在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对“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超越，为避免与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同频共振走出一条新路，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带来信心。
中国的贡献，源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践行。中国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也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零和博弈旧观念，树立合作共赢新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与各国携手，中国领导人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庄严承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与世界同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新的倡议和合作机制，使互联互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支点和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发展成果的新希望。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事业的非凡探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雄伟气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为中国当好G20主席国提供了足够的底蕴和雄心。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引领杭州峰会谋大势、做实事，推动二十国集团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
杭州蓝图
这里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杭州；这里是日新月异、创新不止的杭州；这里是将要由中国主笔、为世界经济走向画出蓝图的杭州。
G20杭州峰会将创下G20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二十国集团议程。此外，中方还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与会，相较之前，发展中国家在杭州峰会上代表性最为广泛。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G20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心系全人类共同发展。
在“创新”之外，“问题导向”是中方对杭州峰会进行顶层设计、主导制定《杭州行动计划》的又一特质：针对各国经济政策出现的分化，推动加大宏观政策协调力度，避免负面外溢效应；针对新旧动力转换青黄不接，推动从创新和改革中挖掘新动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针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国际金融稳定；针对贸易投资低迷和保护主义抬头，推动重振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针对仍未消除的发展鸿沟，推动G20率先行动，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
杭州是千桥之城，G20杭州峰会也将在中国理念与世界关切之间，搭起一座座新的沟通之桥。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杭州峰会将就“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为国际合作指明方向。
作为峰会全力打造的十大成果之一，“制定创业行动计划”有着尤为鲜明的中国印记。中国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和经验令人期待，创业行动计划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为各国交流创业实践与经验搭建重要平台。这一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和具体实施方式，将为各国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G20转型步入充满挑战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引领和担当备受世界期待。在杭州峰会上，将会呈现中国理念与世界关切的联通，中国布局与峰会主题的对接，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将迎来重要的“中国机遇”
（《光明日报》2016年08月31日01版人民网）■
中国道路：扎根本土的民主政治最可靠
董振华
西方精英阶层通常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可行的发展“范式”，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科学的政治模式。然而，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中国经验”“中国奇迹” “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非常深层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它打破了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确” “普世适用”的神话，也破除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历史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形式的政治民主，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封闭僵化”，也不能“改旗易帜”，而要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一、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封闭僵化”，“中国奇迹”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等等，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也无人能够否认。但是，有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质疑。有一种典型的观点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方面，但是，并不能据此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特有优势和巨大作用，否则就不能完整揭示“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成功肯定离不开民主政治的发展，那种否定和质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观点严重背离了现实情况，在逻辑上也讲不通。邓小平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没有政治发展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通过上层建筑调整来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大原则下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中国的和谐稳定和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大国，最怕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而能够把13亿人口的力量凝聚起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正是通过这种民主模式，中国真正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凝聚力量。中国建立和运行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实现“良政”和“善治”，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凝聚“全国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着法制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和基本内容。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两大基本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民主，法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法治，民主便失去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高效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大的制度优势。邓小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民主集中制既能保证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凝聚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主集中制是“一套比较有效的工作机制，大家各负其责，共同把工作做好” 。民主集中制还决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既能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给予地方以适当的自主权；既保证上级令行禁止，又充分发挥下级、群众的积极性。
二、不能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幌子“改旗易帜”，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上要有政治定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从本质来讲，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要服务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适宜、合理、具有优越性，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是否使全体公民共享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西方民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及资本主义制度基本适应。西方国家的当代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中演化发展而来，期间也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恩格斯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规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能够基本满足其政治需要：满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满足资本家统治工人的需要，满足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历史认知，满足西方文化对民主的要求。西方民主在具体的实践、民主程序、民主规则及其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但把西方的民主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各国人民并封其为最高价值，是不恰当的。例如，被美国称为“民主样板”的菲律宾，当年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并没有为菲律宾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菲律宾现在是东南亚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至少3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总统最终都背负贪腐的指控。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10年来，高加索“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乱等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强力输出的结果。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安，甚至跌入了内战的深渊。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民主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恒定模式，其自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域中存在着不同的形态。西式民主也许是适合西方社会的较好选择，但是未必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应该反映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具有本国特色，而不能奉行“拿来主义”，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照搬照套。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以人民民主为追求目标，一直在探索、发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救国救民的历程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进行了实验，包括君主立宪制、五权分立制、议会制、总统—内阁制、多党竞选制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相对以多党制、三权鼎立为主要特征的西式民主不断暴露出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保障了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而受到了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一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能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有效避免了权力掣肘的问题。相反，西方民主培养出个人主义，难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有效统一。西方民主建构在原子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过分强调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把社会当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此理论统领下的公民社会是必然要出现权力掣肘问题的。
二是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西方民主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全民民主，但实质是资本的民主，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同上，第33页）“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同上，第559页）当前，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随处可见，院外集团、游说已成“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民主已死”。2014年12月4日《纽约时报》著文：“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三是能够使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说：“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适应了中国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总体要求，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
三、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因循守旧”，必须根据实践变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每个国家一方面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必须随着自己国家各项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9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正常换届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二是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
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
四是确立和贯彻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五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此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实现了秩序、效率和民主的协同共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
正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硕果累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强政治基础。
面对中国民主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曾经放言“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不得不改口：“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生动证明，同时也破除了西方民主为普世价值的神话。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内生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它扎根于本土，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还将继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来源：《求是》）■
党的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
——重温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梁柱
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在他看来，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而且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或者采取错误的工作方法，还是要发生问题的。这就从能否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这个文件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深刻总结，是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建设，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从毛泽东所阐述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我们能够很好地体会到贯穿其中的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方法与目的的贯通。这种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对于实现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要建立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党委会内部关系
要在工作方法上贯彻党内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党委会内部关系。毛泽东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象地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说：“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他特别强调，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这不过是一个比方，这同军队中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讨论问题时是平等的关系，在决定问题票决时都同样只有一票，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又要充分发挥书记的“班长”作用，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各级党委会作为研究情况和决策的领导机构，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是贯彻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毛泽东从党的制度建设上着眼，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他特别指出：“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同上书，第1340页）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形成实质上的一致，即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定，才能真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所以，毛泽东不仅从正确处理党委会的“班长”同委员之间的关系上，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还提出在党委会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互通情报”等具体方法，以使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保证。这就是要在党委会中建立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在工作中，意见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气用事，彼此隔阂，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共产党人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所以，不论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是不同的山头，都有着坚实的团结基础。只要把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克服背后议论的自由主义风气，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班长”和委员之间还要互相谅解，他说：“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同上书，第1441页）这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真正做到全党、全国一盘棋。事实证明，只有胸怀全局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团结的重要性，才会在同志间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团结的工作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建立这种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就要在党委各委员之间提倡互通情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同上书，第1441页）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这不仅要通过委员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通报来取得，而且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取得。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观察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的、共同的方法，党内才会有共同语言。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毛泽东上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已涉及到党委会内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问题。这是健全党委会的重要保证，对我们今天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各级领导首先是高级领导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领导人要模范遵守党的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建立正确的党的领导制度，否则，党内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会得不到保证，党委会的领导作用也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诸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恰当地强化了“一把手”的作用，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作风等现象严重存在，党委成员之间不沟通情况，不交流思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意气用事，互相推诿，各唱各的调，形不成合力；甚至搞团团伙伙，争权夺利，置党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心目中只有个人的政绩和升迁；失掉了学习理论的兴趣，使党内缺乏共同语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群众路线是党委会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规定中，一再强调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和注重调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他十分重视决策过程中对情况的了解和准确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数’”。他在这里所说的“数”，不仅是指对一般情况的掌握，而且强调要对客观情况作定量的分析。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同上书，第1442页）他举例说，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同上书，第1442—1443页）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同上书，第1442页）这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他自身实践经验的深刻说明，对我们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极其有益的经验之谈。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呢?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有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现在，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提出领导干部“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这就是调查研究，就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的工作方法。这正是毛泽东所坚持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80页）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正是这样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在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就是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为理论联系实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同上书，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09页）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这表明，毛泽东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中体现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既是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集中群众智慧和正确意见的过程。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正确和效率，他提出的相关工作方法具体而周到，生动易记，比如，他提出要有“安民告示”，不要临时凑合，不要开无准备的会，不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一旦形成决定，就要“抓紧”，他特别强调“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等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这些看似通俗易行的方法，实际上坚持下来并不容易，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忠实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态度，才有可能真正实行，才能完成党的任务。
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
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委会不但要增强自己内部的团结，而且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并且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共产党人是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宗旨，是不谋私利的，因而有着团结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异，掌握情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中会有意见的分歧，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其中虽然也存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这应当是不越过党的章程规定为底线），但都应当是允许的，都应当在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尊重少数，允许保留意见，而不能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更何况，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团结和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在党内可怕的并不是存在不同的意见，真正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就是党内只允许一种声音，那样的话，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不复存在，就会危及党的生命。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善于团结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还特别提出“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的重要思想。对这些同志要“一看、二帮”，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既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善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把包括王明在内的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他在说服其他同志时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有同志回忆，七大选举那天，唱票时代表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仍然坐在台上听唱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离开座位。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个事例，是贯彻党内团结方针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内团结问题，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
一是要“力戒骄傲”。他说：“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同上书，第1443页）毛泽东历来倡导党内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在分析党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时，总是把它归结到党内出现了骄傲情绪。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骄傲所以会导致失败，这是因为，骄傲了就会不恰当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影响和损害党的团结。这是党的历史教训所证明了的。当时中国革命正面临着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特别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同上书，第1443页）后来他在党的八大提出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的经典名言。共产党人所以能够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不仅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能够进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5年，他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当着全国7000多干部的面，作了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 不能隐瞒。”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78页）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党内完全平等的民主作风。
二是要“划清两种界限”。这里提到的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划清这两种界线，是关系到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是关系到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处理的大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对一个人必须有全面的根本的估计，如果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就有可能把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曾一再出现过。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转入审干阶段以后，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许多同志，抓住一点，波及其余，无限上纲，当成“特嫌”加以审查，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做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等审干方针。随后又规定了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他说：“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诚恳地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页）
毛泽东所以把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是因为党内团结是完成党的任务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正如他要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一样，就是在工作中要学会协调，要互相配合，要有节奏地进行，这就需要依靠团结的力量，互相理解和配合，才能演奏出胜利的乐章。所以学会“弹钢琴”，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境界。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在方法与目的相统一的高度上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因而要充分重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正确性，重视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建设，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人民时评
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张赛群汤兆云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课题，更是发展中国家及其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必讳言的是，我们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城乡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和发展机会等方面出现了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这是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贫困现象，也是迫切需要采取有效行动加以解决的现实难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成效。贫困人口代际传递不仅被认为是长期贫困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原因，而且还被认为是治理贫困的关键一环。因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明晰缓解的基本路径，对于缓解贫困人口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逐步建立健全公正、有效的扶贫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难题。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政府财力的日益雄厚，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问题将越来越取决于相关制度和社会政策设计的公正与有效性。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确保分配公平正义，在促进不同地区、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尽可能消除一切制度安排的歧视性规定，并尽可能对贫困家庭、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必要的制度性照顾和政策性倾斜，以保证形成脱贫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脱贫后不返贫的政策干预体系。如进一步强化收入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为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提供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等。
积极调动和整合各方面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为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提供立体保障机制。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缺乏各种信息和资源，从而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强化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助推社会资源参与反贫困，对于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制订与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将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使三者在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过程中相得益彰，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迫切的任务。要针对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特征，在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形成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文化扶贫等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多层次的资源支撑和保障机制。要进一步整合公共资源、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帮助贫困家庭接受教育、技能培训，使贫困家庭通过参加工作、外出务工、投资创业等多种渠道摆脱贫困。
着重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条件，为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提供智力支持。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在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方面投入巨大，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免，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逐年增长。但是，贫困地区教育落后，人才匮乏，贫困人口文化素质较低，掌握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弱，已经成为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由于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机会均少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就使得下一代脱离贫困境遇的机会也大为减少。特别是，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贫困孩子比例仍较低，且随着发达地区孩子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贫困家庭子女与发达地区孩子的差距被无形中拉大。教育扶贫既可扶知，又可扶智，还能扶志，是最具有持续效力、也是从根本上斩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链条的精准扶贫举措。因此，要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环境，加强贫困地区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性的教育发展困境，推动教育资源更精准地向贫困地区倾斜；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投入教育增量资金；加强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和能力素质，通过改善教师生活待遇和荣誉奖励等措施推动优秀教师向贫困地区流动；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提高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对接能力，遏制就业领域中有损公平的现象，促进贫困地区人口的就业。教育扶贫是长远的、可持续的、根本性的扶贫，一个人只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努力找到一份好工作，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贫困问题，阻断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
努力重构贫困人口、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为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营造良好的社会外部条件。由于受自身条件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贫困家庭和人口贫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基本上局限于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较为狭隘的圈子里，社会网络资本严重匮乏。在现代信息和网络社会背景下，以业缘、信息和网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主要形式。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使他们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重构贫困人口、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于解决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问题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引导贫困人口、贫困家庭参加各类互助组织、非营利组织，使他们扩展获得各类信息和资源的途径和方式；鼓励各类互助组织、非营利组织到贫困人口、贫困家庭中开展活动，为他们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提供渠道；积极构建贫困人口、贫困家庭的社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拓宽他们与社会各阶层间的沟通渠道。
（来源：光明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蔡昉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体现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以此为指导，我们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要求明确写入党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反复证明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为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得益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与环境。
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我们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取得一系列新成绩。例如，“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整体上跑赢了GDP，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双双下降；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持续提高，城乡统筹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习近平同志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方法，充分体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中。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就是既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两个翻番目标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9万亿元，按照不变价计算，2015年已增长到59.6万亿元。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81.8万亿元。按照目标导向倒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3%。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依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难以保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目标，必须挖掘新的增长源泉，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按照问题导向顺推，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获得新的增长源泉，创造更多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人都有更多获得感与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而，仅仅达成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数量目标并不意味着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而必须明显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提高其均等化水平，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政策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在今后短短4年左右时间实现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小康目标，仍需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经验看，再分配政策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低36.2%。这表明，在不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在财政税收、扶贫济困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有发挥政府再分配作用的巨大空间。
全面小康的要求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如果到2020年我国仍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就不能说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党中央作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调因人因地施策，分类扶持贫困家庭，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措施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扶贫方略，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政策托底。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从供给侧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习近平同志概括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概括也规定了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指明了达到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进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是，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和企业职工转岗。因此，要特别关注那些受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如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者、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和进城农民工，既以社会政策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托底，又加强培训、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其尽快转岗就业或创业。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应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小康”，这是对发展水平的要求；二是“全面”，这是指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正是对这两个关键词之间逻辑关系的高度概括和生动阐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必须注重补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还存在各种因素造成的贫困现象。从群体角度看，特别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等特殊困难人群；从区域角度看，农村、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从培育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促进发展机会均等化、完善发展的基础设施等环节入手，才能使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途径，既包括政府努力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需要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以最广泛地汇聚民智、最大限度地激发民力，实现全民共建共享。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乃至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标准，取决于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服务）的不断增加和公平享有。在市场产品供给领域，要坚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提供激励信号的原则，让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致富。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强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建能力，增加供给数量、丰富供给类型、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福利的提高不能超越阶段。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渐进的过程，以发展和社会财富扩大为前提。因此，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蛋糕”做大了需要公平分享，而公平分享的前提则是“蛋糕”不断做大。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不前的教训之一，就是做出过多的公共产品供给承诺，最终却口惠而实不至，还损害了效率原则。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800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无论加强社会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当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等严峻挑战。应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雄厚物质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来源：《人民日报》）■
干部队伍建设须臾不可放松
李小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须臾不可放松干部队伍建设，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干部“二十字”标准，并提出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个人努力是内因，是决定性因素；组织培养是外因，是关键性因素。精心培养好干部，是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的职责所在。
抓好教育培养这个先导工程。干部教育培训，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把干部教育作为培养好干部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要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一灵魂，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题和主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抓好党性教育。党性是党员干部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培养好干部，就要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补足精神之“钙”。要抓好专业化能力提升。针对干部实际需要，开展精准化培训，切实解决“本领恐慌”“能力危机”问题，使各级干部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
抓好实践锻炼这个关键工程。实践是个大熔炉、大学校，是培养好干部最管用最有效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不经过千锤百炼、艰苦磨炼，很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这方面的教训是有的。培养好干部，一定要强化实践导向，引导干部走好在实践中成长成才之路。要注重在基层一线锤炼。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要推动干部争先恐后到基层去、从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越是发展潜力大的，越要舍得派到基层去摔打、去“接地气”、去“墩墩苗”，让他们在干事中长本事、在历练中变老练。要注重在重点工作中磨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引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到那些矛盾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地方，多经历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难事，在困难逆境中看意志、在挑战考验中看本领。要注重一步一个台阶历练。邓小平同志说过，“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要坚持递进式培养，为干部搭建必要的成长台阶，让干部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岗位接受必要的锻炼，增长阅历、开阔视野，为以后更稳健的成长打牢基础。
抓好从严管理这个保障工程。好干部的“金刚不坏之身”，不是天生的，需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我们要把“严管”作为培养干部的一条重要原则，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管出好人、管出好干部。要经常管、管经常。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打招呼，及时提醒，拉拉袖子、咬咬耳朵，使干部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重点管、管重点。树立精准化管理理念，突出对党政“一把手”、管人管钱管物等重点岗位领导干部的重点关注、重点监督，对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选人用人主体责任，以及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等情况要随时提醒、随时敲打。要小处管，管小处。干部管理必须落细落小，要从落实基本制度入手，从党内政治生活抓起，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使干部懂规矩、守纪律，知敬畏、有底线。
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
知人才能善任。组织部门作为发现好干部的职能部门，只有练就一双“慧眼”，掌握一套“绝活”，才能扣好干部工作的“第一颗扣子”。
善于经常性、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干部。了解干部是干部工作的“第一道工序”。要经常性了解干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名声在民间。要坚持有原则地多接触了解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干部群众，将更多注意力聚焦到了解干部、熟悉干部上，既听干部怎么说，也看干部如何干；既听干部自己怎么说，也听百姓民间如何议。通过认识、熟悉、比较，观察、倾听、分析，真正把人看准用准。要多渠道发现干部。党管干部是干部工作的重要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党管干部与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是统一的，只有发扬民主才能落实好党管干部原则。我们要广开言路，多渠道、多方位发现干部，考察识别干部，绝不能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拍脑袋决策。要多层次分析干部。要多与干部面对面谈心谈话，增进对干部的直观了解。要定期开展综合分析研判，说得出哪个干部强、哪个干部弱，说得出强在哪里、弱在何处，搞清楚干部从哪里选、人往哪里配，真正把好干部发现出来。
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识别干部。全面认识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把人看准，就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要用实践的观点识别干部。毛泽东同志曾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组工干部要善于在实践中检验、识别、鉴别干部，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锻炼人才。比如，要了解干部抓扶贫工作的能力，就要到脱贫攻坚一线去；要看一个干部靠不靠得住，就要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要用全面的观点识别干部。全面了解干部，既要看优点，也要看缺点；既要了解干部现在干什么，也要了解干部过去管什么；既要了解干部在现单位的表现，也要了解在原单位的情况；既要了解同事和上级的意见，也要了解群众的意见。要用“两点论”识别干部。了解识别干部，既要看到干部的长处和不足，又要善于看主流、看本质、观大节，不能求全责备。同时，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干部，不能简单地因一时一事就对一个人草率下结论。
善于在知事识人中正确评价干部。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就要在具体工作中识人之长、知人之短，做到知事择人、用人治事、人事相宜。要从工作实绩看干部。从实绩看德才，重实绩用干部，是我们党的一贯干部政策。在新的形势下看干部的实绩，就要看推动科学发展的实绩，看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实绩，看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从一贯表现看干部。要通过干部考察、年度测评、参加班子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德述廉、听取工作汇报、与干部谈心谈话、日常接触等渠道，全面深入了解有关情况，注重干部的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要从关键时刻看干部。要注重在干部完成重大任务、处置突发事件、作出重大决策、面临进退留转等关键节点考察干部，通过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以看其见解见识，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以看其禀性情怀，观察干部对名利的态度以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的为人处世方式以看其道德品质，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以看其能力水平。
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合理使用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合理使用起来，主要是做到用其所长、用当其时、用当其位、人尽其才。
从事业角度讲，就是要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选人用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选人用人，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坚强干部保证。具体来说，要选拔那些有本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迫切需要一支带头干事创业、勇于冲锋陷阵、甘于无私奉献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要选拔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无论是破解结构性改革难题，还是破除体制机制壁垒，都迫切需要一大批“干将”“闯将”，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要选拔那些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的干部。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是既干事、又干净的干部。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严”字当头，选拔重用那些政治意识强、规矩意识强、纪律意识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好干部。
从干部角度讲，就是要用其所长、用当其时、用当其位。选人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岗位上，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干部的积极性。要用其所长。人无完人，个体之间能力有大小、个性有区分、禀赋有差别，选人用人一定要坚持用其所长、扬长避短，放大优势效应。要用当其时。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当干部还处于成长阶段时，要花更多心思呵护培养，多施肥浇水、修枝剪叶，而不是拔苗助长；当干部逐步成长走向成熟时，就应及时使用，对已具备“火候”的干部，要看准一个培养一个、成熟一个使用一个。要用当其位。“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放错了位置，可能变成庸才。所以选人用人一定要将人和事统一起来，做到人岗相适。
从组织角度讲，就是要合理配备、从严把关、关心激励。一要合理配备。综合考虑年龄、经历、性别、民族、党派、专业等方面因素，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通盘考虑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的配备，注重优化结构和增强功能的高度切合，既考虑专业、能力、结构上的合理性，又考虑个性特点和工作阅历、工作经验上的互补性，最大限度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和合力。二要从严把关。要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通过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改进考核考察方式方法，充分运用纪检、巡视、审计、信访等手段，对干部进行全方位“体检”，真正把住政治关、德才关、作风关、廉洁关。三要关心激励。组织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调动干部积极性，提振干部精气神，把严格管理和热情关心结合起来，建立鼓励改革、宽容失误的容错免责机制，使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作出贡献。
来源：《光明日报》）■
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
石平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如何学？怎么做？关键在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要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科学态度的突出体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担当。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首先要有能够发现问题的本事，找准找对，找到真问题，要敢于直面矛盾、敢打硬仗，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时刻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找出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在思想和行为上进行全面“体检”，为立行立改打下基础；找到问题，还要善于分析问题，不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深挖问题的原因和根源，这样就能够增强针对性，瞄着问题去、对着问题走，找到解决问题“这一把锁”的“这一把钥匙”；找准问题、解决问题，态度和决心很关键，如果避开问题学、绕着问题走，对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讳疾忌医，就会导致“学”“做”“两张皮”“客里空”。比如，一些人背起党章党规滚瓜烂熟，讲起系列讲话精神头头是道，但在现实中对怎样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却从不与自己的思想行为对照，更谈不上针对问题改正错误，这种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纠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集中发力抓作风，党员队伍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但是，党员队伍中仍然存在着松散涣散、名不副实的情况。一些党员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一些党员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一些党员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一些党员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一些党员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党内政治生活方面，“三会一课”制度有了一定改进，但不严肃、不认真、不经常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对党员的日常管理监督，包括组织关系管理、流动党员管理等，尚需改进完善；相当比例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形同虚设，引领带动作用不强，无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些问题都是“两学一做”中需要下大气力认真解决的问题。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最主要的就是要带着这些问题去学、针对这些问题去改，把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了、改正到位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学不深就改不实。“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带着问题学才能学深学透，解开思想扣子、纠正认识偏差，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带着问题学，就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扎扎实实地对照、认认真真地思考，把学习的过程作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高认识的过程。“两学一做”中的“学”，不仅要学习党章党规，而且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标杆和准则。要以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镜，在思想深处照出我们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差距与问题，明确新形势下做一名合格党员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做人做事的行为规范是什么，明确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自觉尊崇党章党规、敬畏党章党规、遵守党章党规，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明确努力方向、统一思想行动、牢记职责使命，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增强主动性、坚定性。只要按照“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标准，认真衡量自己、检视自己，就能在合格的标尺立起来的同时，将不合格的问题凸显出来，打开解决问题之门。带着问题学，不但要在与标杆、准则的对照中找出问题，还要善于从已知的问题出发找出解决问题之道。这就是要围绕着中央列出的那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自己身上找影子，对照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找解决的办法和答案。要一条一条梳理问题、一项一项分析问题，弄清实质、找准症结，既增强思想认识能力，又提高分析问题能力，为下一步改正错误、解决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带着问题学，还要充分运用正反面典型“两面镜子”，以先进典型为镜找不足、找差距，以反面典型为镜敲警钟、立戒律。带着问题学，也要注重结合个人实际、当地实际，处理好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的关系，普遍问题要全面学，典型问题要重点学、反复学，在增强党性观念、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聚焦用力。
知行合一贵在行。发现问题意味着找到了“有的放矢”的“靶子”，接着就要抓住问题不放，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着眼点、落脚点，边学边改、即知即改，改好一个个具体问题，做好一件件具体事情，真正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群众不会只听党员干部怎么说，关键是看党员干部怎么做。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列出清单、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以担当的精神一项项整改、一项项落实，一个不能拖、一个不能漏，持之以恒地向问题“叫板”、坚定不移地与问题“斗争”，真正打一场问题歼灭战。针对问题改，不但要着力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动摇问题、党的意识淡化问题、宗旨观念淡薄问题、精神不振问题、组织纪律性不严问题，还要推动解决党组织生活、党员管理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整顿软弱涣散甚至瘫痪的基层党组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使每一个党员“细胞”增强免疫力，每一个党组织“肌体”健康有力。学习教育搞得好不好，要以解决问题的成效来检验。各级党组织要抓好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的整改，抓好不严不实突出问题的整改，切实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让人们不断看到党员干部队伍的新气象。每个党员都要牢记宗旨、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履行好党员应尽职责，办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具体事情，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问题导向这个“牛鼻子”不放，认真聚焦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全力解决好党员队伍和党组织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员干部队伍就一定能展现出更加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新气象，更好地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托。
来源：《求是》）■
把我们党的独特优势保持好发挥好
崔禄春陈苗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更好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党校姓党这个主题，精辟阐述了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深刻回答了事关党校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对党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有理论层面的阐述分析，又有实践方法的生动论述，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我们要深刻把握其主要内涵和原则要求，把党校体系这个我们党的独特优势保持好发挥好。
坚持党校姓党是根本工作原则。从2007年底至2012年底，习近平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在此期间，他反复强调要把党校姓党原则贯穿党校工作始终，多次阐释党校姓党的核心要义。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把坚持党校姓党作为讲话的主题和核心思想，强调要让党的旗帜在各级党校上空高高飘扬，党校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的主课主业和科研智库的主攻方向，决定了党委办党校的主体责任。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把党校姓党原则讲全了、讲清了、讲透了。只有坚持党校姓党，党校才有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培养“四个铁一般”干部队伍是主要任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靠建设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针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好干部“五条标准”，要求广大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党校承担着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铁一般”，反映了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党校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培养造就“四个铁一般”干部队伍责无旁贷。
帮助领导干部向党中央看齐是重要目的。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通过经常喊看齐及时纠偏，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的地方，“不断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来学习培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向党中央看齐。”党校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坚持一切工作都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来进行，就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党校制定教学和科研规划、确定教学和科研任务、设置教学和科研内容、创新教学和科研方法，都要有看齐意识。尤其应注意的是，党校不是普通的学校，在政治上必须有更高的要求，要坚持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科学探索的创新性有机统一。
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是中心内容。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工作必须抓党的理论教育。领导干部到党校学习，就要学习党的理论。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校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必须引导和促使学员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党校在工作中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是党校理论教育的主方向和重中之重。“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当前，党校特别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引导学员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把党性教育作为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工作重点。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是最大的德。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各级党校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党史国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等，尤其要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党校党性教育要加大力度、增加分量，安排足够时间，形成党性教育课程体系，有效改进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提高党性教育实效。
在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是努力方向。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党校要“在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为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出积极贡献。”党校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努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科优势，认真研究、宣传、阐述党的思想理论，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研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党校教师要姓党是明确要求。党校的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对党校教师的要求也就不一般。这个“不一般”，集中体现为党校教师要姓党。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党校教师来说，首先要做到自觉坚持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姓党”“时刻牢记自己党校教师的身份”。这对党校教师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党校教师从事的是补精神之钙、固信仰之本的工作，是党的“布道者”，这个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之道。党校教师自己首先要在信仰信念上坚定不移，要有“布道者”的风骨和本色，否则讲再多的道理也不会有说服力。党校教师又是党的“熔炉工”，既要靠党的真理力量引导人，也要靠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人，在自身党性锻炼上要更加严格，在党性品格上要更加纯洁，这样才能影响和带动学员。实现党校教师姓党，很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以学科学术带头人为主体，着力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知名教师，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培养造就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在学科领域有影响的知名专家。
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是光荣传统。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到党校讲了16次课，其他很多领导同志也都走上过党校讲台。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到党校讲课作出制度性安排”。目前，党校师资队伍存在“先天不足”和“倒挂”现象，一些教师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工作阅历比较简单，以致出现了没做过领导的教师给领导干部讲领导艺术，没经历复杂环境考验的人帮助每天与各类矛盾打交道的人出主意。这是目前党校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党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困惑。领导干部是干部中的骨干和优秀分子，在政策把握、视野思路、问题意识、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到党校给学员讲课顺理成章、游刃有余，能极大促进党校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党校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党校要办好，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党校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党委是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党委书记是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第一责任人。”这对加强和改进党委对党校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党委的主体责任，为办好党校提供了有力的领导保障。各级党委落实主体责任，就要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落实好把方向的责任，始终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推动党校强化主业主课、彰显独特优势、发挥应有作用；落实好统筹指导的责任，把办好党校作为履行党建责任制的重要抓手，列为党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落实好建班子用干部的责任，把党校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阵地，选优配强党校领导班子，推动党校工作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理解和把握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
李义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并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个大逻辑具有统领性和客观必然性，是当前经济发展之纲，对于推动发展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认清形势任务、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深入理解这个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
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阶段性特征。这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今后一个时期战略性走势的科学判断，是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科学内涵，需要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审视我国发展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演变。
从时间角度看，可以发现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包括：长期短缺经济形成的巨大产业发展空间，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具有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扩张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实现快速发展。这些内部条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激情释放出来，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期，发展的内部条件变化很大，传统优势逐渐丧失：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需要尽快消化，过去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明显上升，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也在减弱。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动力必须更多来自创新。
从空间角度看，可以发现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30多年前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适逢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大量制造业产品具有旺盛需求。我国充分有效利用了国际市场，拉动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快速发展。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贸易保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市场需求疲软，使我国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冲击，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靠创新和扩大内需来驱动。
从时空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已经走过了“长身高”的阶段，步入了“长肌肉”“强身健体”的时期。与之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要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准确到位地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这些变化，有利于从速度情结中及时解脱出来，抛弃旧的思维逻辑和再现高增长的想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转换到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上来。从世界范围看，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曾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好经济增速换挡期，而采取了不适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致经济产生巨大泡沫，甚至酿成危机。因此，只有科学判断并准确把握好发展大势，主动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障碍。推动新阶段经济发展，必须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表现为落后的供给能力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关键症结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观察我国当前发展显现出来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可以发现，这些都是高速增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突出反映。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升级了，但产品、服务等供给还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造成大量需求外溢。低水平供求平衡被打破了，但高水平供求平衡还未形成。在这个由低水平供求平衡向高水平供求平衡跃升的时期，又遇到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我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迫切需要抓住结构性问题这一主要矛盾，下大力气推进结构调整，并通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为我国和世界提供更优质更高端的供给。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中心工作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在既有经济结构下谋求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既有经济结构不足以支撑经济继续增长了，就必须调整、提升经济结构，才能使发展迈上新台阶。调整经济结构包括通过创新来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产品品质，也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和鼓励创新同样重要，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会形成对创新的激励，解放出大量被落后产能占用的资源，使之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可见，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是，一旦经济结构得到提升，经济发展的空间就会得到极大拓展。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体现在宏观层面，是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高；体现在微观层面，是企业通过创新提供新的供给、创造新的市场，或者原有产品成本降低、性能提升。可见，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调整经济结构，基础动力在于创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遵循新常态的大逻辑，当前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只有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才能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调控宏观经济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着力，两者具有不同特点。需求侧管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从需求端入手，着眼于解决周期性和总量性问题。其二，注重短期调控，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政府花钱刺激经济，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政府直接上项目等。其三，把经济发展更多看作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是宏观政策使然，相对忽略微观层面即市场主体活力的提升。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需求侧管理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不适应性。有时，经济之所以减速，是由于在快速发展期间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形成了过剩产能，是结构性问题，而刺激性政策起的是“膨大剂”作用，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甚至最终导致滞胀。
供给侧管理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认为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需要从供给端即生产端入手，通过调整结构解决问题。其二，认为经济发展更多源于企业的活力，把供给更多看作是企业的供给，而不是政府的供给，主张通过鼓励企业创新改善供给、释放需求。其三，着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要素配置、调整生产结构。
历史经验证明，在一般情况下，供给侧管理对于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往往是非均衡的，即资本、劳动力、技术流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地方，造成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发展过度不均衡是不可持续的，也不符合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着力解决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更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等来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它既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强调供给侧的同时，也不忽视需求侧。其中，着眼于供给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特征。以创新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使经济货真价实地发展，而不是虚胖。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因此，我们应大力推动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应沉迷于低成本扩张。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相应的体制和政策保证，必须加快推进相关改革，特别是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在改革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明确供给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其生产活动遵循效益原则和投入产出原则。只有某项供给对企业有利，它才会选择生产。即使利率再低，企业也不会盲目上项目；即使已经启动的项目，如果发现无利可图，它也会及时中止；如果损失不可避免，它会尽量减少损失。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和所掌握的信息，在优胜劣汰的严酷竞争下，企业会主动创新以提升产业、产品结构，也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以减轻负担。当前，应通过市场化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从而整体提升企业活力和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只有切实把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市场经济下“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这就是说，经济发展难免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破产、兼并、重组以及经济下行期对过剩产能强制性的淘汰，再一次占领市场的产能必然是更先进的。反之，如果市场机制不健全，甚至还有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的干预，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就会不灵敏，过剩产能就会积累。因此，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当前，对于市场体系相对健全、能够自动出清的领域，应放手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则将职能转变到营造良好环境、为社会问题托底上来。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尊重规律，鼓励创新。创新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但是，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对创新予以鼓励和扶持。创新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方向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对技术发展趋势和必须攻克的难关的预判是否准确，以及能否顺利攻克技术难关。二是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即使技术上的创新是成功的，但按照投入产出原则，市场能否接受还是不确定的。马克思把商品能不能得到社会承认称作一个惊险的跳跃。可见，创新需要鼓励和扶持。应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例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保创新者得到应有回报；营造褒奖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应当尊重创新规律，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使好的创新成果顺利脱颖而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
观点纵横
历史责任感：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
吴忠民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并非被动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依靠人予以推动的，尤其是需要依靠一大批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成员来推动的。一个社会能否得到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会出现一大批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历史责任感至关重要，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更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成员，来主动承担起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推动并成就改革发展大业。
历史责任感必然会激发出伟大的奋斗精神
历史责任感意味着必须要有历史的担当。在履行历史使命和职责时，必然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为了克服这些艰难险阻，就必须具有一种伟大的奋斗精神，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必要时甚至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近代，大批的仁人志士就表现出这样一种伟大的奋斗精神。鸦片战争使得中国逐渐沦为屈辱、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试想一下，一个曾经两千年走在世界前列、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有着伟大尊严的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怎样的状态：民族受尽屈辱，尊严荡然无存，民众生活苦难深重。至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仍会有痛彻心扉的感觉。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人民的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承担起历史使命，进行了伟大的奋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承载着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表现出一种举世罕见的伟大奋斗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这种极为坚定的信念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被激活成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奋斗精神。以红军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史诗为例：数万名红军面临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缺衣少食且武器装备极不对称的情形下，跋涉了两万五千里路途。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今人难以想象。其艰苦卓绝程度，是对人类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纵观世界历史，还没有哪个群体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18世纪美国国父华盛顿率领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军队，还是19世纪玻利瓦尔率领的拉丁美洲独立军，尽管其表现已经十分震撼人心，但客观上讲，其艰苦卓绝程度，同我们红军相比，仍然无法望其项背。正如文学家王蒙先生所说，“国耻国殇、生死搏斗成就了共产党，成就了社会主义，成就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如果共产党走到哪里都是顺风顺水、鲜花掌声，那肯定就不是共产党了。”诚哉斯言。正是凭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所形成的伟大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终结了屈辱时代，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
如今，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是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项伟大的历史事业，仍然需要我们进行伟大的奋斗。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中国人口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华民族的进步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这件事情更加激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
历史责任感有助于历史及时代坐标定位能力的形成
对于成就伟大的历史事业而言，固然需要伟大的奋斗精神，但是仅仅有奋斗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种清醒的判断能力，并据此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基本行动路线。
历史责任感有助于人们形成对现状及未来走向的清醒研判，进而有助于形成伟大事业的宏观构想亦即顶层设计，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基于特定的历史使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为了成就历史大业，就必然会注重对历史及时代的坐标定位问题，即：立足于现在，反思历史，面向未来，把握住时代的中心任务；注重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在特有历史时期当中，民众有哪些所思所想和利益诉求，有哪些是必须予以消除克服的主要障碍，解决问题有哪些可行路径，并贯通前后左右各种复杂事情之间的各种联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时代的清醒研判能力。对于当时的时代主题和民众主要意愿，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科学分析当时时代背景、发展趋势及主要问题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重大问题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语）。并且，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来满足当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最为普遍和迫切的意愿，以统一战线团结动员大多数社会群体。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宏观构想及行动方案是科学、切实可行的，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我封闭，都无法脱离现代化潮流而独立生存。基于历史责任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的时代背景及历史任务同样有着清醒的把握，提出要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一百年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现代化建设是时代的中心任务，其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而且，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及行动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历史责任感有助于学习意愿及学习能力的增强
学习是历史责任感的必然要求。为了履行历史责任和使命，就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我们这样前无古人、世所罕见的伟大事业，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而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就离不开学习。
只有通过学习，人们才能够形成与时俱进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尤其是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复杂多样并且面临众多风险的社会。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社会的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异质性成分越来越多。与之相适应，民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变数越来越多。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文明的迅速进步、社会各种能量的空前蓄积、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高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一种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民主化进程的偏激推进、极端文化对现代文明的抗拒等社会共同体层面的风险，也包括自然灾难、公共卫生危机、环境生态、技术发展的不可控等技术层面的风险。面临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人们往往会难以适应并难免出现本领恐慌的危机。而通过学习，人们可以认识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与时俱进，增强反思过往、适应新环境、实现目标、把握未来的本领和行动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不断成功履行历史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注重并积极倡导学习，使得学习成为党的一种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21世纪之初，我们党更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学习，积极提倡建立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逐渐从整体上将党政干部的学习予以常态化和制度化。重视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特有优势。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发现，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执政党能够像我们党这样热衷于学习。学习，不仅仅能够使得我们党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地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人还能够统一思想，加强团结，从而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和使命。
由上可见，既然历史责任感如此之重要，因而应当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历史责任感，让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如是，便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
林尚立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旗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问题。客观地说，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建构和运行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要经历一个实践探索、发展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民民主实践中取得长足进步，不仅强调价值原则先进性，而且强调制度化和法治化；不仅强调对党和国家的规范性作用，而且强调满足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要求；不仅强调开发人民民主的政治资源，而且强调开发人民民主的治理资源。正是在这种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国找到了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即能保障人民进行广泛多层次参与的协商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成果。
协商民主符合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套制度体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但它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已融入我国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平台。
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看，民主在中国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使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并保证中国在现代国家框架下保持内在一体性，实现构成国家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存与共生；二是发展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掌握、行使国家权力。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国民主的两个方面。没有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存与共生，人民就不可能联合成为有机整体，从而保障人民以整体的力量掌握国家权力；反过来，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联合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可见，从民主运行的内在逻辑看，协商实际上是民主原初的存在与运行形式；只有在协商出现困难的时候，人们才会用票决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选举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础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形式，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
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制度，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使其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有效将党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全面吸纳公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制度体系；充实和巩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拥有保障自己权利、实现自我管理、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基础与行动路径。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实践共同成长的，不仅成就了新中国，而且成就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实践。
显然，协商民主制度虽然不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全部，但它所观照的是人民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全局。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和发展协商民主制度，将对人民民主的实践和发展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推动作用。首先，协商民主制度将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有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与实践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直接地参与国家治理是人民民主作为新型现代民主的关键所在，日益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无疑将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有效保障。其次，协商民主制度将在中国社会更加多样化条件下，维持和增强社会活力，并保持人民团结、社会和谐以及国家统一，从而使多元的活力与一体的合力共同成为推动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再次，协商民主制度将使中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创造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行结合的民主运行体系，从而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民主实践有切实有效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最后，协商民主制度将为我国民主发展创造更多参与空间、制度平台以及工作机制，从而使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长久保持在稳定、协调、可持续的状态。总而言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战略部署，必将开创我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新境界。
协商民主展现了中国特色
协商民主是以人民广泛多层次参与为基础，通过公平、公开和规范的沟通与协商，创造有序公共生活的民主政治形式，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所以，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本质上是人民民主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得以有效运行与实现的重要形式，它既包含人民民主的本质规定，也包含协商民主的内在规定。这决定了协商民主在中国运行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作为中国的执政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且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所以，协商民主的展开，不论是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党的职能组织以及所团结的各民主党派，建立协商民主运作的组织与机制；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其基层组织及党所联络的各种社会组织，为协商民主运作建立覆盖面广、协调面大的组织与机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的强大动员力和整合力，是中国协商民主得以展开的重要政治基础。反过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协商民主则是在多样化社会巩固和发展领导地位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
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协商民主在本质上强调协商主体之间的政治平等。为此，必须确立共同的最高权威。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宪法理应成为最高权威，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活动，尊重和服从宪法。协商民主要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运行，成为促进和巩固人民民主的重要资源，首先就要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为此，应把所有协商都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平台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民主建设的关键是制度的创新和建设。
参与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动力。协商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协商在给人们提供广阔参与空间与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人们通过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身的利益。参与推动协商，而协商所具有的协调和团结功能，又使多元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得到有效整合。这样的政治过程决定了在协商民主条件下，参与就成为实现多元社会整合的重要动力。当然，这个动力能否产生积极的整合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商民主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所达到的完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协商民主对于制度化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权力运行趋向软化。在协商民主条件下，权力运行必然趋向软化。这是因为，协商意味着权力的运用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共议的过程，才能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具体来说，在协商民主条件下，权力的运用首先必须通过制度与程序的规范起作用，不能在制度与程序之外单独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制度与程序之中，权力的运用也必须经过协商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在利益多元条件下，政治过程所涉及的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甚至都代表着不同利益；权力要通过这样的政治过程达到目的，就必须通过协商来协调与整合不同利益要求，从而形成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利益要求的政治产品。实际上，权力软化的现象在我国已经出现，如听证制度、民主恳谈会、专家咨询会、政策对话沟通会等形式，这些机制的运行起到了软化权力的效果。
社会治理是多元共治。社会自治能力提高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前提，也是协商民主发展的结果。政府产生于社会，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从根本意义上讲是社会的要求。在社会无力自主、无力运用权力的条件下，政府对社会的单向作用自然可以被无限放大。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社会的自主能力。这种发展使得政府对社会的治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统治范畴，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社会的模式。新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为我国协商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协商民主也为这种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合理途径与形式。
公正成为政治过程的基本价值追求。协商的前提是平等，平等的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完成政治产品的生产过程。协商之所以能够成为可接受的民主政治形式，就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公正的政治产品。公正的本质不是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要求，而是在政治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共同遵守有共识的程序与规则，并充分尊重和考虑所有利益主体的要求。对于每个协商主体来说，公正的关键不是利益实现程度的问题，而是协商结果可接受程度的问题。是否接受协商结果，不仅取决于协商结果本身，而且取决于是否接受协商价值与过程。所以，在接受协商结果之前，人们必须首先接受协商本身，即对协商民主形成基本的共识。
政治结构从纵向向纵横结合发展。有学者认为，政治有纵向性与横向性之分。纵向性体现为权力、统治、命令、强制、政府、国家；横向性体现为公众舆论、参与、选举、公民表决。显然，协商应该属于横向性政治的范畴。这种划分有助于展现政治结构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用力取向。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我国政治结构可以看到，一旦广泛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全面展开，在协商的政治逻辑作用下，参与、自治、协商以及合作等政治中的横向因素将不断增长，这必然促使我国政治结构从侧重纵向结构向纵横结合发展。在协商形成合作共治的大趋势作用下，横向结构的地位与作用将不断增强，进而推动我国政治结构更加完善。
竞争民主必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制度，一方面要把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使得协商的精神与原则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础，从而在已有政治协商的基础上，发展出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等各种协商形式，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资源和广阔的政治空间。
以人民与社会为根本决定力量的现代民主政治，不管以什么形式展开，都必须经历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过程，即权力委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行使了手中的权力，受委托者合法地获得了掌握和运行人民委托给国家权力的资格。这个过程的基本形式就是选举。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就难免要与竞争联系在一起。竞争是民主的重要条件，但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不是有竞争就一定有民主。民主的充分条件在于：人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拥有自主权，以及他们所组成的社会是决定国家的力量，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权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所以，概括来说，人民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自主以及由此形成的在政治领域对国家的决定权，是民主的充分条件。
竞争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民主的全部。所以，不能是竞争决定民主，即从竞争出发来设定民主的形式；相反，应该从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设定竞争。竞争是民主的手段，民主是竞争的目的。从民主发展的实践来看，目的决定手段，即民主决定竞争。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只有搞西方式的多党竞争政治才能达成民主的主张，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就是手段决定目的的错误逻辑。民主目标的崇高性与竞争手段的局限性，决定了在民主与竞争的关系上，所有逻辑起点应该是民主而不能是竞争。竞争对民主的决定作用，是在民主决定竞争的前提下展开的。如果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把这个逻辑倒过来，即从竞争出发来安排民主，那么，任何民主的成长都将是困难的，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
在我国民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竞争民主必须时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把竞争建立在协商基础上。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作者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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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略论
谭虎娃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为凸显，我们党要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与严的规矩。首先，党在延安虽然有着十三年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无孔不入，加上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大量发展党员，大批农民、青年学生涌入党内，“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处理好党的发展与组织建设问题。其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在这种合作中只有依靠铁的纪律严的规矩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腐化，才能保证理想信念的坚定和独立自主的发展，才能防止党“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再次，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而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靠刀枪，要靠纪律”。
遵守纪律是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种自觉的，但又是强制的要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多次阐述，他在《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提出：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强制的，不准许有不执行党的决议的人和小组织；他还强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从毛泽东、陈云等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每个党员都应自觉遵循党的纪律。这种自觉正如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另一方面光靠觉悟还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此，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整顿三风》中既幽默而又严肃地强调：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
遵守党的纪律就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1939年4月5日，陈云在中央党校讲授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提纲中指出，破坏纪律的人往往有以下几种借口：一是以上级政治上正确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二是以对方能力大小作为守纪律的条件，三是以地位高下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四是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有了这些借口或所谓的根据，党员不守纪律，党的决议往往成为一句空话。后来，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补充：“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当时，党员刘力功不服从组织让他到基层工作锻炼决定，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党组织在与他多次谈话，其仍不断找借口推诿，甚至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的情况下决定开除其党籍。1939年5月23日，陈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一文，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发表，教育党员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
遵守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更要落实到每一位共产党员平时的一言一行中。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共产党员日常的言行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成为纪律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严格要求每一个党员的一言一行，全党才能团结统一，“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从而有了七大召开时会场里悬挂的“同心同德”这一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有力武器。党员个人的一言一行，看似无足轻重，但实质上它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是否遵守党的纪律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切入点。正因为如此陈云才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高级领导，都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内没有“特殊人物”。在遵守铁的纪律问题上，普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是没有区别的，尤其是影响更大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成为表率。1937年10月，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大捷获得空前荣誉之际，延安抗大发生了参加过井冈山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杀人案。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要求处以极刑来教育党、教育红军。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939年5月，陈云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章规定的“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意为“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陈云不仅这样来要求别人，自身也时刻践行这一要求。1941年2月，王明致信陈云，要求中国女子大学学生归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去的比例降低为25%。次日，陈云在复信中指出，这是“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的“一视同仁”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纪、不能搞特殊化的表现。
制定和完善党的规章制度，起到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根据这一思想，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重申了党的纪律，特别强调全党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40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开除党员党籍是党内纪律制裁的最高表现，明确了对党员开除党籍的严格的组织程序。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主要标志，其中第四个就是“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陈云更是强调：“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
（来源：《光明日报》）■
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高东璐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经过80年的岁月洗礼，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
一、进行军事上的战略大转移，实现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转折
长征是在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实行错误的军事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危局的紧急关头被迫作出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继而转为保守主义，与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使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进行西征，并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也因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于敌人重兵压迫，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由此，南方红军各部分别开始长征，战略转移由局部发展为全局。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中央红军原计划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在贵州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意图均未能实现。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各部红军转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会师，并由局部会师发展为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红军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的队伍，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推动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转折。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更不会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长征，无可置疑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二、形成中国革命成熟坚强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却不顾严峻形势，仍然坚持进军湘西。当时，蒋介石已以20万重兵在沿途重重设伏、张网以待。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支持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把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后面，争取了主动。在挫折和胜利的反思中，党和红军开始酝酿改变错误领导，以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深刻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毛泽东协助军事指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落脚，以开创革命新局面，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全党和红军官兵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撤销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党中央同张国焘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奠定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坚实基础
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自“九一八”事变始，中国共产党就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开始筹划进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准备。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倡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表示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全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会议提出，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会后，党中央开始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率先在西北达成了停止内战协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参加抗战的战略集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红军继承者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光明前景。
四、铸就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树立永恒的人类精神丰碑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但始终打不倒、压不垮，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表现出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面对长期缺粮缺衣缺药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干粮让给同志，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生命，表现出了团结友爱的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长征铸就的革命精神，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长征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人民心中，长征成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代名词。长征不仅激励了中国人，也吸引和打动了外国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长征誉为“震惊世界的行军”。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直到今天，长征精神依然震撼、净化着人们的灵魂，许多人自发踏上红军当年的长征之路，体验长征精神的巨大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要始终高擎长征精神的火炬，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书写强国强军的时代篇章。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纪委书记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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